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簡明牛津詞典》的解釋，“revolution”一詞意為：“一場徹底的變革，倒轉，形勢的大轉變，根本性的重建，尤其指一個新的統治者或政府的臣民強製性取代舊的統治者或政府。”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定義，那麽美國在1775—1783年間以及法國在1789—1795年間經曆的就都是一場正式的革命。這兩個國家都發生了徹底變革，形勢出現巨大轉變，開始一場根本性的重建，一個新的統治者或一個新政府的國民強製取代了一個舊的統治者或一個舊政府。
因此，指望這兩個姊妹共和國迅速變成朋友就成為一種很明智的做法。
他們生活在世界上兩個不同的地方。
他們並非商業上的對手。
在美國起來反對宗主國的日子裏，法國向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務。
但是，出現的情況卻截然不同。
大洋兩岸的雙方領導人必須明白，一場革命可能隻是一場革命，但是也可能是某種截然不同的東西。當這樣的重大事件發生時，當時的觀察家難以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他們就像戰場上的軍人，周圍一片混亂，到處是煙霧和亂糟糟的聲音。如果他們很幸運能夠幸存下來，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後，可能某個稱職的曆史學家會告訴他們那場戰鬥的具體情況。
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法美之間的令眾多誠實的法國人和美國人迷惑不解的那種敵意的根源，我們已經釋然。
在美國，革命意味著統治權發生了變化。這使財產擁有者、貴族派和上層階級掌握了新國家的權力。
在法國，革命意味著統治權發生了變化。這使被剝奪了應享權利的群眾、民主人士、從貧民窟出來的貧苦大眾掌握了新國家的政權。
在美國，新政府由諸如華盛頓、亞當斯和漢密爾頓這樣令人尊敬和有很強償付能力的公民組成。
在法國，執掌國事的人中，一個是出生在地中海一個半蠻荒的小島上、身無分文的人，其父是個破產的公證員；一個是一貧如洗的工程師總管；一個是後來變成投機商的破落貴族；以及其他幾個沒有特殊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政治家，這些人都稍微有點精力不足。
在方式上，兩場革命之間也存在驚人的差別。
美國人有三千英裏長的水域作為屏障，使他們免遭敵人的進攻。法國人則和他們的敵人是鄰居。
美國人一旦打贏了頭幾場戰鬥，就能放手去幹。要麽沒有武器要麽沒有軍隊的保王分子都逃到了很遠的地方。他們逃往新斯科舍和英格蘭，而且幾乎立即就不再被看作是個現實的危險因素。
然而，在法國，國王、貴族、神職人員和農民玩弄的陰謀導致出現一種恐慌狀態。在此期間，人們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的襲擊，一直對那些可怕的暴行深懷內疚。
兩國都吹噓進行了一場非常徹底的大變革。然而，它們相距如此之遠，因此它們不可能指望能夠相互理解。
美國新政府搬進了殖民時期一個宏偉大廈的前廳。而法國統治者，有一半人因疲憊和睡眠不足已經死了。他們在一個破舊皇宮的幾間地下室和閣樓上處理國事。
上午喝咖啡的時候，約翰·亞當斯先生和他尊貴的妻子——娘家姓阿比蓋爾·史密斯，仔細閱讀著美國駐巴黎公使古弗尼爾·莫裏斯先生的來信，得知那位紳士試圖使國王和王後擺脫郊區那些暴徒和流氓的努力是怎樣失敗的，國王和王後以前的臣民怎樣像對待普通罪犯那樣對待他們，這些以前的臣民——他們穿著時髦但滑稽可笑的褲子，根本不戴假發，但是他們的槍上佩著長長的閃閃發光的刺刀——現在怎樣橫行於整個文明的歐洲。他們宣揚那些極端荒謬的“平等”和“博愛”原則，那個不幸的傑斐遜先生一直都在念叨著的“平等”原則。然後他們可能隻是搖搖他們那高貴的頭，對往日一個令人尊敬的民族目前墮落成幾乎與支持那個卑鄙的上尉丹尼爾·謝斯領導的起義的那群人一樣卑劣和肮髒而深感遺憾。
