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雜耍演員！
他們並非過著很幸福的生活，說實話，他們也並非很逗樂。
同代人對他們不夠尊重，那些後來者看到其乏味的作品，聳聳肩說：“作為我們國家知識發展中的一個篇章很有意義，但是太枯燥乏味了！太乏味了！”
為了對新聯邦的藝術和文學狀況做到徹底公正，我們必須回到三百多年前的時期。
在另外一本書中，我曾經將社會和宗教的巨變比作上帝投到人類波瀾不興的水池中的石子。這些投擲物掀起了漣漪，漣漪擴散到池子的角角落落，而且隨著越來越遠離中心，漣漪變得越來越弱，但從沒有完全消失。它們可能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但是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水麵的平靜，盡管是微不足道的。
文藝複興運動就是這樣一次**，它有了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就是使人類的目光從令人生疑的天堂歡樂轉向尋求有形的世俗歡樂。
文藝複興起源於意大利，接著越過阿爾卑斯山，擴大影響範圍，直到舊大陸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感到了“人類至上”這一新的福音的影響。
由於北海和英吉利海峽將其同大陸其他地區隔開，英國是最後一個受其影響的國度。正值一切順利進行之際，正當貝斯女王手下的詩人、音樂家、戲劇家、演員和畫家將其擁擠不堪的小島變成一塊偉大樂土的時候，馬丁·路德博士和約翰·加爾文博士出現了，將一噸有爭議的磚塊扔進了新人類這個快樂的池塘裏，掀起了軒然大波，這場風波時至今日還在繼續。
總之，在文藝複興運動得以徹底征服英倫三島之前，宗教改革濺起的巨大水花吞沒了文藝複興運動，而且再次以疑竇叢生的死後快樂取代了更為積極的生前滿足。
由於曆史上的一個怪異的轉折，對光榮人類的新理想不為所動，後來完全處於宗教改革影響之下的那個階層，恰是移居新大陸並得以將其自己的道德規範、喜好以及行為標準強加於北美整個殖民地社會的那個階層。
你可能還記得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件小事。恐怖主義分子捉住了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將他拖上了斷頭台。他的朋友們表現出難得的勇氣，請求法庭的庭長免他一死，因為他是當時最偉大的化學家。
“呸，”庭長大人回答道，“共和國不需要科學家。砍掉他的頭！”
用鐵棒統治清教徒社會的加爾文派神職人員，也是以同樣的態度對待那些投身於無用的藝術追求，以及那些不像所有敬畏上帝的良民那樣靠在工廠或辦公室上班度日的人。
他們沒有將畫家、雕塑家和作家斬首。他們不必那麽做。
這些可憐的人脫離了自己的自由意誌。在藝術領域，新英格蘭仍然像朱迪亞古老的不毛之地一樣毫無收獲，那裏曾經作為馬薩諸塞理想國創立者的理想，使他們充滿了滿腔熱情，這種熱情沒有被視為是精神輕浮和心靈邪惡的表現。
對某些工匠應該另眼相看。謙遜的木匠和石匠仍在建造一流的房屋。但是，那時的建築總是帶有加爾文派的偏見。所羅門不是已經建造了一個廟宇，名聲遠播至遙遠的阿比西尼亞？不是有一本名叫《出埃及記》的書，其中記載了關於柱子、木板、門和門閂的規格？
結果，伐木工獲得了自由，而為數不多的銅匠和銀匠的狡猾絲毫沒有喪失，這種狡猾使他們的行業在舊大陸顯得與眾不同。但並不止於此。在一個認為《聖經》就是最高的文學表現形式的民族中，廣泛意義上的文學已經變得膚淺如紙。
另一方麵，音樂跟劇院和舞廳的世俗享樂密不可分，令人一刻也無法忍受下去。
繪畫藝術從沒有深入普通家庭，而多數移民出身於普通家庭。他們在低地國家長期逗留期間聽到的關於畫室生活的故事使他們相信，畫筆和調色板是魔鬼的特別發明，應該盡力避開它，如同對撲克牌和聖誕禮物那樣。
舞台仍然保留著。對於那些希望保持心靈純潔的人來說，舞台一向是仇恨的對象。一提到莎士比亞這個名字，他們就不寒而栗，至於伊麗莎白時期的其他偉大戲劇家，根本就無人提及。辛苦勞作的日子，由於缺乏對一般意義上美的追求，顯得非常乏味。但是，安息日早晨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誡性布道，對死後情況的人為描述，這些都讓女人孩子大哭小叫，從而為普通人發泄被壓抑的感情提供了一個出口。而在搜捕行巫者的盛大儀式上，參加者狂熱的舉動和施虐的幻覺，使那些堅持認為存在某種東西比關於所多瑪和蛾摩拉[1]的傳聞更強大一些的社區成員得到了放鬆。
除了一些簡單的讚美詩選集、單詞拚寫課本和照例必有的令人厭惡的老一套布道選集外，美洲對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藝術毫無貢獻。
這樣一種狀況不能永遠保持下去。
