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話說：“熱飯從來不能出鍋就吃。”
沒有一個激進的政黨，一旦大權在握，還會像在大選之前允諾的那樣激進。
在野的傑斐遜曾經反對采取一切形式幹預各州和個人的權利。上台後，傑斐遜馬上意識到，一個政府，除非它真正實行“管理”，不然就沒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去國會山發表演說，是乘著四輪馬車，還是乘著汽車，抑或步行，這些畢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個人是喜歡別人稱他“閣下”，還是喜歡較不正規地稱他“喂，湯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但是，當美國的總統，說得權威一點，當一個具有總統品質的總統說：“同胞們，這是國家的法律，你們選舉的立法機構正式製定了這種法律，我同樣莊嚴地簽署了這種法律。”此刻，他要麽看到他的意願得到了實施，要麽就成了一個無人理睬的孤家寡人。
傑斐遜總統碰巧是我們國家的總統中受過最好教育的總統之一，一個通曉曆史的人、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一個具有幽默感的哲學家，他了解美國的普通百姓，一如他了解他自己家的奴隸。他知道——自漢謨拉比以來的每個政治家都知道——製定一些明確的法律，然後全麵地加以實施，這遠勝於一大堆不切實際的法令和規則——它們自簽署之日起便成了一紙空文，因此受到不法之徒和法庭的公開藐視。傑斐遜上台之後，首先做的事就是，他在不會導致國家的全部政治和商業生活混亂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廢除聯邦主義法律，解雇主張聯邦主義政策的官員。
《煽動罪法》理所當然地遭到廢止。海軍一減再減，最後差不多化為烏有。大凡不是必不可少的公務員，政府鼓勵他們另謀職業。盡一切努力減輕這個國家的債務。
總統嚴格地把自己的活動限製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範圍之內，如果他需要同國會進行聯係，他就派信差為他送信。
不過，所有這些措施幾乎都同塞繆爾·蔡斯法官的彈劾案一樣，最後出現毀滅性的結果。蔡斯是《獨立宣言》簽署人之一，他患有高血壓，在暴怒之中利用《叛國和煽動反叛罪法》，把他的法庭變成了一個“星空法庭”。
這些事情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傑斐遜是一個積極有為的人物，他不會在失敗麵前一蹶不振。
然而，當他開始他的重建政策時，有一種現象引起了這個來自阿爾伯馬爾縣的生活樸素、出身蠻荒、不修邊幅、彬彬有禮的農場主的深思。他掌握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個事實不知出於何種原因總是未能引起其他試圖統治這個世界的政治家的注意，這個事實讓他明白沒有相應的經濟改觀，政治改善就沒有一點價值，也不值得為之傷神。
就拿法國來說吧。
在大革命之前，貴族乘坐漂亮的四輪四座大馬車，農民則安步當車。他們都沒有不平之感。這名貴族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祖母和他的教堂就已經告訴過他，乘坐四輪四座大馬車是他生命中注定的事情，而農民在他還睡在搖籃裏的時候，他的曾祖母（農民往往活得時間很長）和他的教堂則已經告訴過他，他們這種人從生到死都得步行。
到了十八世紀，人們對曾祖母和鄉村牧師們的智慧產生了懷疑。
伏爾泰們、狄德羅們、盧梭們開始發問：“為什麽一個社會的階層總是乘坐四輪四座馬車，而其他階層總是在泥路上跋涉？”
貴族本來可以避免隨後發生的危機，如果他們願意做出妥協，時不時地讓農民搭乘他們的馬車，讓他有足夠的錢買一輛屬於他自己的小馬車。但是，貴族在他們祖母和精神顧問們的學校裏學得時間太長，他們無法學習新的東西。他們的階層中一些比較聰明的先知先覺者警告其他一些人，可他們卻因此被稱為“令人生厭的激進分子”，而且還被掃地出門。因此，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一場革命爆發了。立法機構頒布法令，農民獲得了與貴族平等的地位。
但是，這樣就可以乘坐四輪馬車了嗎？
不，不是的。
法令告訴他，如果他願意，他可以乘坐四輪馬車，這塊土地上沒有一部法律說誰應該乘坐馬車，誰不應該乘坐馬車。但是，一個人為了乘坐馬車，他首先必須能夠買得起馬車。貧窮的農民盡管在理論上擁有這種權利，但是，他缺乏購買和養護一個小小的馬車所需的實力。
