精英統治一直是個崇高的理想。正如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用他政界朋友聽起來能接受的說法所表達的那樣：“精英統治意味著由聰明、富有的人以及出色的人組成一個政府。”
事實上，很難提出任何比“最好的統治”更好的建議。隻有一個困難。在一個特定社區常常很難發現誰真正是最聰明的人和最出色的人，最富裕的人倒是很容易找到。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時期，當情緒失控和慷慨激昂的演說暫時蒙蔽了甚至最明智的人們的理智時，這種口號或相反的口號，容易受到認真對待，並且成為當代倫理道德規範的一部分。
現在的我們，認為民主製是所有政治折中方案中最好的一種方案，我們可以客觀地回顧我們曆史的那個時期，不帶偏見地研究當時的事件。這樣就清楚了：我們憲法的製定者竭盡全力設計出一種盡可能像立憲君主製的製度，而且他們采取一切措施以免當代君主的職位落入任何一個不能完全勝任這個顯要職位的人手中。
他們小心謹慎，他們盡量避免對行政機構的人們施加任何直接影響，雖然他們在理論上熱愛但是實際上並不信任甚至有些憎恨這些人。他們根本就沒有大膽宣布任何這樣的意圖。但是他們把這件事交給各個州議會處理。各個州議會，製定出辦法和途徑，既能使其公民能夠借此選舉出少數選舉團成員，但是又不賦予較窮的階級太大的權利。這些非常受尊敬的選舉團成員聚集在一起，不受他們選民的任何指示的約束。他們會說：“我們認為，那個地方的某某閣下是最適合擔任總統職務的人。因此我們請求他在今後四年裏擔任我們國家的元首。”
1789年的選擇當然沒有異議。到處都在喊“喬治·華盛頓”的名字。
但是任何人都無法單獨處理一個幾乎四百萬人的政府的所有具體事情。他需要助手。
華盛頓非常謹慎、睿智地挑選他的部長們，並且不讓他的個人偏好影響自己。約翰·亞當斯當選副總統，可是他卻不願意幹。托馬斯·傑斐遜被任命為國務卿。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則負責處理一連串無效的大陸會議——一個徹底枯竭的國家寶庫——留下來的使人非常為難的遺物。
漢密爾頓非常稱職。他少年時期住在聖克羅伊島的親戚家裏。當他的雇主暫時外出時，他就被留下來照料一個生意興隆的商業公司。他幹得很好，引起了幾個好心人（不是親戚）的注意。他們給他足夠的錢讓他離家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去讀書。如果沒有這次好運（好運是他自己的能力帶來的），很難說他會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他母親原籍法國，最早嫁給聖克魯瓦島上的一個丹麥種植園主。後來她離開了，成為聖克裏斯托弗島上一個名叫雅姆·漢密爾頓的男人事實上的妻子。她和他移居到內維斯島，亞曆山大及其兄弟雅姆就出生在那裏。
1768年，母親去世，父親破產。這位少年就多少有點任憑自己隨意發展了。
當革命爆發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才待了很短一段時間。他主動提出要當誌願者，並在短時間內表現出很強的軍事才能。結果，他被任命為華盛頓將軍的參謀班子的一名中校。四年後，他當上那位紳士的機要秘書和主要助手。
1780年，他成為紐約州北部一個古老的荷蘭家族的女婿，並開始做律師，他開始從事阻止社會陷入地道的民主黨人心中非常珍視的那種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的工作。他極其適應這樣的政策，因為他本人就是移民。因此他對任何一個特定的州或國家都沒有那種奇怪的忠誠。這種忠誠是，他的多數在當地出生的同代人首先是個田納西州人或羅得島州人，然後才是一個美國人。但他沒有這種忠誠，對那個他十五歲時就已經離開，並有各種理由憎惡的西印度群島的一個小火山島。其結果就是，他沒有受到那種可怕的叫作“地方愛國主義”的煩惱的困擾。而且他很容易把合眾國看作是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個由獨立的小公國——它們每一個都認為自己比鄰居稍微好點——組成的鬆散的聯合體。