不久，亞當斯先生搬進總統大廈，之後他便發現，他的數百萬同胞事實上正在為這些現在統治著貧窮和受到**的法蘭西的殺人犯、竊賊喝彩叫好；擁護共和政體的雇傭文人寫的關於法國憲法的優點、法國軍人的勇敢、法國婦女的忠誠的冗長文章充斥報紙。他因此比以往更加堅信，這個國家瀕臨內戰邊緣，按照新聞界的說法，到了該做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事是什麽，總統和他的顧問都說不清楚。但是命運給了他們一個徹底的驚喜，他們非常敏捷地抓住了機會。
熱內在美國的冒失以及莫裏斯對波旁家族的喜愛，使得兩國之間相互沒有了外交代表。約翰·亞當斯清楚地知道，美國在經曆漫長和精疲力竭的獨立戰爭之後，多麽需要休息。他斷然拒絕卷入戰爭。為此，他做出一個“好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的討人喜歡的姿態，派遣約翰·馬歇爾、埃爾布裏奇·格裏和查爾斯·平克尼組成一個肩負和平與善意使命的普通使團出使巴黎。他不指望他們能夠滿載而歸，但是一種表麵上的親密關係比目前半敵對和非正式的爭吵對兩國都更有好處。
這三個美國人到達了巴黎。此時，法國因喪失海軍力量深感痛心，而且對傳說中的美國港口官員允許載有法國戰利品的英國戰艦入港感到非常憤怒。更有甚者，正如法國人沒有忘記給他們大西洋彼岸的訪問者指出的那樣，美國似乎對英國人使用一種原則，而對法國人則使用另一種原則。因為隻要法國人一接觸開往英國或英國一個殖民地的美國船，他們肯定就會接二連三地收到來自華盛頓的憤怒的信件。但是無論英國抓獲多少美國商人，美國政府甚至都從不提抗議。美國駐倫敦公使反而繼續與英國外交大臣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係，而且，人們還會經常看到他與那位傲慢的顯貴友好地在一起喝茶。
美國使節本來可以對此做出各種各樣的回答。他們本來可以回答說，沒有海軍的美國政府會更直接地受到英國人而不是法國人的擺布；美國駐倫敦公使一直都在抗議英國海軍在公海采取的非法行動，即使他偶爾與外交大臣共進晚餐時也是這樣；等等，諸如此類的話。但是由於他們是作為和平先驅來的，他們聰明地避免開始一場可能不會帶來任何實際結果的爭論，並且帶著某些可能解決所有懸而未決的難題的計劃去找各個局長。
假如在這個不恰當的時刻，他們能夠不去關注被法國人稱為“巨額融資”的東西，那麽他們可能就已經成功了。
“巨額融資”是與普通銀行業和典當業不同的某種東西。它幾乎是依賴於戰爭而興盛起來的。各國政府突然發現，自己急需大筆資金。一大批一大批的國際騙子趕到他們的首都，帶著荒謬的援助提議，纏住他們的部長們，用這樣一個陰謀網包圍這些可憐的官員。隻有那些非常堅強和機智的官員，才有可能躲過這個陰謀網而不會受到牽連或其名譽不受損害。
美國的三位代表發現，自己被四個非常頑固的“巨額融資者”纏上了。這四個人向他們保證說，他們有內幕消息，能向美國人提供重要服務——當然要給報酬。這非常符合十八世紀後半期人們玩弄的外交遊戲規則。偶爾給外國公使送點小費是習慣性做法。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用飾有花邊的袖套和花手帕包一個當時的鼻煙盒送人。如果盒子裏碰巧塞滿金幣——那很好，因為那時受禮者可以給自己買些上等的“哥本哈根鼻煙”，甚至還能餘下點錢付車費。