現在，不是一個社會階層步行，另外一個階層乘坐馬車，而是兩者跋涉在被人遺忘的泥濘的大路上。一個階層失去了一切，另外一個階層什麽都沒有得到。
傑斐遜知道，隻有一種途徑可以讓政治上獲得自由的人享受新近得到的尊嚴帶來的真正好處，那就是通過提高“產量”，直到有足夠的產品可以提供給那些願意購買的人。
當然，生產意味著努力工作。但是，它也意味著一個普通的人會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傑斐遜不是一個喜歡機械裝置的人，他擔心製造體製會導致出現一種反常的、危險的城市優勢。他認為，這個國家的前途寄托在農民身上，這塊土地的真正力量是在邊疆。
隻要無人打擾，隻要沒有戰爭的威脅，他比聯邦黨人更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他會兌現他的承諾，集中共和黨人的全部力量支持他的改善農業狀況的計劃。
他似乎一直是好運當頭。在這個問題上，他得到了外部環境的大力幫助。如果他是一個固執己見的基督教徒，他可能已經在命運的問題上接受了加爾文博士的觀點。實際情況卻是，他默默地接受了命運給他帶來的一切好的東西，在馬克·奧勒利烏斯和堂吉訶德那裏尋求慰藉。
追根溯源，需要講講1100年發生的事情。當時，古老的波拿巴家族離開佛羅倫薩，開始了一次奇特的旅行。在此次旅行中，這個家族中的一員經由薩爾紮納和阿雅克肖來到塞納河的兩岸，繼承了愷撒和查理曼傳統的衣缽。這段曆史太長，人們對法國革命戰爭的情況了如指掌，對1803年歐洲的局勢非常熟悉，因此略過不提。
三年前，拿破侖與西班牙國王達成一項秘密協議，重新得到了那個叫作路易斯安那的廣袤的法國殖民地。十八世紀，帝國和皇家在爭奪土地的過程中鉤心鬥角，這塊土地在1762年割讓給了西班牙。雖然拿破侖對於他移居的那個國家的語言說得還不怎麽利落，可他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法國人。
他的閱讀軍事地圖方麵的素養告訴他，新奧爾良這個城鎮具有重要價值，如果控製了密西西比河，就可以切斷西部腹地的農產品運輸。但是，路易斯安那這個名字並沒有讓他狂喜不已，一如加拿大當初沒有引起路易十四那代人的重視一樣。過了十八個月之後，他才想到秣馬厲兵，準備占領這塊新的土地。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早餐之前推翻了一個千秋帝國，在午餐和晚餐之間，三次徹底改變了歐洲的版圖。
與此同時，巴黎和馬德裏之間的交易走漏了風聲，聖詹姆斯宮的貴客魯費斯國王在倫敦聽說了這個消息，把這個傳言報告給了傑斐遜的國務卿麥迪遜。麥迪遜又把這個消息轉告給了傑斐遜，總統深感不安。阿勒格尼山以西數百萬英畝的廣袤土地上生活著他深愛的拓荒者。他們全靠密西西比河向外出口他們生產的糧食和毛皮。如果是西班牙這樣一個弱小國家控製新奧爾良，問題倒不大。如果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那些開疆拓土的邊民會進攻那個被人遺忘的堡壘，將西班牙的貴族掃地出門。但是，假如是那個可怕的拿破侖——他可是所向披靡——控製了這個寶貴的港口，整個西部就會永遠受到抑製。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這樣的話，又無法向聯邦主義者伸出同情之手。他們不相信西部。他們的真正興趣是在大洋的彼岸。每當他們的同僚辯論這個問題時，“茲決議美國購買更多的西部領土是一種愚蠢的行徑”，最後的裁決注定是“讚成”。
作為一個真正的民主黨人，一個質樸、單純和正直的人，傑斐遜並不讚成秘密外交。但是，這個問題非常棘手，他認為還是小心謹慎為好。他請求他的朋友詹姆斯·門羅——也是出生在弗吉尼亞州的威斯特摩蘭縣——前往巴黎，看看可以采取什麽措施，看看是否可以拿大把的黃金說服法國人把他們在美國的利益賣給他們的華盛頓的朋友。與一切好戰的國家一樣，法國人永遠覺得錢不夠用。門羅接受這一使命，乘船出發。
但是，在他到達巴黎之前，這筆買賣已經做成。
這一次，一個合適的人碰巧用到了合適的地方。
美國駐法國使節羅伯特·利文斯頓是一個天生的推銷商。他早就鼓動把新奧爾良和周圍的地區賣給美國，然後通過廣泛的密談活動（如果可以用“密談”這個詞來說明法國沙龍裏那種輕率談話的話），指出了法國和英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一旦發生衝突，法國殖民地注定會遭受損失。
一份措辭聰明的宣傳材料這樣問道：“現在把幾平方英裏的蠻荒之地賣掉，換一點錢用，與到後來失掉它們，什麽都得不到相比，前者不是更好嗎？”