漢密爾頓在某種程度上是見過世麵的人。對華盛頓來說，他的重要性體現在，他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從事國際商務數年，因此他懂得所有商業關係都牢固地建立在被稱作“信貸”的相互信任的基石之上。
各州議會的議員太容易忽略這個使人為難的事實，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農民，他們習慣於簡單的易貨貿易形式。從孩提時代，就有人教他們不信任甚至憎恨大城市裏的放債人，這些人隨時可能取消抵押權使一個家庭破滅。對於他們來說，金錢、匯票和支票的實際作用一直是個謎，它們是非常可疑的東西，是撒旦發明的。他們當然喜歡有錢，喜歡有很多的錢。錢可以使他們買有用的東西。似乎沒有它就無法打仗。但是一旦運往美國的作為國家一部分貸款的法國法郎和荷蘭弗羅林安全到達他們手中，並且作為付給陸軍和海軍的付款支票發揮了它們的作用，那麽對它們的興趣就沒有了。對那些外國銀行家的興趣也是這樣。外國的銀行家們，現在仍然對他們稱作“他們的風險”的令人傷心的話題滔滔不絕，當他們想到這些忘恩負義的事情時，依然會流下心酸的眼淚。
如果公道地對待瑪門[1]的兒子們，他們就會有各種理由感到擔憂，甚至會遭人厭惡。當漢密爾頓就任國庫部長時，國家的債務高達大約77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個龐大的數目。大部分債務是美國公民手中持有的票據，欠外國銀行和政府1200萬。各州自己另外還有2000萬債務。
欠美國人的錢造成的困難最大，因為持有此類票據的人經常需要現金，這樣他們就想以其實際價值十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的價格把他們的索還權賣給投機商。如果政府現在要贖回那些票據（正像有人建議的那樣），投機商將賺到數百萬，並且最初的所有者（當他們把自己的積蓄交給國會保管時，他們受到非常崇高的愛國主義的激勵）將淪為赤貧者。
那麽，這樣就立即出現兩派。一派讚成漢密爾頓的計劃，完全繼承所有未償還的債務。追隨傑斐遜的另一派，反對這樣的政策。最後，在喝著一頓豐盛的晚餐中提供的咖啡時，兩派達成了妥協方案，這種妥協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傑斐遜先生同意支持漢密爾頓的債務處理計劃，而漢密爾頓先生說他將支持傑斐遜先生修建一個新首都的提議。新首都將建在波托馬克河邊上，遠離東部嚴重的汙染。
然而，漢密爾頓對這個初步勝利並不滿意。合眾國的財政肯定是要建立在一個牢固的基礎之上，新國家不能成為一個負債的公司，否則，共和國永遠都別指望維持獨立。漢密爾頓無法想象一個國家怎麽可以沒有國家銀行。威尼斯因為有了裏阿爾托而變得繁榮。英國政府在發生危機時依靠的是英格蘭銀行。瑞典從十七世紀中葉就設立了瑞典銀行。從人們能夠記起的時候開始，荷蘭就通過阿姆斯特丹銀行做生意。但是合眾國將成為一個沒有自己的銀行的國家，隻是因為那些不可能明白比一個水果店更複雜的任何一樣東西的作用的農民，或者那些不相信“把所有錢放在一個地方”的想法的農民，反對它。
顯然這是荒謬的。
1792年，作為華盛頓內閣智囊，漢密爾頓有了他的銀行，它建在費城。銀行的原始資本不多，卻足以滿足當時所有的需求。
但是隻有一個銀行是不夠的。
還必須為聯邦政府提供某種固定的收入來源。聯邦政府現在有責任提供先前由英王陛下的議會提供的多種服務，因此它經常需要現金。
向外國貨物征稅的觀點並不新鮮。源自阿拉伯語的“tariff”一詞（最初的意思是“存貨清單”）表明，這種製度早在中世紀早期就出現了。
幾乎其他所有國家都有關稅。
漢密爾頓建議合眾國也應該有關稅。
建議再度遭到南部和西部農業地區的強烈反對。農民和種植園主聲稱，保護性關稅隻會使沿海地區的製造商受益，並且給農民增加額外的納稅負擔。
於是，漢密爾頓自行其是，采取適當措施，向賓夕法尼亞邊遠地區——那裏的人剛剛把過去喝的朗姆酒換成威士忌，他們習慣於蒸餾他們喜歡的任何酒——的威士忌征稅。這件事導致很多槍擊事件和一起騷亂。華盛頓總統動用了五千民兵才平息了騷亂。
