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三裏之城，七裏之郭［2］，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3］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4］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5］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6］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7］不戰，戰必勝矣。”
【注釋】
［1］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指適合出兵打仗的時機、氣候等；地利指山川險要，城池堅固等有利條件；人和指人心的團結和和睦。
［2］城、郭：城指“內城”，郭指“外城”。內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稱作“三裏之城，七裏之郭”。
［3］兵革：兵器和鎧甲。古代的鎧甲有銅鐵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
［4］委：放棄、棄城。
［5］域民：限製百姓。域，本指界限，這裏引申為限製。
［6］畔：同“叛”，背叛。
［7］有：要麽。
【譯文】
孟子說：“有利的時機不如有利的地形，有利的地形不如人心一致。一個內城麵積隻有三裏、外城麵積七裏的小城，四麵合圍都不能攻破。既然四麵合圍，總能遇到好的時機，但還是攻不破，這說明有利的時機不如有利的地形。城牆不是不高，護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鎧甲不是不堅利，糧草也不是不充足，但還是棄城逃跑了，這說明有利的地形不如人心一致。所以說，管理百姓不是靠封鎖邊境就能做到的，保有國家不是靠險阻的山川就能做到的，揚威天下也不是靠堅利的武器裝備就可以做到的。施行仁道的國君得到的幫助多，不施行仁道的國君得到的幫助少。幫助少到極點時，就連他的親戚家人也會背叛他；幫助多到極點時，全天下的人都會歸順他。用全天下人的歸順去攻打連親戚都背叛他的人，必然是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的了。”
【闡釋】
這一章是千古名篇，曆來被人傳誦，原因有二：從文章內容方麵來說，天、地、人三者的關係曆來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從文章風格方麵來說，論述精辟，語言精煉，具有極其震撼的說服力，充分體現了孟子的雄辯風格。
先於孟子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曾經就討論過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關係的問題。荀子從農業生產的角度出發，認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重，缺一不可。在這一章裏，孟子從軍事作戰的角度出發，並且觀點鮮明地表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是並重的，而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認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中，人和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最重要的，相對來說地利次之，天時最不重要。孟子之所以得出了這樣的觀點，一是因為孟子的思想一貫是強調並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二是因為這符合他論述這一問題的目的。
那麽，孟子論述這一問題的目的是什麽呢？梳理一下孟子的思路，我們會看到，孟子從強調“人和”的重要性出發，最終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結論。這樣一來，孟子的目的就很明顯了，還是回到了他一貫主張的“仁政”思想上。談論“仁政”的話題，卻要從戰爭和軍事方麵入手，也許是因為當時的國君們對如何打勝仗的問題很感興趣，孟子也不得不用這樣的辦法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了。
從民本思想出發，孟子闡述了一個重要的論點，即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雖然談論的是軍事問題，但著力點依然是民心的向背。孟子認為，不論是得到了“天時”還是“地利”，都不如得到“民心”。在此基礎上，孟子進一步指出，民心向背決定著多助與寡助、天下順之與親戚叛之兩種截然不同結局。這些觀點的提出是孟子做出的又一個重大貢獻。
【原文】
孟子將朝王［1］，王使人來曰：“寡人如［2］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3］，不識［4］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5］朝。”
明日，出吊於東郭氏［6］。公孫醜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問疾，醫來。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7］，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8］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醜［9］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醜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雲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10］；君命召不俟駕［11］。’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12］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13］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注釋】