美國人對占有新奧爾良非常重視，他們中許多人願意為得到這座城市而戰鬥，這本來也是他可以利用的一點。但是，他對法國人了如指掌，這是一個非常高傲的民族，因此，重點突出這個問題的商業方麵，而軍事方麵則沒有提及。非常幸運的是，拿破侖的財政部長是前任賓夕法尼亞州州長的兒子，他在美國生活了很長時間。這個大名鼎鼎的人名叫馬爾布瓦，他當時正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籌集足夠的資金用於下一場戰爭。當他聽說門羅的船隻已經進入人們的視野，並且聽說這位美國的全權代表還帶著整船的美鈔，他匆匆忙忙跑到他的主人拿破侖的麵前，陳述了他的種種計劃。兩人見麵之後，拿破侖第二天便派他的外交部長——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老朋友塔列朗，亞當斯總統發現的×先生——來找利文斯頓，開始就出售路易斯安那問題進行談判。
利文斯頓問塔列朗先生，新奧爾良索價多少。
塔列朗反問道，利文斯頓願意出多少錢買下整個路易斯安那。
這個提議多少讓人有點吃驚，甚至對像利文斯頓這樣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來說也是如此。他要求讓他仔細想想。與此同時，門羅帶著華盛頓的最新消息到了巴黎。這兩個美國代表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討論下一步該怎麽辦。然後他們出去吃晚飯，可巧的是，馬爾布瓦當時正在那裏喝咖啡。他非常高興地結識了名聞遐邇的門羅，並且暗示說，如果這兩個美國人那天晚上去他的辦公地點，他可能會告訴他們一個對他們有利的消息。
他們如約而至，馬爾布瓦告訴他們，前一天他和波拿巴將軍在聖克拉德宮進行了磋商，他說，美國拿出1億法郎就能買下整個路易斯安那。利文斯頓回答說，要價太高，於是往回殺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路易斯安那以6000萬法郎即1500萬美元的價格被美國買了下來。
傑斐遜總統交了一次好運。他以每英畝4美分的價格讓美國的麵積增加了一倍。甚至對北方佬來說也是一筆不錯的買賣。但是，北方佬那些根深蒂固的聯邦主義者還是對整個交易多方指責。馬薩諸塞州塞勒姆的蒂莫西·皮克林閣下是美國參議院的一名議員，他甚至談到了脫離出去的問題，建議成立一個由新英格蘭各州組成的新的邦聯，免受南方民主黨的腐敗影響，他建議時任美國副總統的阿倫·伯爾任命他為這個新的國家的行政首腦。
不過，這種鼓噪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共和黨人從他們的聯邦黨人朋友那裏學會了如何采取強製手段迫使國會通過不得人心的法案，與此同時，漢密爾頓對伯爾的品德進行了批評。伯爾的確是一個十足的惡棍，一個不可救藥的無賴，這件事情導致兩人發生決鬥，在這場決鬥中，伯爾開槍擊中了漢密爾頓的心髒，他自己餘下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結束。
1803年12月20日，在新奧爾良，法國的三色旗從旗杆上緩緩落下。
第二年的春天，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梅裏韋瑟·劉易斯和住在同一個城鎮的威廉·克拉克——兩人具有豐富的野外知識——開始啟程考察這片不管是在哥倫布時代還是今天都無人涉足的蠻荒之地。他們考察了密西西比河，越過落基山脈，沿著哥倫比亞河乘船而下，過了兩年多，他們到達太平洋。這是有史以來最令人震驚的航行之一。傷亡的比例——在危險重重的三年裏，二十三個人中僅一人喪生——表明這些淳樸的弗吉尼亞男孩是多麽勝任他們幹的這一行。國家意識到他們服務的價值，劉易斯被任命為負責路易斯安那領土北部地區的州長。他現在坐在一間辦公室裏，像往常一樣滿懷工作**，簽署各種文件。直到有一天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生活，於是，他重操舊業，與他的印第安納朋友一道過起了無憂無慮的打獵生活。
在劉易斯和克拉克徒步考察美國北部的同時，另外一名戰士、新澤西州的澤布倫·蒙哥馬利·派克正在調查密西西比河的源頭，對一塊廣袤的地區進行首次勘測，這塊地區當時還屬於西班牙，仍被認為是一片沒有任何價值的土地。
傑斐遜時代開疆拓土的邊民並不十分愛讀童話故事。
他們也不需要。
他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故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