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虞問孟子道：“前些日子，先生命我負責做棺槨的事。當時先生忙碌，我不敢來求教先生，現在才有機會求教於先生。請問先生，棺木似乎太好了吧？”
孟子回答道：“上古時期，棺木的尺寸沒有明確的規定；中古時期，明確規定棺木厚七寸，而槨木的厚度以棺木的厚度相稱為準。無論是天子還是百姓，講究棺木的質量並非僅僅是為了美觀，而是因為這樣才能盡到孝心。因為受禮製約束，不能用上等木材做棺槨的，不能算是稱心；因為沒有錢，不能用上等木材做棺槨的，也不能算是稱心。如果禮製允許，又有錢的話，古人都會用上等木材做棺槨，為什麽我不能這樣做呢？更何況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不讓泥土沾上死者的屍體罷了，難道孝子之心就不能有這樣的一點滿足嗎？我聽人說：君子不因為天下大事而節省應該用在父母身上的錢財。”
【闡釋】
從這一章的內容可以看出，孟子非常重視喪葬之事。這是因為儒家一向提倡以“忠、孝、仁、義、禮、智、信、廉、悌”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而孝又被稱為“百善之首”。
然而，雖然孟子很重視喪葬之事，但喪葬之事並不是孝道的全部內容。曾子曾經說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的話，由此可知，完整的孝道包括生前的奉養和死後的安葬兩個方麵的內容。
如果說到孝道的起源的話，曆史就更早了。據有關文獻記載，早在孔子之前的兩千年，從堯舜時代開始，孝道就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道德了，而孔子和孟子所做的，隻是把實際存在於生活中的孝道提高到了理論的高度，使其更係統化和更具文化性。
不僅在孟子裏有許多關於孝道的主張和思想，在《論語》裏也記載了不少孔子和學生關於孝道問題的主張，其中尤其是孔子在《八佾》篇裏的說法與本章所討論的問題關係最為密切。孔子說道：“與其易也，寧戚。”也就是說，與其鋪張浪費於喪葬之事，還不如盡情的表達悲傷之情。由此看出，孔子反對在物質方麵過分的鋪張和厚葬，而是更重視內在的真情流露。孔子的這一主張在後來發生了變化，一時間厚葬之風盛行，原因無非是時代不同了，人們的地位和經濟狀況都發生了變化，有能力舉行鋪張浪費的厚葬。
盡管孟子非常重視喪葬之事，但與後來的儒家不同的是，孟子並不提倡厚葬。孟子認為，隻要竭盡自己的力量，就是盡到了孝道，沒有必要必須追求厚葬，所以，他說：“親喪，固所自盡也。”那麽，是不是就可以因此而節儉從事呢？當然也不是，因為孟子雖然不主張厚葬，但更反對薄葬。
從有關的史料記錄上，如《列女傳》等書籍上，人們還可以看到很多關於孟子的母親的一些記錄，孟子的母親是一位很懂得教育孩子的母親，可以這麽說，如果沒有她的教育，孟子能否成為儒家的“亞聖”還不得而知呢。那麽，在孟子的母親過世以後，孟子是怎樣喪葬他的呢？根據這一章的記載，可以看出，孟子是以很厚葬的方式埋葬了他的母親，就連他的學生都覺得實在是厚葬了。但是，無論從哪一點上看，這都是無可厚非的。
通過這一章，孟子想要表達的觀點是：在安葬父母的問題上，隻要製度和經濟兩方麵都允許，就應該盡力做到最好，正所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不管怎麽說，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喪葬是孝心的重要體現，如果有孝心的話，什麽樣的喪葬之禮都是符合孝道的要求的，否則，一旦失去了孝心，再豐厚的在葬禮也沒有任何意義。
【原文】
沈同［1］以其私問［2］曰：“燕可伐與？”
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3］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
或問曰：“勸其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注釋】
［1］沈同：齊國的大夫。
［2］以其私問：以私人的名義問孟子。這裏強調沈同並不代表齊宣王。
［3］仕：官員。
【譯文】
沈同以個人名義問孟子道：“討伐燕國可以嗎？”
孟子回答道：“可以。子噲不能把燕國國君的大位讓給別人，子之也不能從子噲那裏接受燕國國君的大位。這個道理很簡單，比方說，你很喜歡一個士人，於是你不稟報大王，私自就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讓給他，那個士人也不經大王的同意就接受了你讓給他的俸祿和爵位，這樣行嗎？子噲讓國君大位的事，和這個例子有什麽區別呢？”
於是，齊國出兵討伐燕國。
有人問孟子道：“聽說先生鼓勵齊國討伐燕國，有這回事嗎？”
孟子回答道：“沒有。沈同問我：‘討伐燕國可以嗎？’我回答他：‘可以。’他認為我說的對，就討伐燕國了。如果他再問我：‘誰可以討伐燕國？’那我就會告訴他：‘奉天子命令的人可以討伐。’這怎麽能說是我鼓勵的呢？假設這裏有個殺人犯，有人問我：‘這個人該殺嗎？’我回答：‘該殺。’如果他再問我：‘誰可以殺他呢？’那我就會告訴他：‘法官可以殺他。’現在，讓一個跟燕國一樣無道的國家去征伐燕國，我為什麽要鼓勵呢？”
【闡釋】
讀了這一章的很多人都覺得，孟子在這裏其實是玩了一個文字遊戲，甚至是在為自己“不仁”的言論開脫、搪塞。這都是表麵上的。
從深層次來看，孟子的意思很明確：不是說不義的諸侯不能被討伐，但如果出兵討伐者也隻是一個諸侯，那這種討伐就是錯的，本身也是不義之舉，因為它“違法”了。根據分封製的規定，討伐不義諸侯的人要有一定的資格，必須是周天子才行。孟子怕別人不理解，又舉了一個很淺顯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犯了殺人的罪過，必然是要被殺死的，這是法律規定的，所以說是“可以”殺的，但並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殺他的，殺他的人必須是法官。
