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在亞當、夏娃的伊甸園時代不存在有組織的政府，沒有什麽國王和皇帝，每個家庭自成單位。
但是，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弱者越來越難以生存，因此他們組成小的團體，推舉強者做領導。
這些領導逐漸獲得了近乎絕對的權力，變成了羽翼豐滿的國王，把部落當作自己的私人財產一樣進行統治。但這並沒有改變建立各種政府的初衷。國王和臣民訂有社會契約，國王由全體人民選出，為臣民的利益服務。如果臣民對他不滿，就可以罷免君主。
這就是在華盛頓和傑斐遜時代知識階層普遍信奉的政府學說。但是經過過去五十年在社會科學領域廣泛而深刻的研究，我們發現這種政府學說根本站不住腳。
在曆史的某些令人幸福的時期，有時會發生這種情形：大批富有的臣民雇用私人軍隊，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統治者，甚至有時通過顯示武力，迫使君主簽訂契約，使君主承認他隻不過是國家的第一公仆，一切要按照契約上規定的法則行事。
但是事實證明，政府的最初建立方式與盧梭所宣揚的為人普遍接受的社會契約論恰恰相反。
人民根本沒有集合起來，組織團體或國家，呼籲“讓我們選出一位強壯精幹的人做我們的主人”。
是那些強壯精幹的年輕人自己網羅一批雄心勃勃的打手，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他的私人衛隊，去征服盡可能多的村莊、城市和國家，通過暴力建立起了國家。
他召集起所有的村莊裏的長者，對他們說：“你們這些雜種，我是你們的主人！如果你們想繼續活下去，最好牢牢記住從現在起你們就是我的臣民。為什麽？因為我指揮著一支大軍，他們冷酷無情，唯我是從，要是你們不老實，我一下命令，他們就會把你撕成碎片。不過，不必害怕，我是個講道理的人。我隻想過得舒服。我和我的追隨者們，還有我的馬、女人、牛羊需要有所宮殿，這都需要錢。我將通過稅收的方式每年向你們征稅。想想這種製度的好處吧！作為回報，我莊嚴地保證保護你們不受敵人的傷害。這不僅出於我對你們的關心，也是我的利益所在。你們越富有，我就能從你們那兒得到更多的供奉。這就是我想說的，謝謝！”
國王的權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會逐漸削弱。這時教士出現了。國王需要教士的幫助來鞏固統治，教士需要國王的保護來傳教。王權與神權達成交易，在事關雙方共同利益的一切問題上互相支持，密切合作。
從此，君權神授，國王成了上帝的寵兒，神聖不可侵犯。教士成了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在王權的善意保護和國家機器的有力支持下，放心大膽地傳播自己的宗教信仰。
喪失了自主權的被統治者們迅速認識到，在這種製度下，他們得到的安全保證是從未有過的。他們趕往宮廷，因能為君主端茶倒水、牽馬墜鐙而感到心滿意足。
不幸的是人類的事務從未按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過。有時，國王和教會會反目成仇；有時，國王和富有的商人階層會勢同水火，教會從中投機，選擇有望獲勝的一方，與之結盟。但是一般來說，除了這些統治者之間偶爾發生的紛爭（通常是由分贓不均引起的）之外，有產階級（國王、教會和商人）彼此稱兄道弟，通力合作，保證他們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而這個社會是他們的祖先靠**裸的暴力建立起來的，是以壓迫弱者為基礎的。
這個關於政府產生的學說有力地揭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所宣揚的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的虛偽性。
這聽上去非常遺憾，但卻是無可奈何的事實。隻要人的智力、勇氣有高低不等，就會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分，隱瞞這個事實隻對統治階級有利。民主製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更需要隱藏這個事實。因此鼓吹民主的學說都拚命地向人們灌輸：權力來自人民，人類社會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之上，以及“我們人民”不僅僅是一句出現在官方宣言中的空話等這些騙人的思想。正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維係這個美麗的神話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然而，曆史的真相是殘酷的。可以斷言：有史以來，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有嚴格區分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法則亙古不變。在這一點上，今天的美國與四千年前的古印度和古巴比倫沒有什麽兩樣。
我們通過研究發現的其他幾條關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曆史規律對於理解今天的政治同樣重要。下麵一段文字是關於用來解釋現代社會對財富的莫名崇拜的社會生物觀的：
