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璁是誰？
不但楊廷和不知道，所有的部院大臣都不知道這個無名之輩。當他們打聽到張璁隻是一個尚未授職的刑部觀政時，頓時都憤怒不已。但是，因為有了張璁這篇疏文，本來鐵板一塊的文官係統出現了裂痕。世宗在大禮爭執中取得了小小的勝利。大臣們雖然仍堅持要世宗尊孝宗為皇考，但同時也作了讓步，同意他尊父親興獻王為本生興獻帝。由王變帝，一字之差，張璁功不可沒。
但張璁由此得罪了士林。幾乎所有的京官都排斥這個“狂悖之徒”。此時，吏部給他授官。按說有皇上的關注，他應留在北京謀到一個不錯的職位。但誰也不肯讓他留在北京攪局，於是給他安了一個南京刑部主事的職位，將他逐出京城。
嘉靖元年（1522）春節剛過，張璁離開北京前往南京赴任。臨行前，寫了一首《赴南都留別諸友》一詩：
今朝辭北闕，明日赴南官。
時論苦難定，聖心當自安。
獨憐知己少，隻見直躬難。
若問唐虞治，終期白首看。
張璁並沒有勝利的喜悅，有的隻是“獨憐知己少”的悲哀。他開始相信肖鳴鳳“大貴”的預測，所以又表露出“終期白首看”的信心。
拋開是非恩怨不講，單從政治投機的角度來看，張璁絕非愚鈍之輩。他之所以站出來表達對皇上大禮議案的支持，乃是經過了認真的思考。世宗登基時，他已是四十八歲，就算授官能獲得一個七品的位置，從七品到五品，也就是知府以及六部員外郎這種位置，還有四個台階，即從六品、六品、從五品、五品。明代官員晉升，三年一次考察，各項指標及格後方可晉升。如果按正常的途徑，不出任何紕漏，十二年後，他才能獲得一個中層官員的位置，而他的年紀卻到了六十歲。以這把年紀，再往上走就難上加難了。
適逢此時大禮案起，張璁看到滿朝官員眾口一詞與世宗作對，便感到機會到了。剛剛登基不到三個月的世宗成了真正的孤君。張璁覺得此時若挺身而出支持皇上，得到的後果不外兩種，一是讓滿朝大臣把他迫害；二是得到皇上青睞，打通晉升之途。思來想去，後者的可能性更大，於是下定決心冒死一搏。
對於張璁的外任，世宗皇帝心裏頭不樂意，但並未幹涉。個中原因，一來是張璁級別太低，吏部可直接安排而無須得到他的同意；二來世宗剛登基不久，還未完全掌控局勢。張璁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會說“若問唐虞治，終期白首看”這樣的話。他內心認為，世宗若開創唐虞之治，他應該是首屈一指的輔佐人選。
到了南京刑部就職以後，他認識了另一個投機分子桂萼，這為他日後的“驟貴”增加了籌碼。
這個桂萼是正德六年進士，科名比張璁早了十年，初授丹徒知縣，恃才自負，屢忤上官，改授青田知縣，嫌遠不肯赴任。在官場蹭蹬十一年，也才混到南京刑部主事一職，與張璁同事。兩人都是官場不得誌之人，乍一見麵即引為知己。桂萼沒當過京官，不知道北京的局勢，聽張璁講述大禮案前因後果，心情不覺怦然而動。斯時，大禮案紛爭似乎已經結束，但興獻王為本生興獻帝顯然不是世宗的本意。兩人在辦公室反複琢磨，決定各寫一疏再論大禮。其中心意思仍是不應尊武宗之父孝宗為皇考，而應直接尊自己的父親興獻王為皇考。
兩封奏疏到京，可能是有關部門故意拖延，拖至嘉靖三年正月，世宗才看到奏疏，他對張璁、桂萼的觀點非常感興趣。此時，張璁不再是孤身一人支持皇上，除了桂萼，尚有方獻夫、席書、黃倌等，這五個人可稱為支持世宗的“五虎上將”。除方獻夫外，四個在南京。鑒於兩地相隔遙遠，音訊不能及時傳達，張璁與桂萼倡議，請皇上下旨讓他們進京，與反對大禮案的官員在朝廷舉行公開辯論。
眼看將欲平息的紛爭又起狼煙，北京的部院大臣們再一次緊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