在所有“頭腦清醒的人”看來（就像華盛頓總統喜歡稱呼他們的那樣），合眾國現在成了一個獨立的有自尊的國家。但是，那些毫不在乎他們是被稱作“頭腦清醒的人”還是“頭腦不清醒的人”的人，很難不嚴重關注未來，尤其是在看到一個獨立國家總聯盟轉變成一個高度集中的冒牌君主製的時候。
沿海地區與邊遠地區之間、放債人和借債人之間、城市和農場之間以及貴族派和民主黨人之間原來的爭吵，再度全麵爆發。隻是到這個時候，兩派才團結在一個明確的計劃周圍，並且有了新的稱呼。那些站在華盛頓、亞當斯和漢密爾頓一邊的人——就是說，那些相信一個強有力的由出身高貴、有教養和富裕的人領導的中央政府的人——叫作聯邦黨人。那些把托馬斯·傑斐遜看作其精神領袖的人——即厭惡各州應該將它們的部分傳統主權讓渡給新成立的聯邦政府的觀點的人們——那些相信出身低微、地位低下以及被剝奪了合法權利的有優秀道德的人們，叫作反聯邦黨人。但是，由於聯邦黨人通常應該讚成恢複一種溫和的君主製，反聯邦黨人更進一步，因此他們用對比法稱自己為共和黨人。
1795年，傑斐遜退出內閣之後，兩派之間出現的爭吵使華盛頓任職的剩餘幾年非常不愉快。
雙方在爭吵過程中根本不顧及文明社會的禮節。
那些在紐約、費城、波士頓、哈特福德和查爾斯頓等大城市，希望看到合眾國變成世界主要製造大國的人，指責傑斐遜是個危險的煽動家、思想自由的人和自由**主義者，是個在法國生活時間太長並且變得過於迷戀法國思想因而不是一個熱愛美國的徹底的愛國者。
邊遠地區的人們厭惡東部地區所有這些信以為真的恩惠，因為這些恩惠使他們過多地想到他們終於擺脫了那些歐洲的條件。他們以強大的力量和熱情進行了報複，給華盛頓及其顧問們取了大量綽號。那些有插圖的日報竟敢以破折號和星號刊登其中最具毀謗性的綽號。
所有這些都非常不幸，但是這僅僅是開始。
在法國，那些僅在幾年前遠渡重洋讓他們的寶劍聽候美國叛亂者支配的同一些年輕人，現在麵臨他們自己的一場革命。他們的國王被斬首。他們的君主製被摧毀。他們的國家被宣布為共和國。他們當中沒有被殺的人都在國外流浪，試圖找到一份教法語、製作糕點或教人禮儀的工作來謀生。
英國的君主製以勉強讚同的態度看待饑餓和被忽視的人們對那些他們視作折磨他們的人施暴。美國殖民地居民的老朋友埃德蒙·伯克走得更遠，他鼓動開展一場徹底的運動，反對膽敢起來反對他們的合法君主的那些人，那些人竟然以他們新的理想主義的全部力量**滌了世界上帶有中世紀和封建主義味道的所有東西。
兩國的關係很快就變得非常緊張，戰爭不可避免。1793年，法國和英國陷入公開衝突。
對於普通法國人來說，當時落到合眾國人民頭上的義務非常簡單。十年之前，法國以一種崇高的姿態，援助處於困境的美利堅民族，並且向它奉獻出了可以使殖民地居民獲得獨立的大量金子和鮮血。
現在法國四麵受敵。當然美國人將急於報答法國。但是，天啊！可憐的法國人非常失望。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紐約做出的唯一姿態，就是華盛頓輕輕地抬起右手，簽署了一份公告，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在法蘭西政府和喬治國王目前的衝突中保持“嚴格和絕對中立”，無論在語言上還是行動上都要不偏不倚。
這樣的決定似乎有悖於那個非常正式的條約的所有條款。條約不僅宣布美國是法蘭西的盟友，而且還給美國人民規定了一個保護西印度群島法國人財產的義務，並且向法國武裝民船及其戰利品開放美國所有港口，同時不讓它的敵人進入港口。
普通的法國人會認為，這樣的中立宣言似乎有悖於古代所有行為守則。但是，正如法國人很快就從他們新近任命的外交代表發回的報告中知道的那樣，它是國內法。
這個和藹的名叫埃德蒙·夏爾·愛德華·熱內的年輕人到達美國時已經做好充分準備，要當類似第二個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人，在哈得遜河岸上重溫那個著名印刷商在塞納河畔取得的成功。富蘭克林獲得了自由活動的權利，他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他獲準可以借錢，向武裝民船提供裝備，直接向法國人演講以便為他在美國的朋友贏得他們的同情。