按說，他們早就應該給巴拉斯幾個美元。巴拉斯是個很有影響的人，據說他花錢大手大腳。但是除了這份私人賄賂，督政官們還暗示，美國應該向法國提供一筆數百萬美元的貸款，他們斷然拒絕。這樣一筆交易本來意味著破壞中立，這可能導致英美之間發生戰爭。而且，一個沒有自尊的政府可能會使自己受到非常粗魯的訛詐。
迄今為止，人們仍不知道整個陰謀的細節。但是，當美國特使與法國中間人之間的信函到達費城後，聯邦黨的領導人認識到，督政官們免費提供給他們一種絕好的政治武器。他們出版了所有信件，去掉了寫信人的真實姓名，用X、Y、Z來代替法國官員的簽名。然後他們找到共和黨人說：“看看，你們那裏的朋友就是這種人！這些就是你們深為讚賞的人！”
他們並沒有到此為止。他們在這個令人興奮的時刻通過了很多避免共和黨人對這個國家產生進一步不滿的法律。這些措施中的第一個措施，即所謂的《外僑法》，延長了一個人要成為美國公民必須在美國居住的年限，並且將這段時間由五年延長到十四年。它賦予總統逮捕或驅逐他認為不合適的外國人的權力，而且它允許聯邦當局逮捕或流放任何一個屬於美國正在與之交戰的國家的人。
第二個法律，即著名的《煽動罪法》，將那些出版虛假、誹謗或惡意地反對合眾國政府、總統或眾議院的書麵材料的行為，或者那些煽動反對國會或總統的任何合法行為的行為，或者那些幫助任何外國勢力反對合眾國的行為，統統定為犯罪，將受到囚禁或罰款處罰。
這些法律給很多愛爾蘭流亡者在美國報紙上責罵大不列顛政府提供了借口，但是這些責罵過於極端，使很多人產生了失望的情緒。七年裏，摧毀中央政府獨裁權力的全部工作似乎都是聯邦黨人大筆一揮來完成的。新的法庭頒布的法令上的簽字是“約翰·亞當斯總統”而不是“喬治國王”。除此以外，顯然什麽都沒有改變。與憲法條款規定相反，共和國公民現在被剝奪了言論自由權，新聞界將失去它所大力吹噓的自由。
好管閑事的聯邦法官開始在很多地方將激烈批評政府的無辜公民判刑；以出版批評總統某個法令的社論為由，判處編輯監禁。此時，由於這個國家的比較民主的部分人的憤怒，國家感到了一種威脅，一種**的威脅。
反對派的核心人物是托馬斯·傑斐遜。自從退出華盛頓內閣後，他一直平靜地生活在他位於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附近的莊園裏。他那幾乎基督教徒的苦行生活，使他遠離他所喜歡的政治遊戲。
這位精明的老先生酷愛寫信。他寫信時帶有十八世紀很多哲學家和科學家的風格。他每天都與共和黨內所有的傑出人物寫信。他影響著每一個行動。他授意在共和黨人的報紙上發表社論。每當他的黨的領導人不知道奉行什麽政策時，他們周末就聚到蒙蒂塞洛，一邊喝著波爾圖葡萄酒，一邊討論迫使他們的貴族派對手就範的種種辦法和途徑。
因此，當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的州議員通過正式決議，宣布《煽動罪法》因直接違背憲法條款而無效時，人人都認出那些語言流暢但非常危險的“拒絕執行”文件中有傑斐遜那一手漂亮的字體。很多人說，這是共和黨人為消除這個國家日益增強的集權趨勢而進行的拚死努力，而這種集權恰是聯邦黨人極為珍視的。
很難說清楚，這兩個法律和有關拒絕執行的分歧，對未來的選舉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政治領域似乎也像自然界和時裝界那樣存在季節變化。冬天過後是春天，短裙子穿罷就時興長裙子，一屆富人政府之後就是一屆由窮人組成的政府。無論農民、裁縫或政客們如何努力，他們都永遠無法改變這種事態發展的正常進程。
在1800年的選舉中，聯邦黨人被擊敗，共和黨人取得了勝利。
有產階級預言，一個無政府時代即將到來。
邊遠地區的居民燃起篝火來慶祝“富豪恐怖統治”的結束。
亞當斯先生回到了波士頓，而傑斐遜先生打好旅行包，給位於華盛頓市著名的康拉德寄宿飯館的經理寫了一張便條，請求他們在第二年3月初給他保留一個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