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亞當斯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擔任過美國總統。他父親是林肯政府中聖詹姆斯法庭的法官。沒有人比他更配稱得上是美國人。
在南北戰爭結束後，亨利寫道：“從五十年代這場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人，就像蚯蚓一樣，徒勞地掙紮著想回到起點，但是卻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路，像沉船的殘骸一樣到處漂泊，他的世界暗淡死寂。就連從華沙和克裏科夫來的波蘭猶太人都比美國人性格熱情、精力充沛、行動自由。天知道，美國還剩下多少清教徒和愛國者？”
這種絕望無助的呼喊，對既成事實的無能為力的懊悔，從諾亞方舟的時代起就不斷在人類史冊上看見。在巴比倫、在底比斯、在匹諾斯、在大馬士革，更不用說在羅馬，都有過亨利·亞當斯式的感歎，這是人類四五千年以來文學表現的主要題材。
究竟發生了什麽？
非常簡單。一小群天賦異稟的人，利用最有利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創造了國家，並把它擴展成與他們人數不成比例的龐大帝國。他們在戰爭和探險中失去了很多人力，但卻變得很富有。他們犧牲了文明的優雅去追求物質生活的舒適，獲得了營造舒適物質的手段，卻丟失了生活的藝術。簡而言之，他們再也感覺不到能給人帶來永久動力的“靈魂的驅動”。
現在，他們是遼闊土地的主人。
他們擁有比前人曾有過的多得多的山脈、森林、河流、湖泊、礦藏、麥田和牧場。
但是，如果沒有人的勞動，沒有人去開采礦藏、耕種土地、收獲果實，河流、森林、田地和礦藏，這又有什麽價值呢？那麽誰來做這些工作呢？
拓荒者說：“我們的孩子。”
但是他們孩子中的精英戰死在葛底斯堡和安提塔姆的內戰戰場上。幸存者們，出於某種未知的原因，不能也不願從創傷中恢複過來。
雖然非常令人悲傷，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老一代已經不願再幹農場和工場裏的活了。他們蛻化成職業的土地貴族階級，新經濟時代的諸侯。他們需要工人、農民、仆人，任何有力氣能幹活的人。
當地的人力資源已經遠遠不夠用了。
戰利品是如此豐富，分享它的人卻如此稀少，以致隻有懶漢才拿不到自己的一份。
簡言之，這是那個隻有統治者，沒有被統治者的古老故事的再版。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所做的與巴比倫人和埃及人在三千年前、羅馬人在公元一二世紀所做的一樣，拆除障礙，敞開大門，向外國人發出邀請。
一開始，這種政策看上去並沒有什麽危險，那些口音奇怪、打扮粗俗、思維遲鈍、缺乏經濟頭腦的外國人不像是可怕的對手。
他住在分到的小茅屋裏，被允許在不觸犯當地的宗教信仰的前提下信仰自己的宗教，他的孩子在學校裏必須無條件服從主人的教育。隻要他清楚自己的地位，承認統治階級的統治權（不管統治階級是巴比倫人、美國人、埃及人，還是中國人），他就會受到優待，得到比他曾有過的多得多的食物，以至於他根本沒有造反的念頭。相反，他吃苦耐勞，恭順忠誠，把他的主人視為善人般來稱頌。
一旦開始思考，他就會產生疑問。
他無數次地被告知能生活在羅馬（或美利堅，或希臘）的偉大的土地上，住在石屋而不是以前的破草屋，每天都有肉吃而不是一周一次，穿鞋而不是光著腳，總而言之，享受新的富有文明的福祉，他應該感到無比的幸福。被新環境搞得有點頭暈目眩的他說：“是，先生。”相信自己的確交了好運。但致命的時刻終會到來，蛇爬進他的伊甸園輕聲細語，“誰因你而富有？你為誰修的路？為誰挖煤、采礦？為誰修鐵路、建房屋？為誰開山炸石、修建地鐵？”
危險出現了。
這條規律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不太起作用。他們的生活哲學教給他們要服從，守紀律，在敏感問題上小心謹慎，不要問太多的問題。他們對現狀心滿意足，自願地承認低人一等。
