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座寨子腳下。寨子裏看不見一個人，隻看見一座小橋和幾頭牛。這些牛清一色的黑，頭上兩把鐮刀樣的大角，模樣威風，眼神卻很溫柔，氣度從容。其中一頭靜靜地望著我們，那眼神仿佛在說，這些人從哪來的啊，我不是在做夢吧？
兆壽一邊驅車上山，一邊對著越來越濃的霧感歎，而我和翰存卻已經被這石城中怪異的山形震撼，有的猙獰，有的慈祥，有的傲慢，有的城府深藏，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恐怖詭譎的美。車沒走幾步，我便說，停一下，取個景。在一處山坳，石頭全是瘮人的白，一支小溪從坳裏流下，仿佛很久之前發生過激烈的戰事，餘下了當年的骨頭。我的學生張語和突然順著山坳向上奔去，問她幹什麽，也不說，我們齊喊，小心，石頭滑！沿著她去的方向，隻見白石縫中綻放著一枝奪目的紅花，無比冷傲、豔麗，孤獨。她捧著那朵紅花下來說，剛才我覺得有人在喚我，一抬頭就看到了它，我要把它帶回蘭州。
走走停停，到了山頂。紮尕那山頂海拔4000多米，下窺，霧在腳下澎湃，那些寨子早不見了影蹤。和阿壟他們道別後，紮尕那頂上，就剩下我們幾個，讓人感覺塵世離我們已極為遙遠。我應該在這原始古老的國度裏做一隻自由的鷹。在某些時刻，人的感覺是相通的，大家都想張開雙臂，不，應該是雙翅，飛翔在茫茫的雪山之巔，白雲之上。翰存低吟道，紮尕那，你是天堂的骨頭落在這裏。然後，突然站在那裏做飛翔狀。我仿佛看到他的靈魂已經起飛，升到那亙古不變的時空。
啊，高聳入雲的紮尕那，此刻隻有我們幾個人，在更高的峰頂上，還有幾隻寂然不動的鷹，它們是我們的親人。如果時光也累了，就讓它在此地此刻歇歇腳吧！
然而，塵世的另一隻手從山外伸來，輕輕地拍打我們，小聲說，快回去吧。大家似都聽見了這聲音，默默回到了車上。
開始下山了。在無邊荒蠻的落著小雨的山路上，在看來絕不可能有人跡的無人區，忽然西遊記似的，霧雨中冒出了一男一女兩個藏胞，像姐弟倆，他們把臉貼到車窗玻璃上，舉起了一束白色的花球，說是雪蓮。為了不讓雨中人失望，我遞出了二十塊錢，順便問了一句，你們住哪裏，藏女說，“十個家”，大概是個地名。
在一個怪石嶙峋的山彎，我們停了車。小公主徐藝丹忽然說出大人的話：太恐怖了，我們快走吧。隻見那座山向南傾斜著，儼然起飛的怪鳥。我也說，趕緊走吧，不要驚動了這山鷹。大家複匆匆上車前行。突然，一道木欄杆擋住了去路，十分突然。正不知發生了什麽，路旁隱蔽的小屋飛出一個藏族漢子，極高大、威猛，真疑心他是不是一隻巨鷹或猛虎變的。大家忙說，是你們趙縣長請我們來的。他似乎聽懂了，臉上露出憨厚的笑，隨手升起了橫杆。在流連與驚懼交織中，紮尕那在我們的身後越來越遠。我們仿佛從天上一步步降落到人間。車行到山底時，我們沒有回頭。