［1］王：指齊宣王。
［2］如：應當。
［3］視朝：指在朝堂上處理政務。
［4］不識：不知。
［5］造：去。
［6］東郭氏：姓東郭的一個人，據稱，這個人是齊國的一位大夫。
［7］采薪之憂：本意是指因為有病而不能去打柴，這裏引申為自稱生病。
［8］要：攔截。
［9］景醜：齊國的大夫。
［10］父召無諾：聽到父親在叫自己，不等嘴裏應答“諾”，就要立即起身施禮。
［11］不俟駕：不等到備好馬車（就立即動身）。
［12］宜：同“殆”，意為“大概”、“恐怕”。
［13］醜：類似、相近。
【譯文】
孟子正要去朝見齊宣王，正巧這時齊宣王派來使者告訴孟子道：“本來我應該來看望先生，但我突然感冒了，見不得風，所以就不來了。明早我會上朝堂處理政務，請先生到時候來朝堂上，咱們見一麵。”
孟子聽了，回答道：“很不幸，我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
第二天，孟子打算去東郭大夫家吊喪。公孫醜說道：“昨天先生托病拒絕了大王的召見，今天卻又去東郭大夫家吊喪，這恐怕不好吧？”
孟子回答道：“我昨天生病，今天病就好了，為什麽不能去吊喪？”
於是，孟子就出門去了。
孟子剛走，齊宣王就派人帶醫生來看望孟子。孟仲子應付道：“昨天大王召見先生時，先生生病了，因此不能到朝堂上去。今天先生的病剛好一點，就到朝堂上去了。不過我不知道到了沒有。”
齊宣王的使者剛走，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去尋找孟子，並讓他們轉告孟子道：“先生不要回家了，趕快到朝堂上去吧！”
孟子不得已，隻好到景醜家借宿。
景醜聽了原委，說道：“家裏有父子，家外有君臣，這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倫理關係。父子之間要講究慈恩，君臣之間要講究恭敬。我看到大王尊敬先生了，卻沒看到先生恭敬大王。”
孟子回答道：“大夫這是什麽話！齊國人裏，沒有一個人跟大王談論仁義之道，難道是因為他們覺得仁義之道不好嗎？當然不是，他們心裏想的是：‘這樣的大王哪裏配知道仁義呢？這才是對大王最大的不恭。而我呢，跟大王談論的都是堯、舜的治國之道。這樣看來，齊國人沒有一個比我更恭敬大王了。”
景醜馬上回答道：“我說的不是這些。《禮經》上說：聽到父親的召喚，要不等到口頭答應就要起身應命；聽到國君的召喚，要不等到備好車駕就起身應命。可先生本來就要準備朝見大王了，但聽到大王的召喚卻又反而不動身了，這似乎不合《禮經》的要求吧？”
孟子聽了，說道：“原來大夫指的是這件事啊。曾子說過：‘沒有哪個國家能趕得上晉國和楚國的富有。不過，他有富有，我有仁慈；他有爵位，我有正義，我哪裏不如他呢？’曾子的話難道沒有道理嗎？應該是有道理的吧。天底下有三樣東西最尊貴，一是爵位，二是年齡，三是德行。在朝堂上爵位最尊貴，在鄉野年齡最尊貴，至於輔助國君治理國家，就是德行最尊貴了。大王怎麽能用爵位怠慢我的年齡和德行呢？一個有作為的國君一定有他召喚不動的臣民，如果有什麽事情需要這個臣民出謀劃策，就應該親自去拜訪他。這就叫做尊重德行，否則就不能有大的作為。因此，商湯先拜伊尹為師，然後才把他視為大臣，最後很輕鬆的就取得了天下；齊桓公也是一樣，先拜管仲為師，然後才把他視為大臣，也很容易的在諸侯中稱霸了。
現在，各諸侯國占有的土地都差不多，國君們的德行也不相上下，誰也不能比誰高出一籌。之所以這樣，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都喜歡聽話的大臣，不喜歡教導他們的大臣。對於商湯和齊桓公來說，伊尹、管仲就是不能召喚的臣民。管仲尚且都不能被召喚，更何況連管仲都不屑仿效的人呢？”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提出了“賢才不可招”的主張，意思是很明確：真正的賢才不是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相反，國君們應該像商湯對待伊尹、周文王對待薑子牙那樣禮賢下士，甚至要主動放低自己的身份延請賢才，賢才才會來輔佐他。
孟子“賢才不可招”的主張是儒家在用人方麵的重要思想之一。孔子和孟子一生都在宣揚這種主張，盡管由於所處時代的特殊原因，他們本身沒有受到這種待遇，但這一主張對後世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三國時期蜀漢的開國皇帝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故事。
回到這一章的具體內容上。可以看到，齊宣王和孟子本來約好了要見麵，但齊宣王臨時改變了主意，說請孟子明天到朝堂上去見他，這自然惹惱了孟子。其實，齊宣王沒有聽到在《公孫醜上》裏記載的孟子和公孫醜的談話，否則他也許就絕不敢這樣對待孟子這個連管仲都不放在眼裏的人。
孟子是自視很高的，所以，哪怕你是一個泱泱大國的國君，孟子也不願意被你呼來喚去的，因此，他才躲著不見齊宣王。不僅孟子有這種經曆，根據《論語·陽貨》的記載，孔子也有這樣的經曆。然而，在那個年代，沒有多少人能理解孔子和孟子的這種做法，他們隻會簡單的認為這是書生們自以為是的迂腐行徑，對孔子和孟子就沒有多少好感，而孔子和孟子自己也不肯妥協，因此才有周遊列國而不被重用的結果。那麽，沒有這份清高怎麽樣呢？在春秋戰國時代，縱橫家是沒有“清高之氣”的，比如蘇秦和張儀，結果卻是能夠“身配六國相印”，在事業上不能不算是取得了成就。
這樣說來，我們就很難理解了，難道孔子和孟子都錯了，難道不願被國君呼來喊去也錯了？其實不然，老子和孟子呼喚和需要的不是自命清高，而是國君們對賢才的尊重，這是沒有錯的。有句話說：“將大有為之君，必將有所不召之臣。”儒家認為，當時孟子在齊國的地位是“亦賓亦師”，既是客人，又是老師，那麽自然就不應該“以奉命趨走為恭”了，相反應該“以責難陳善為貴”。所以，當齊宣王拿出國君的架子時，孟子當然就可以不理睬他了。
不理睬國君，並不是在“還以顏色”，也不是在耍清高，而是在維護一種尊嚴，這種尊嚴說大了是賢才的尊嚴，說小了是孟子個人的尊嚴。
盡管在眾人看來，孟子的行為是極其不妥的，但在孟子看來卻很妥當，因為每個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人格也是平等的，齊宣王和他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