“統治者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來製定社會的道德標準。”
換成通俗易懂的語言就是，“統治者總是竭力使被統治者相信，國王和教會頒布的每條法律都符合道德法則，服從國王和教會就意味著服從上帝的旨意”。
這聽上去還是有點費解，我還是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以埃及為例。
在埃及，法老、王室和祭司們能否永享福佑，取決於尼羅河和幾百萬名臣民的合作。當尼羅河水上漲的時候，灌渠必須在特定的那天開閘進水，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容不得絲毫疏忽。一個村莊的怠惰意味著一百個村莊將因此遭殃。對紀律的特殊要求，使法老成了專製的暴君，他的命令必須被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在祭司們的鼓勵下，君權至上的信念在廣大百姓中廣泛流傳。法老的最荒謬的意願也被當作是神聖的法律來執行，對法老的崇拜甚至可以與對控製河水漲落的上帝的崇拜相提並論。
然而，所有的這些德行都是文明方麵的。
埃及由於獨特的地緣位置，不易遭受外敵的入侵，享有相對的安全。在狹長的尼羅河沃土兩邊是廣袤的沙漠，很少有敵人敢冒長途跋涉的危險，橫穿白骨森森、酷熱難抵的沙漠來進攻。所以埃及人並不需要展示天性中武力的一麵。反映到社會組織上，武士階層地位很低。
埃及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農夫的生活，而武士階層則在社會的最底層。
與埃及隔地中海相望的斯巴達則是另一番情形。貴族寡頭製的斯巴達完全倚仗它的軍隊。在那兒，沒有人對農夫的職業感興趣。從兒童時代起，斯巴達人就接受嚴格的體能和軍事訓練。守紀律和吃苦耐勞在斯巴達人眼裏是最好的美德。
跨過敘利亞草原，來到猶太國家。猶太國家是以一個城鎮——耶路撒冷——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耶路撒冷是奉耶和華為上帝的猶太教的中心。如果耶路撒冷放棄了宗教聖地的地位，那麽也就放棄了作為猶太國中心的地位。猶太國是如此的弱小，單憑武力無法保證它的安全。由於土地的貧瘠和自身位置的局限，它又沒有發展農業和商業的條件。對耶路撒冷的統治者來說，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在臣民中倡導宗教的虔誠精神。猶太國可以沒有戰士、沒有農夫，但是不能沒有宗教。失去對上帝的信仰，整個國家就不存在了。
猶太人很小就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按時去教堂做禮拜，服從教士的命令被認為是美德。這些品質在埃及和斯巴達根本不算什麽，但卻是猶太國家的支柱。
而往西邊去一點的腓尼基則以貿易立國。西丹和泰雅都是有名的商業城市。它們不需要農夫，至於軍隊，他們可以隨時拿錢雇請士兵為他們作戰，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更是微不足道。他們的一切都要靠貿易。因此，統治城市的富商們向市民灌輸這樣一種信念：隻有商業的精明和精於討價還價才是公民的最高美德。斯巴達人對勇敢的推崇、猶太人對宗教的虔誠，對於腓尼基人來說都無關緊要。
羅馬把整個西方世界變成了它名下的龐大帝國。要治理如此大的一個帝國，需要大批精通行政和司法的羅馬公民。在關鍵時候能當機立斷，時刻準備為國家獻身的冷靜超然的貴族、獨守戍邊的戰士，被樹為羅馬的模範公民形象。每個羅馬兒童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如果他想出人頭地，這些就是他效仿的對象。
隨著羅馬不再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首都，變成了精神中心，德行標準也隨之改變。新的統治者需要稱職的教士。識文斷字、精於辯術取代了共和國和帝國時代備受推崇的作戰能力和行政才能，成為新的評判人才的標準。
在美國建國後的第一個五十年裏，自由土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每個人都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過著獨立、平等、快樂的生活。
在這段日子裏，毫無疑問，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絕對的經濟平等。這種平等在第二個五十年裏還零星存在，但隻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傑斐遜和昆西·亞當斯時代的平等、自由結束了，世界又恢複了正常。社會重新分裂為兩大階級：債權人階級和債務人階級。這時，我所提到的那條古老的曆史規律再次起作用了。統治者們不自覺地，仿佛是天生就該如此似的，樹立起新的準則，作為他們的兒孫奮鬥的目標。
這一次，是對財富的崇拜。這毫無新意。曆史上，佛羅倫薩、威尼斯、奧格斯堡、諾夫哥羅德這些商業共和國都曾把聚斂財富當作最高美德。但是曆史上從來沒有什麽人能夠像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移民那樣有機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多的財富。