我的心是多麽矛盾：我寫文章，希望人們知道紮尕那的美，但我深知，一旦知道的人一多，蜂擁而至，它立刻就會變色變味。試想，拉薩本地人原也不過十多萬，現在是幾十萬外地遊客包圍著這十多萬人，於是拉薩與內地的差異很快消失了，滿街也是山城火鍋，北京烤鴨，牛肉拉麵館，藏民也穿著西裝，隻是臉黑些罷了。當年的九寨溝，不過是九個藏族寨子，與世無爭地自在著，可現在每天萬頭攢動，沒有消停的時候。所以，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又希望知道紮尕那的人越少越好，迭部的變化越緩慢越好；可是，那窮困縣該怎麽改變麵貌呢？天上的、雲端裏的紮尕那啊，我是為尋求自由和美感而來，為尋求純淨和聖潔而來，但願我的筆不要無意中傷害了你的純潔無瑕和絕世之美。所以我決定，關於你，隻寫此文，再也不寫了，看不到的人就不要看了。
2007年10月16日
聽秦腔
我的一大愛好是聽秦腔，愛聽到了酷愛、入魔、自唱自歎、手舞足蹈的程度。到北京都幾十年了，這癖好居然有日甚一日之勢，不免搔首自歎，這是否一種遺老心態？我曾宣稱“秦腔是中國戲曲中最偉大、最深厚的劇種”，招來過一片訕笑，我卻無愧無悔。內子是北京土著，小兒女都在北京長大，我每放播秦腔，便遭到他們的頑強抵抗.小女捂著耳朵跺腳尖叫，小兒漲紅了臉摔門而去——破壞了他們要聽流行歌曲的興頭，那一刻他們甚至是仇視我的。然而，我的秦腔癖有如鋼筋般堅固，最終還是我征服了他們。於今，妻子和女兒不但默認了秦腔的合法，有時還跟著節拍輕輕附和，隻有兒子冥頑不靈，始終對秦腔不屑一顧，或暗暗冷笑。
我積有三十多盤秦腔磁帶，北京固然大，無奇不有，我深信在擁有秦腔上我必在“首富”之列。這些磁帶來之不易，每到西安、蘭州我便廣為搜求，有時索性到朋友家裏巧取豪奪。在西安，王愚、張素文夫婦是我的兄長輩，為我翻錄、選錄秦腔廢寢忘食。有一回，王愚直錄到鼻尖冒汗。脖梗上青筋噗噗地跳，他一麵捶著腰背，一麵說，達弟啊，也就是你，換誰我也不賣這個牛勁。李星和我年紀仿佛，又同好秦腔，對他我就不客氣了，進劇場，跑商店，選磁帶，每回必得陪同到底。我那套《百名演員集錦》，就是花七十元托他搞到手的。在蘭州，我和作家王家達一見麵，話題馬上就轉入秦腔。在大學讀書時，他是我研習秦腔的引路人。談起名老演員如劉毓中、田德年、蘇育民，我們感慨唏噓，無限神往；談起早夭的一代名伶蘇蕊娥，《花亭相會》的婉轉多情，我們輕輕歎息，不勝其情。我發現，我倆對秦腔名角都有種“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崇拜心理。盡管誰都知道秦腔演員的文化水平一般不高，有的還很俗氣，但誰也不提這些，惟恐破壞了心造的聖像。等到我要檢閱一下他裝磁帶的櫃子時，融融樂樂的氣氛就突變了。他局促不安，支吾其詞。畢竟是遠道客來了，最後他還是慷慨解囊，送我一兩盤市麵已脫銷的磁帶。
說起來，某些西北人對秦腔的癡迷也著實叫人驚愕。我有個侄子，比我還大兩歲，是個八級鉗工。記得小時候，他的床頭就總有一摞戲本，至今他已四十六七歲，胡茬子都白了，多年不見，我偶翻他的床頭，居然還是一摞戲本，令人悵然。聽說“文革”前國務院有位主任叫賈拓夫，陝西人，每天下班一進家門，雙手把帽子往茶幾上一擱，咳嗽一聲，隻說“秦腔”二字，家人便用老式留聲機為他放秦腔唱片．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又聽說，西北某大學學生宿舍，全是本地農村學生，隻有一個南來學子。這位江南秀士對秦腔深惡痛絕，秦腔聲一起，他便溜出宿舍，到校園裏胡轉。殊不知他的大不敬已獲罪於眾同窗，終有一天，為秦腔爭執起來，有人逼問他的看法，他直言不諱，尖酸刻薄，眾人大怒，揮動老拳，把這位秀逸之士打得鼻青臉腫。他爬起來後到校方告狀，校方惟苦笑規勸而已。這些傳聞或有所誇張，但多年前在揚陵鎮我倒是親見，幾個趕車的腳戶哥兒，因春節期間電台的秦腔節目太少，蹲踞在車頭上，朝著路旁的大喇叭吼罵。