當然，熱內要年輕得多，不能指望那位和藹可親的費城老人擁有的個人追隨者。但是合眾國政府還欠法國數百萬美元。因此熱內說，這筆錢現在可以交由他領導的法國使節處理，用以針對英國和西班牙的一場小小的秘密戰爭，而且美國將變成法國在西方的一個補給基地，正如十年前法國變成了那些把戰爭打到歐洲水域的美國人的補給基地一樣。
開始的時候，事事進展順利。
熱內從查爾斯頓上岸。那個地區的人在英國入侵者手下遭受巨大痛苦。他們強烈表明了對法國的忠誠和感激之情。熱內的費城之行就像一次勝利遊行。但是，他一踏上聯邦臨時首都的土地，麻煩就開始來了。
中立宣言並沒有取消。當他詢問他的國家與合眾國之間簽署的那個神聖條約的情況怎麽樣了時，他被告知條約是合眾國與法國國王簽訂的，由於法國人民決定殺掉他們的國王，條約也就中止生效。
當他要求得到美國仍然拖欠法國的部分“他可以用到西印度群島奴隸起義中的受難者身上”（事實上，他可以武裝幾支未經批準的針對英國和西班牙遠征隊）的款項時，漢密爾頓先生斷然拒絕了他。
當他的武裝帆船載著戰利品進入美國的一個港口時，英國公使趕緊找律師得到法院禁令，阻止他們入港。在極其絕望之際，他直接致信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員（在他看來，他們是民意代表），國務卿給他寫了一封措辭非常唐突粗魯的回信，並且給巴黎捎話，要求督政官召回他們的特使。
這還沒完。第二年，按照法國人解釋的條約義務，應該與英國交戰的美國政府派遣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傑伊到達倫敦，受命商定合眾國與大不列顛簽訂一個友好、商業和通航條約事宜，並且允許往日的敵人變成忠誠的朋友。
當歐洲報紙報道了此事以後，不僅巴黎咖啡館裏充滿對這個見利忘義的無恥的共和國的辱罵聲，而且美國也出現自獨立戰爭之初那些讓人驚慌的日子以來從未見過的憤怒浪潮。
眾議院甚至走得更遠。要求得到這個據說幾個月前已經在倫敦擬定好的罕見的文件的副本。結果它被告知，簽訂條約的權力超出了眾議院的管轄範圍，而且在那個令人敬畏的機構的成員被提請討論其執行條款時他們就能看到它，但是提前一天也不行。
漢密爾頓以及總統的其他顧問們徒勞地想使公眾相信，簽訂傑伊條約是件絕對必要的事情，如果沒有它，歐洲大戰的複雜化和影響可能導致英美之間爆發敵對行動。共和黨人絕對不滿意，公眾的激動情緒一直持續到1796年新的選舉到來之時。
有人請求華盛頓連任第三屆總統，但是他拒絕了。並非是因為他認為任何公民三次連任總統是不合適的，而是因為他累了。他想回到自己家裏，睡到自己的**，在自己的飯桌上吃飯，享受一下與家人在一起的已經不多的天倫之樂，要不就太晚了。
他已是六十四歲的人了。在過去二十年裏，他從沒有休息片刻。這二十年裏，充滿了無休止的戰鬥、辯論、會議、誤解和辱罵。
就在他放棄那著名的四輪大馬車以及他擔任的四個高級職務之前，他發表了一個公開告別辭，這有點像一種政治聲明——為了他非常熱愛的以及（力所能及地）為之做出巨大犧牲的那個國家的利益而發表的。
他敦促朋友們少考慮各州自己的利益，多考慮一點共同的國家。
他懇求他們不要讓十足的黨派偏見影響他們所有的決定。
他接著告誡他們，要警惕那個廣袤的歐洲大陸的人們。他從未相信過他們，他也沒指望他的國家從他們那裏得到任何好處。
“歐洲，”他這樣寫道，“有一係列與我們沒有或者隻有非常遙遠的關係的基本利益。這樣，它必然經常陷入爭議之中，爭議的原因對我們來說基本上都是陌生的。如果是這樣，根據這種人為的關係，我們就會使自己卷入它那日常變化無常的政治或者那些分不清楚的友誼與敵意之中。我們真正的政策是避免與外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結成永久聯盟。”
1797年3月14日，馬薩諸塞州的約翰·亞當斯就任總統。華盛頓出席了就職儀式。儀式結束後，他跟在總統和副總統身後步出大廳，乘馬車趕回弗農山莊。
兩年後他死了。他死得安寧、平靜，幾乎與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從容。
[1] 瑪門（Mammon），古迦勒底語，意思是財富。這裏指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