然而，第二代移民拒絕繼承父輩們的這種自卑。他們未曾見過父輩們歡呼著離開的原住地，他們隻關心現在，而現在並不能讓他們滿意。
不停地有人提醒他們，他們是希洛人，野蠻部落的後代，他們的父母被恩準進入帝國的神聖疆域，充當殖民、役民和奴仆。他們這些賤民永遠別想指望和帝國的原住貴族平起平坐。
但是，他們的所見所聞卻證明他們沒有理由低人一等。
前八十年的殖民時期，最早的定居者在子孫們的協助下牢牢把持著社會上的重要職位，保持著壓迫性的社會結構。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他們逐漸退出了陣地。
他們被迫向移民們開放權力階層的大門。更糟的是，他們不得不提攜一些移民擔任領導，因為在本地人中找不出那麽年輕、強壯、有智慧的候選人。
一旦拓荒者的統治地位受到了挑戰，喪鍾就敲響了。如果你認為我太過悲觀，那麽請你讀讀曆史，看看一百年前或一千年前，在西亞、北非、地中海、烏拉爾山脈都發生了什麽。
在美國，這一切都被“普天之下皆兄弟”“所有人機會均等”這樣美好的辭藻和虛幻的信仰所掩蓋，人們不像在羅馬、敘利亞、希臘或俄國那樣清晰地辨別衰落的軌跡。
然而，主宰人類曆史發展的神秘宿命貫穿著任何時代、任何地點、任何時間。
二百年前在普利茅斯登陸的拓荒者的子孫們，以“最早的居民”的神聖權力為理由，要求被視為新建帝國的合法主人。他們的語言應該被奉為國語，他們的宗教應尊為國教，他們的倫理觀念應當成為所有後來定居者的行為準則。
統治意味著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麗辭藻堆砌在一起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統治意味著暴力，這不一定意味著哥薩克式、絞刑架式或秘牢般的野蠻凶殘，而是一種聰明的、合理的力量使用，足以讓人感覺到它的存在。統治者要讓人相信他就是這條船上的船長，他清楚他在做什麽，每個人明智的話最好服從他的指揮。當人數不斷減少的統治者喪失了領導能力，滿足於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時候，他們遲早要喪失權力，被取而代之。
十九世紀上半葉，墨西哥人汲取了古老的教訓：造物主厭惡權力的真空。當一個孱弱的民族擁有富有的國度，而一個強悍貧窮的民族迫切需要更多的牧場的時候，強悍民族不可避免地要統治弱小的民族，占據他們的土地。
十九世紀下半葉，聖安納的征服者們也懂得了這條優勝劣汰的生物規律，通過鼓勵大規模的移民來加快他們的征服進程。毫無疑問這是個錯誤，但是早在尼羅河穀就有人犯過這個錯誤，甚至更早。
想要亡羊補牢，但為時已晚。
牆上的漏洞或多或少被填補起來，巨大的要塞建立了起來，以阻擋“蠻族”的進軍。然而埃利斯島的碎片已經散落到了整個世界。
中國長城的遺跡已經告訴我們這種補救的努力是多麽的徒勞。
連接德詩瑪和日本本土的單人橋講述著一個自殺式的封閉最終將導致經濟凋敝和一切現行政策破產的故事，我們的國家看來也難以幸免。
羅斯福總統經常帶著強烈的苦澀提到的“多語種的混居社會”看起來將成為現實。
在一段時間內社會的多元程度還會很低，但這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盎格魯-薩克遜人作為美國統治階級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對某些人來講，這聽上去像是要大難臨頭。
對五世紀的羅馬人來說，哥特人和布岡迪人的出現意味著災難的開始。
他清楚蠻族的勝利源於羅馬人自身的漠不關心，源於他的子孫們的胸無鬥誌，但失敗的苦果仍是那麽令人難以下咽。
他預測帝國即將崩潰，人類即將毀滅，世界也將隨之終結。
瞧，千年之後，東西方的交匯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明，在各個方麵都超越了古老的帝國所達到的高度。
上帝的磨盤慢慢地轉動著。
也許我們最好讓它多轉一會兒。
作為規律，它轉動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