有時候，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都80年代了，我對秦腔的流連何以始終不渝？而整個西北高原，陝甘寧青新的市鎮，雖已是影視業發達，迪斯科風靡，西部搖滾沸反盈天，可“古調”秦腔居然還能“獨彈”，還能存活，真也是一大奇觀。它的生命力何以如此頑健？在我倒是猶可理解：從小就在鄉下戲台邊上廝磨，村中男女誰能演戲，村人心悅誠服的青眼至今記得；及長，又在城裏的戲院子買—毛錢的站票看，台上台下同悲共喜，實為我的心靈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說秦腔已滲進我的血液，並不為過。可是，對一個古老劇種的活力而言，就值得研究了。賈平凹寫過名篇《秦腔》，說是秦川的地理構造與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秦腔又與西鳳白酒、長線辣子、大葉卷煙、羊肉泡饃共為秦川人五大生命要素，故而秦腔是秦川的天籟、地籟、人籟。他的說法不無道理，卻雜有濃厚的“陝西沙文主義”傾向，視野未免窄狹了。其實，陝西而外，青寧甘新，哪裏沒有高亢激越的秦腔回旋，哪裏不是大大小小的“秦劇團”星羅棋布，何獨八百裏秦川然？
要揭開秦腔的生存之謎，必須站在整個西部的高度，不能光在西安老城牆周圍打轉。依我之愚見，地理結構重要，曆史結構更重要，渾茫的曆史感才是秦腔魂魄。說穿了，秦腔迷人，乃在“蒼涼”和“悲慨”二點上。它善悲劇，不善喜劇；善倫理戲，悲歡離合的苦情戲，不善政治戲和理性戲。看《放飯》，誰不感到命運之飄忽；觀《探窯》，誰不讚亂世男女之堅貞；賞《火焰駒》，誰不恨奸佞之陷害忠良；品《周仁回府》，誰不敬萬丈友情之高潔……西部這塊地方，秦漢威儀自不必說，“十六國”烽煙不絕，前秦後秦前涼後涼南涼北涼的，世事如轉蓬，更有大唐的“初、盛、中、晚”之無盡紛爭，留下幾多悲歡，唱出了多少慨歎？它是人命危淺之地，苦役流放之所，慷慨悲歌之疆。它的曆史和生活本身就具有“蒼涼悲慨”的韻味。尋根乃是人類固有的情結，曆史意識是現代人直觀自身的表現，秦腔便是滿足著這種欲求。可以說，秦腔是西部人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倫理方式的藝術化、抽象化、程式化，隻是人們不自知罷了。當今研究西部文學的，倘不知秦腔為何物，便無從研究，隻能隔靴搔癢耳。
不過，話說回來，一個劇種要在今天站住腳，沒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可不行。光是一些演員唱，大家不跟著唱，那就會越唱越萎縮。現代西部青年對秦腔厭煩者日多，秦腔演員被迫“走穴”的，改唱通俗歌曲的，爭上電視劇的，也不鮮見。我對秦腔的前途不免擔心。直到去年春上在蘭州茶園聽了一回秦腔，才算放下心來。