結果，單純的物質世界被包圍在隻有中世紀的教會才有的神聖的光環裏。
隨著內戰的結束和馬克西米利安的撤退，美國再也沒有外敵入侵的威脅。一支小規模、高效率的艦隊足以保衛國家的安全。當周邊地區事態緊張（像1898年西班牙在古巴糟糕的殖民統治迫使美國出兵恢複古巴的獨立）時，一支海軍和幾個團的正規陸軍就足以應付。大致上講，國家的安全有了保障，尚武的品質不再像以前那麽必要了。獨立、自由這些一個世紀以來邊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性格也同樣如此。它們隻剩下情感上的感染力，成了曆史書上和泛泛而談的愛國主義精神中的固有名詞，但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人把它們當回事。原因很簡單，它們所代表的經濟獨立和精神自由在今天凡事都要看銀行家眼色的時代隻會帶來災難。
拓荒者獨立自由的邊疆精神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時代了，新的統治者需要一套新的價值體係。他們從財產的角度來衡量整個世界，宣揚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創造出一個新的價值偶像——“成功”。
不僅僅如此。
西部拓荒者們的精神理念被視為過時的精神奢侈品無情地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行為準則：節儉、經濟、固定時間、固定習慣、固定思想、忠於雇主、循規蹈矩、守中庸之道。
這一切轉換得十分巧妙而平靜。不久，“快樂源於良心”的口號就被“忘記良心，你就會富有”的新口號所替代了。
生活哲學的更新很快就反映在國家的政治機器運作上。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總統們都具有傑出的品質。這不是說每一位總統都是博學之士或治國良才，而是指他們每個人都個性鮮明。其中一些人，像波特、皮爾斯和費爾默雖然能力一般，但都有自己的思想。他們是從底層幹起，一步步爬上來的。他們是人中龍鳳。你要麽無比喜歡他們，要麽對他們深惡痛絕，然而即使他們的敵人，也不能攻擊他們乏善可陳。
那時的美國人從小就接受這樣的教育：生活的大門永遠向勤奮的人敞開著。隻要你努力學習，認真工作，不斷奮鬥，總有一天夢想會變成現實。你甚至會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載入史冊。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一切都變了。
兒童們不再被鼓勵為入主白宮而奮鬥。相反，長輩教育他們一輩子勤儉節約、循規蹈矩可以使他們富裕舒適。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不斷地積累就能致富成了他們的人生信條。
議員們不再作為思想的代表前往國會山，不管是好的思想，還是壞的思想。他們成了某個特殊利益集團的代理人，從董事會那裏接受指示，到華盛頓去為公司說話。國家在他們腦子裏隻不過是些大工廠的聯合，他們隻是物質成功的代表人士罷了。
那些繼續西進，定居在威斯康星、堪薩斯、懷俄明和達科他的拓荒者還沒有丟掉邊疆的獨立精神。他們想要打碎社會主流思想對無生命的物質的崇拜，通過另組政黨在政治上表達他們的不滿，宣揚自己的主張。然而他們沒有成功的機會。在議會，他們遭到無情的嘲弄，如果這還不足以嚇退他們，他們就被宣布為曆史進步的敵人，遭受封鎖和製裁的厄運，直到屈服為止。
上帝的磨盤永不停息地轉動著。
煤、鐵、鉛、水力、石油、銀子、金子，所有無生命的物質都被利用起來，為國家增加財富。
數百萬移民都被那部巨大的社會進步機器卷起，拋到我們的土地上，為了成功——這個上帝更大的光榮而工作。
曾經有人大聲疾呼，反對這個不道德的非人化的社會進程。西奧多·羅斯福被命運女神扶上了總統的寶座，不遺餘力地告誡自己的同胞裝滿錢包掏空靈魂的政策是愚蠢之極的。但是，單槍匹馬地改變整個社會的進程，這個任務對西奧多·羅斯福來說太艱巨了。他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它。他死後，一切又恢複原樣，合眾國就像他挖苦的那樣，還是“沒有靈魂的多語混居旅館、工廠和銀行”。
甚至那些天才，最具獨立精神的思想者，也甘願忍受物的統治，毫無怨言地為新的價值偶像服務。
這種情況下救贖的唯一希望在於文學。作為規律，諷刺作家總是比政治改良主義者更有力量。一支禿筆抵得上一挺機關槍。然而，文學也投降了。對現行製度批評最激烈的批評家們被馴服了，拒絕低頭的人被踩在腳下，其他的人喪失了勇氣，躲在一邊唱起了讚歌。
這就是十幾年前的情況。東、西兩邊都有遼闊的海洋與世界相隔開的美國是如此富庶，它可以對南邊的鄰國頤指氣使，任意發號施令而不必擔心後果。
在它炮艦所及的地方，它同樣可以肆意妄為。當有必要顯示武力進行幹涉時，美國從不猶豫。
但是，命運之神出人意料地問了個荒謬的問題：
“你已經聚集起如此之多的財富，多得讓前人無法想象。你擁有的大工廠、高速火車、摩天大樓比任何人都多。你銀行裏的存款數以億計，人均國民財富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你擁有了一切，那麽你拿這些財富來幹什麽呢？”
我們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