處死貴格會會士，將戲劇演員關進鄉村牢房，清剿聖徒教會的一切異議分子，這樣做相對容易得多。但是，如果一旦本國的年輕人開始離經叛道，那就完了。人類心靈的前獨裁者將會被拉進無望取勝的殊死搏鬥之中。這種搏鬥尚未結束。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心靈獲得解放之際，我們文明的中心從東方轉移到了西方。邊疆的開拓者們，雖然是自願撤離不能滿足他們的自由和獨立要求的文明社會的，但他們不能將藝術視為從遊手好閑者、漂亮女人、聖徒和織錦在世界盛行時期流傳下來的無用之物。多年後，有話要說的人們才敢於以書籍和報刊的形式來發表他們的思想，而且早期的多數作家深知自己在社會上地位低賤，因此不會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們滿足於作為移植過來的英國人，他們有時將美國的一些東西引入自己的小說，但是他們寫作時就像跟他們仍視為“母國”的國家沒有分離一樣。他們不停地呼籲一種純粹的愛國主義，比起不修邊幅的邊疆人，他們很少意識到美國的傳統，雖然他們在詩中讚美邊疆人高尚的品質，但是邊疆人出現在他們的城市和議會卻讓他們感到前途不妙。
早期，的確有一些精美的散文問世。《獨立宣言》無疑是這樣的傑作，其作者深知遣詞造句的真諦，而《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則證明他們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從《新英格蘭識字課本》中學來的。
這些文件與其說是對文學寶庫做出的新貢獻，不如說是政治睿智的表現，直到一代人以後，歐文、霍桑、庫珀、洛威爾和朗費羅才給悉尼·史密斯貶低人的嘲美——“誰讀過美國人的書？”——一個滿意的回答。
當時，對一個沒有獨立財產的人來說，僅僅靠當作家來謀生是不可能的。人們對洛威爾、歐文和庫珀表現出的尊重，不僅因為非常讚賞他們付出的勞動，而且同樣也是因為他們有著優越的社會和經濟地位。這時，一個一流藝術家終於出現了，他的獨創性及其精雕細琢的藝術功力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愛倫·坡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是一個**不羈、反複無常的家夥，這就注定他要過著悲慘孤苦的生活，在格拉布街那些令人失望的記錄中也難以找到可與之相比的事例。
一個人擁有如此的才華，難免不展示其多餘的聰明才智和藝術熱情。很多人在西部的巨大冒險行動中找到了表現自己的機會。另外的人則把全部心思投入鐵路建設或進一步發揚光大前輩的事業。但是，如果這些令人仰慕的逃避方法失敗的話，他們往往會淪落為從事一種唯一具有文學性質的職業，這種職業對那個時期血氣方剛、雙拳緊握的男子漢來說並不是絕對關閉的。
我指的是新聞圈子。
自從愷撒的《每日紀事》首次麵世以來，世界就對報紙這個行業寄予厚望——平民百姓如何變得知書達理；如何通過使每個男女老幼都成為一個泱泱大國的公民來擴疆拓土；民主如何能夠戰勝愚昧和偏見等一切黑暗勢力！當然這些美麗的夢想結果很少得以實現。最後，一些單張報紙僅僅發展成為對群眾進行集體知識麻醉的工具，成為一切客觀公正討論和爭論的大敵。
在這種情況發生之前（上述的題外話登載於1927年的通俗小報上，請你記住），報紙為那些有話要說或從沒有機會讓鄰居注意其意見的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益的服務，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發表意見的地方。
既然純文學不能提供謀生的機會，終於有了另外一種方式，可使年輕人不用進會計室和工廠，但卻感到自己投身於某種創造性的生活。
這就是教師職業。
普通學校仍然相當簡陋，學院仍然帶有母國的印記，那也是神學培訓學校的印記。
因而，那些有著自己思想的可憐的人不是學府想要的那種老師，正如尊敬的愛默生博士及其幾個最傑出的同代人的痛苦經曆所告訴你的那樣。
殖民地和共和國早期盛行的藝術和文學，其狀況並不樂觀。有些人料想到世界上有些東西用金錢是買不到的：有些思想比明天的麵包和果醬更寶貴。對他們來說，生活是殘酷而艱難的，但是，這些不舒適的條件最後被證明是一種潛在的福分。
那些能夠乞討、借到或偷竊足夠的錢遠渡重洋的人，幾乎都逃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那些地方，他們接觸了某些其他形式的文明，那些文明從未受到過加爾文主義的影響。
那些自願的逃亡者多數又回來了，因為對家鄉的發自內心的強烈熱愛。一旦回來，他們就繼續進行正義的戰鬥，爭取思想、言論和寫作自由的權利，蔑視教會搜捕行巫者的暴行，試圖盡其所能將其欣欣向榮的土地變成適合真正的文明人安居樂業的國家。不出所料，那些優秀的男男女女大多沒有因其無私的勞動而受人感激，而且，他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精神寂寞，這種寂寞致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酗酒無度，神誌不清或自殺身亡。一些較為堅強的人生存下來了，他們不在我們很多開拓者中的最無用的人之列。
是的，他們從沒有砍倒過一棵樹或開墾出一畝土地。
但是，他們使一些不起眼的思想在貧瘠的土地上成長壯大起來。迄今為止，這些思想仍然被神學的偏見和教義的傲慢這些寸草不生的石頭所掩蓋。
就其本身而言，那絕不是毫無價值的成就。
[1] 所多瑪和蛾摩拉：據《聖經·創世記》記載，所多瑪和蛾摩拉是摩押平原五城中的兩個，罪惡深重。耶和華派了兩位天使去毀滅二城。所多瑪、蛾摩拉後來也就象征神對罪惡的憤怒和刑罰，警誡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