那天，家達兄約秦腔著名新秀竇鳳琴給我們唱幾段，卻苦於無人伴奏，他便建議我們一起到茶園去，說那裏有現成的樂隊。竇風琴名氣很大，磁帶銷行西北各地，一見麵，竟一點架子也沒有，宛然一位樸實俊俏的甘肅農村姑娘，頎長身材，清秀麵龐，話兒不多，隻微微地笑。她是由生產隊、公社、縣城直到省城，一級一級唱出來的，尤其受到家鄉農民的追捧。
一進茶園，我和小竇都被眼前的散漫場麵嚇住了。小竇紅著臉，搖頭悄聲連說；“不唱不唱！”那場麵也確實讓膽小的唱不出口。蘭州的茶園曆史悠久，風味獨具，這我是知道的。但見，半露天的席棚下，密密麻麻全是圍桌而坐的茶客。與南方茶園不同，這裏是一色的篷布躺椅，擱腦袋處油漬斑斑，證明著茶園的古老。喝的蓋碗茶也別致，叫“三炮台”——茶、冰糖、桂圓合成，喝茶人一麵用碗蓋刮撩，一麵品茗。整個茶園人聲鼎沸，花生瓜子殼遍地，跑堂的個體戶提壺穿梭如風；打麻將的，玩撲克的，看書的，下棋的，應有盡有，好不熱鬧。怪就怪在你熱鬧你的，我熱鬧我的，相安無事。在茶園中間，民間秦腔班子吹拉彈唱正在興酣處。一位七十多歲的尕老漢，正在仰天長嘯，唱《轅門斬子》呢。打板的，拉板胡的，彈三弦的，全戴著茶鏡，微眯雙眼，下巴和著節奏一伸一縮的，沉醉其中。那尕老漢唱到“手捶胸，足頓地，怎不心傷”一句時，突然猛跺地麵，底氣十足。
幾個走過的時髦女青年被驚得哈哈大笑。看來，那老漢不是為了表演，完全是自娛。更可怪的，一位女服務員，在戲唱到需要女角時，放下鐵壺，款款走上前去，接唱一段，然後平靜如常，又提著壺續水去了。再一看，戲班子近旁，還有好幾位在清理嗓子，躍躍欲試，準備上場呢。這種茶園戲班，是業餘愛好者自動湊集的，唱家也自告奮勇，不時會從茶座上立起一位。不過，並非誰想唱就可以唱的，這組織也有規矩，需要事先串聯，聽說有人要唱還得出讚助費，猶如時下自費發表著作一般。秦腔的流傳，與這種民間形式關係密切，僅蘭州就有幾十家茶園。因屬業餘，更多保留了秦腔的野味、野趣。
在王兄和我的大力慫恿下，竇鳳琴有點坐不住了，卻又畏懼這陣勢。試想，一個蜚聲大西北的名演員，要在這種土場子上亮相，該得多大勇氣呀。最終小竇還是被王兄硬拽到台前，與樂隊小聲協商了一下，決定唱《斬秦英》。隻聽小竇一聲高腔出唇，拉板胡的老先生立刻暗暗點頭首肯，待唱到“罵一聲，小奴才，不死的冤家”，全場忽然靜得駭人，下棋的、打牌的也全翹首環望，總覺得今天的唱家有些異樣。小竇那高、亮、甜、脆，具有透明感的聲音在旋舞，那氣勢昂揚、一波三折的腔調在回**，那融匯了歌曲發聲方法的甜美和流暢在盡情擴張。一曲終了，全場忽如地震，如沸鍋，“美氣”，“好！好！”的粗嗓門滿場亂吼。這時，一向不善當眾講話的王兄忽然一臉激動，一臉嚴肅的介紹說：“剛才唱戲的女同誌，就是咱省的竇鳳琴。”“啊呀？
竇鳳琴？她咋跑這兒來了？”“什麽？竇鳳琴！放著大劇場不撈外快，到這來了，嘖嘖。”於是，躺椅亂響，人群**，全擠到我們桌前。茶園的個體戶樂壞了，捧來大把花生瓜子糖堆滿桌麵。竇鳳琴卻不習慣這場麵，飛紅了臉，頻頻點頭，一彎腰衝出重圍，一溜煙出了茶園，喊也喊不住。
要問：秦腔會絕滅嗎？我說不會；秦腔會大興旺嗎？頗難；秦腔能打出潼關去嗎？答曰：更難。