試想一下，如果每個人都有鞭打或者誅殺有罪之人的權力，那麽天下是變得更有法製了呢？還是更混亂了。肯定是後者。“人人得而誅之”隻是一句號召，隻是一個用來形容某個人罪不容恕的形容詞，在真正製的社會是不可能這樣的。真正的法製社會，應該是即使是討伐不義，即使是誅殺罪犯，都得有規矩、有秩序。
從整章的論述來看，孟子的上述意思是明白無誤的，之所以被人誤解為他支持齊國出兵討伐燕國，一是因為當沈同問及此事的時候，孟子著重闡述了燕國應該被討伐的原因，並沒有明確說明該由誰討伐。二是因為戰國時代已經不是一個法製社會了，連“隻有天子才可以討伐不義諸侯”這樣的規定都被齊國君臣忽略了。這不僅是一個王權衰微的時代，更是一個法製混亂的時代。這一切都不能怪罪於孟子。
【原文】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陳賈［1］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2］。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3］。”
【注釋】
［1］陳賈：齊國的大夫。
［2］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武王滅商以後，將商紂的兒子武庚封為諸侯，統治殷商舊地。為了防止武庚反叛，周公命令周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人監視武庚。周武王死後，年幼的周成王在周公的輔佐下即位，管叔等人見有機可乘，竟聯合武庚一起反叛周朝，周公親自率兵大敗叛軍，並一舉誅殺了管叔、武庚等人。
［3］辭：指尋找理由辯解，從而阻止改過。
【譯文】
燕國反抗齊國的占領。
齊宣王說道：“我感到愧對孟子。”
陳賈回答道：“大王不必犯愁。在仁和智方麵相比的話，周公和大王誰強一些呢？”
齊宣王回答道：“這是什麽話！我怎麽能比得上周公！”
於是，陳賈繼續說道：“周公派管叔監視武庚，管叔卻聯合武庚造反。如果周公知道管叔會造反而堅持派他監視武庚，這是不仁；如果周公不知道管叔會造反而派他監視武庚，這是不智。周公尚且還沒有完全具備仁和智，更何況大王呢？請大王派我向孟子做解釋。”
陳賈見到孟子，問孟子道：“請問先生，周公是怎樣的一個人？”
孟子回答道：“古代的聖賢。”
陳賈又問道：“我聽說，他曾經派管叔監察武庚，但管叔卻聯合了武庚造反。有這事嗎？”
孟子回答道：“有這事。”
陳賈又問道：“周公知道管叔要造反嗎？”
孟子回答道：“不知道。”
於是，陳賈得意洋洋地問孟子道：“既然這樣的話，那麽豈不是聖賢也有過錯了？”
孟子回答道：“管叔是周公的哥哥，誰能想到哥哥會造反呢？周公的過錯不是情有可原的嗎？古代的聖賢犯了錯誤就能立即改正，現在的人犯了錯誤卻執迷不改；古代的聖賢的錯誤就像太陽和月亮一樣，百姓都能看見，等他改正以後百姓也能看見；現在的人不但堅持不改錯，竟然還要尋找理由辯解。”
【闡釋】
齊國占領燕國時，孟子曾向齊宣王建議，幫助燕國立一個新的國君，然後撤出軍隊，齊宣王不聽。齊國攻占燕國後的第二年，燕國人擁立燕王的庶子太子平為國君。齊軍由於沒有得到燕國百姓的支持，被迫撤了回來。因為孟子在齊國戰勝燕國之初就提醒齊宣王說，如果不在燕國施行仁政，就不能保證可以長久的占領燕國。此時，齊宣王想到孟子的這些話，追悔莫及，覺得有愧於孟子。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齊宣王總是個“好了傷疤忘了疼“的人，別看他現在說的這麽好聽，但最終還是沒有重用孟子。
事情的重點不是齊宣王的悔過情緒，而是陳賈與孟子的對話。通觀全書，似乎隻有陳賈幻想通過“聖人也有過失”的理由說服孟子，這種惡劣的態度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孟子的駁斥。
根據文章的記載，陳賈自告奮勇去麵見孟子，跟孟子舉例說，周公曾經也出現過失誤，言下之意是，即使聖賢如周公者，也不能避免犯錯，更何況是齊宣王呢？他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為齊宣王的一意孤行尋找借口，以求開脫罪責。針對陳賈舉的周公的例子，孟子認為，古代如周公等品德高尚的聖賢之所以能成為聖賢，就是因為可以做到有錯就改；而現在如齊宣王這樣的國君，明知自己錯了，不但不改正錯誤，還要千方百計尋找借口，開脫自己的罪責，企圖得到別人的諒解。和聖賢的行為相對比，這顯然是應該被唾棄的。陳賈無言以對，隻好悻悻而去。
在這一章裏，孟子提出了“有過則改”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是正如陳賈所言，人都難免犯錯，即使是古代的聖賢、君子也難免犯錯，否則孟子也就不說“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了；二是犯了錯以後的應對之策。孟子提出兩種可能的對策，一是承認錯誤，然後立即改錯；二是將錯就錯，想方設法尋找借口推脫。很顯然，孟子是主張立即改錯。如果犯了錯，任其繼續發展，將會鑄成更大的錯誤；相反，如果能及時承認並改正錯誤，才能保證以後不再犯錯。
關於這一主張，孔子也說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如果有了錯誤而不改，這本身就是個錯誤，所以還是改掉為好。
【原文】
孟子致為臣而歸［1］。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