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大和尚姚廣孝

大約在洪武六年的秋天，一個名叫道衍的和尚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參訪。他在寺側的塔林轉悠，緬懷那些已經圓寂的大禪師。突然，從斜側的一座靈塔後轉出一位頭戴儒巾的方士，攔住道衍，劈頭蓋臉地說：“你這位和尚好怪異！”

道衍一驚，追問：“我怎地怪異？”

方士說：“看你目如三角，形同病虎。雖穿著僧衣，但眉宇間殺氣騰溢。你生性嗜殺，必劉秉忠之流。”

道衍聽罷，並不詫異，而是拱手一揖，問道：“劉太保遇到忽必烈，才成就一番事業。當今洪武皇帝才剛剛開創萬世基業，改朝換代已經完成，我怎麽會成為劉太保呢？”

方士一笑：“不出十年，和尚當遇明主。”

這位方士名叫袁珙，是元末明初時期活躍於江湖的一位著名的相士。他與道衍和尚相會於嵩山的事，明史中有記載。他所說的劉秉忠，是元初的大政治家，此人原名劉侃，字仲晦，祖籍江西瑞州。他祖上在遼國做官，遂定居邢州。金滅遼後，他的曾祖父又仕金，當過金朝的邢台節度副使。蒙古人滅金後，劉秉忠的父親又歸順蒙古人，在邢州元帥府中擔任軍職。劉秉忠長到十八歲，便依靠父親的關係，在邢州節度府裏當了一個小官。

劉秉忠屬於班超一類的人，胸有大誌，不甘於當一名受人驅使的刀筆吏。於是棄官歸隱，上武安山當了一名道士。當時，有一名虛照禪師聽說了劉秉忠的行跡，於是派弟子上武安山找到劉秉忠，對他說：“不要當道士了，還是出家當和尚為好。”也許是慕虛照禪師的大名，劉秉忠真的就脫了道袍剃度出家。又過幾年，居於漠北王府的忽必烈召見高僧海雲印簡。海雲聽說劉秉忠博學多才，便邀他一同前往。忽必烈見到劉秉忠後，一番晤對。劉秉忠侃侃而談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忽必烈深為讚賞，於是放歸海雲，而將劉秉忠留在身邊參與軍政大事，並令其還俗，賜名秉忠。從此，劉秉忠得以展露他的政治才華。公元1260年6月4日，忽必烈在開平即大汗位，年號中統，取中原正統之意。四年後，忽必烈又接受劉秉忠的建議，改年號為至元，取《易經》中“至哉坤元”之意。

劉秉忠精通周易，三式六壬遁甲之術，無所不會。儒釋道三家學問，他都能融會貫通。忽必烈對他終生信用不疑，即帝位後，拜劉秉忠為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宰相之職，可謂位極人臣。劉秉忠一生的三大功勞：第一是協助忽必烈奪取皇帝之位；第二是設計了元朝的典章製度；第三是主持設計並建造了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城。中國大一統的政權建都北京，自元朝忽必烈始，在這一點上，劉秉忠功不可沒。

比劉秉忠晚了一百餘年的道衍和尚，聽袁珙誇他是“劉秉忠”之流，內心自然歡喜。數年之後，道衍和尚到了北京，還專門拜謁了劉秉忠的墳墓，並寫了一首詩：

芳時登壟謁藏春，兵後鬆楸化斷薪。

雲暗平原眠石獸，雨荒深隧泣山神。

殘碑蘚蝕文章舊，異代人傳姓氏新。

華表不存歸鶴怨，幾多行客淚沾巾。

從詩中可以看出，道衍覺得自己是劉秉忠的傳人。他對劉秉忠身後的寂寞頗為不平。兩年後，道衍隨另一位高僧宗泐過鎮江北固山，寫了一首《京口覽古》：

樵櫓年年戰血幹，煙花猶自半凋殘。

五洲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

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宗泐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得道高僧，一看道衍這首詩，禁不住驚呼：“此豈釋子耶？”用今天的話說，即：“這哪裏是和尚說的話呀！”

和尚尚和，凡事阿彌陀佛，但道衍心中總有不平之氣。用袁珙的話說，他是“嗜殺”之人。從這一點看，道衍倒真的不像是正經八百的和尚。

既不像和尚，他為何又要出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