涼州曲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唐·李益《聞笛》
今日的武威即涼州，古稱姑臧。現在的“涼州”隻是武威一個區的名字，而我，卻更願稱整個武威為涼州。涼州於我有道不清的緣。
1964年秋，作為一個未畢業的學子，我隨蘭州大學師生一起去張掖的民樂縣搞“四清運動”。那是我第一次進入廣袤而坦**的河西走廊，火車一出古浪峽，涼州即呈現眼前，它以寬廣的蒼涼，震動了長期生活在蘭州和天水兩地的我。我們進軍民樂是乘卡車去的。那一天，四清工作團的一百輛卡車揚起漫天塵埃，有如狂擂著一百麵戰鼓似的擊打河西大地。事先，蘭州軍區後勤部向我們提供了舊軍大衣和大頭鞋之類禦寒物品，於是，我們頭戴舊軍帽，身穿軍大衣，腳著大頭鞋，個個全副武裝（沒槍），魚貫開進了民樂縣城。站在路邊的老鄉們看得發呆。當晚，張掖地區就有五個“四不清”驚恐自殺。我所在大隊的會計，竟吊死在村裏的舊戲台上。
我們在河西呆了將近一年。中間是春節，也不讓回家，在涼州集訓度過。記憶中隻有嚴寒，還有街邊瑟縮的行人。其間，看了武威歌劇團演出的《江姐》，為之打動，曾約定，我畢業後就到武威歌劇團當編劇，還設想了深入生活的一大套計劃。其實我完全不懂中國的政治，此時階級鬥爭的弦已繃得緊極，搞創作隻是一個夢。但我隻記住了地委薛程書記對我的承諾。他在我所在的樂民大隊蹲點，看了我編寫的村史，很欣賞，於是答應要調我的。我畢業後卻分配到了北京，進了中國攝影學會，很失落，老記著到武威圓文學創作的夢，一直鬧著回武威，因文革起而作罷。記得我曾幼稚地等待過很久。
6月1日晚，在蘭州，有朋友邀我乘他的“自駕車”去涼州，我欣然應允。正收拾行李，突接原本說好一起去的一位同學來電話，他在深夜幽幽述說去往涼州路途的千難萬險，描繪了新近發生在那裏幾起車禍的慘重後果，表示自己不去，並力勸我也不要去了。我在感謝了他之後仍決定前往，一則對涼州心向往之，二則已經約好了，不便毀約————人啊，在某種特定情境下，不管為了虛榮、麵子也好，為了自尊、誠信也罷，會為難到明知山有虎，硬著頭皮也要虎山行的地步。
第二天一大早，我與我在蘭州大學的幾位博士生一起出發了。去時由我開車，這幾乎是我“自告奮勇”的。我什麽都不說，心裏雖有些擔憂，對必經之地烏鞘嶺的路段沒有把握。但心中另一個聲音卻很強硬：我非要開好車，不出一點紕漏，要創紀錄，要挑戰自我，要證明自己！出乎意料的是，大部分路其實平坦得很，馬牙雪山上的白雪依然在車窗邊耀眼，而烏鞘嶺卻似乎不見了當年駭人的峭峻。車子終於跨越了烏鞘嶺。我們找到一處簡易飯店，在它門前歇腳，之後一個小時，竟然就到了涼州城。當我穩穩地把車停到華信賓館停車場時，我為自己順利地實現了計劃而興奮。獨自驅車300公裏，打破了我開車史的記錄。
當天下午，我們改乘一輛越野車前往天梯山石窟。石窟的規模和藝術境界令所有前去的人震撼。參觀時，大家都發現了有一對美麗的小鳥自始至終旋飛在我們頭頂上空，直至我們離開石窟。當我們拜佛時，小鳥中的一隻落在大佛的拇指上，靜靜地望著我們。開車的小周說，那是蝴蝶鳥，住在佛爺的耳朵裏，是吉祥物，一般人是見不到的。之前他來過這裏七次，隻見到過一次。我轉頭向小鳥擊掌，以示回應，眾人皆莞爾。
民間藝術家趙旭峰的家就在天梯山石窟附近，我們去他家吃晚飯。他的妻看上去是個賢惠的農家婦女，在端飯菜時，隻禮貌地笑笑，沒說一句話。我走過的地方也算不少，見過許多的吃食，可在趙旭峰家卻吃到了從來沒有吃過的山珍和農家飯。撒了苦豆子的大饃，無名野山菌；連小白菜也格外香醇，更有一種雨後的菌類，叫什麽忘了，據說初采到時狀如黑石頭和黑層岩，若不及時製作，迅即會被一種看不見的怪蟲銷蝕以盡，化為烏有。
此物味極佳，難以言表。還有“香頭子麵”，麵條皆如香頭，與羊肉燴在一起，吃了還想吃。
飯後，趙旭峰和他的兩位同鄉一起，彈撥三弦，為我們唱起了涼州民歌和“涼州賢孝”。看來他們經常合作。我從小就知道“三弦彈斷筋”之說，極言學彈三弦之難。聽他們的弦歌聲，我深深為之打動，特意找來油印歌本，跟著他們一起哼將起來。
還是情歌居多。例如《繡牡丹》唱道：花兒繡在水裏麵，四麵八方叫水擋嚴，你想看花難上難，哎也不難，也不難，變一個金魚兒水裏頭鑽，一呀鑽，二呀鑽，一鑽鑽到水裏麵，抱住那個花芯兒看牡丹/花兒繡在那園裏麵，四麵八方叫牆擋嚴，你想看花難上難，哎也不難，也不難，變一個蝴蝶兒盤上了天，一呀盤，二呀盤，一盤盤到園裏麵，抱住那個花芯兒看牡丹……再如《走青陽》唱道：黑毛的驢兒馱鬆香，走到那個青陽站道長，聽說我的花兒不地當（病了），上街裏下街裏稱冰糖/左腳我踏在門檻上，右腳我跨到坑沿上，我問花兒你啥疼哩，啥也不疼我就是想人哩……還有比《五哥放羊》早得多的《王哥放羊》，流行於甘青一帶，裏麵唱道：五月五來五端陽，沙棗楊柳插門上，你喝酒來我捏手，這麽熱鬧哪裏有，紅糖冰糖四合糖，比不上妹妹的唾沫香；八月裏來八月八，高高山上拔胡麻……沒想到武威人也唱“花兒”，比如如此驚人的山盟海誓：青石頭根裏的藥水泉，擔子擔，樺木的勺勺哈舀幹，若要咱倆的姻緣散，三九天，青冰上開一朵牡丹！
時候不早了，起身道別，回城的路上又參觀了涼州白塔寺，西藏歸屬祖國版圖之見證地也。 晚上雖然疲憊，不想動，仍應邀去了雪漠家，也是愉快的。雪漠搬的新家，在一小區，頗寬敞，複式結構，陽台上有石鎖，家中有沙袋，棍棒，梭鏢，一應練武的家夥。雪漠在我們一再的邀請下，打了一套拳，虎虎生風，功夫不淺啊。我的博士生任美衡，出身衡陽武術世家，打了一套六合拳，據說屬於南拳，也不錯。雪漠的兒子，高中生名叫陳亦新，玉樹臨風般英俊，打出了一套帶氣功的拳，也厲害得很。三位武士各顯神通，叫我這手無縛雞之力的老書生隻能跺足稱歎，並且甘拜下風。此時已是深夜十二點多了。
6月3日，與文聯李學輝主席等人，去了文廟參觀。李學輝的文字頗具風格，著有長篇小說《末代緊皮手》，短篇小說集《1973年的三升穀子》，且熱心地方的文學事業。武威的文廟名聞遐邇，是甘肅保留匾額最完整、最豐富的地方。每一塊匾額都訴說著複雜的曆史，人間的渴望。在文廟，我們巧遇每年隻舉行兩次的祭孔活動。午飯時，我說我想到“四清”時集訓過的地方看看，記得是一棟木結構的帶回廓的老樓。一位朋友興奮地說，那是馬步青給他小老婆蓋的蝴蝶樓啊，雷老師竟然在那裏住過！你休息一會，我們下午去看。不意另一位朋友卻說，那裏在修路，車過不去，人也過不去。我什麽都沒有說，心想，留個念想吧，說不定以後會再來。
涼州之行雖很短暫，但這座古城濃得化不開的文化氣息令我難忘。遙想李十郎，即李益，大曆十才子之一，即姑臧人氏；“開簾風動竹， 疑是故人來”的詩句，曾打動了唐代才女霍小玉，她在古長安上演了一幕絕世悲慟之劇。於是，前有蔣防的《霍小玉傳》，後有湯顯祖的《紫釵記》，李益也由之獲得了中國文人中頭等薄幸人的荊冠，成為千古罪人。事實究竟是怎麽樣的呢，誰說得清。安知李十郎沒有冤枉處？他寫得最見功力的，還數邊塞詩，直堪與王昌齡媲美。且看他的塞下曲：“伏波唯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莫遣隻輪歸瀚海，仍留一箭射天山”，多麽豪邁而決絕！借馬援與班超之本事，仰天長嘯。另一位，是唐傳奇《柳毅傳》的作者李朝威，有說他也是武威人的，此人很神秘，文筆之幽美，也是我多年心儀者。作為甘人，我常以他們二位自豪。
回到蘭州，友人問及此行感受，我想了半天，隻能說，廣大到40萬平方公裏的甘肅變小了。
秋歌
涼州的五穀已經熟透
盲人彈起他的三弦琴
一遍遍唱著涼州賢孝
似歌，似哭：
咱們兩個若要散，
青冰上開一朵牡丹！
涼州的五穀已經熟透
你還不來，看雁過涼州
味外之味
依我看，江南至少有四大“美”——景美，女美，文美，食美。對美景，由於多年來不斷行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已刻在記憶的屏幕上了。對美女，我也是欲罷不能，暗誦“越女天下白，五月鑒湖涼”，遙想著西施、蘇小小，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們，一個個與清流知識分子死生與共，寧不叫人魂追夢繞？對美文，固然天下美文多矣，但許多出自江南才子，且出自大才子，卻是真的。遠的不說，隻消翻開現代文學史，現代思想史，發現三分之二以上的文豪出在江浙，而西部偏西地區幾乎為零，不由讓人驚訝於造化之何獨鍾於江南。
對於前三“美”，除了力頂，我沒什麽可說的。惟獨對於第四美——江南“美食”，我缺乏真切的體味與感受。我是個對吃東西稀裏糊塗的人，我這大半生，什麽好東西沒有吃過，但記不住，若說直到現在才接觸江南菜，那未免透出假來；可是，我要說，飲食習慣，這種從哺乳期到童年期、青春期，直接刺激人的味覺、喉管的身體記憶文化，卻有種天然狹隘的地域性，它阻隔著一個人對各種美食的兼容並包。你可以改變鄉音，但你卻沒法兒改變胃口。我們聽說過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卻沒有聽說過對任何東西都愛吃，都會吃，都能吃出道理來的無所不包的“吃家”。即以我而論，真正把杭州菜當作一種審美對象，不但感性地，而且理性地深入其裏，陶醉其中，終於品評出一點味外之味來，不得不說是最近一次在杭州知味觀的品嚐。這一次，毫不誇張地說，從根本上搖撼著我的餐飲觀。
我出生於甘肅天水，長到22歲時離甘赴京，從西北到了華北，但始終沒有離開過北方。我發現，我的口味極其頑固，喜歡辣，酸，喜歡牛羊肉，喜歡麵食，米飯基本不動。一天不吃麵就沒著沒落的。這絕非我矯情，作秀，實在是一種連我自己也無法解脫的根性。我承認有的人隨遇而安，善於應變，但我做不到，我可能屬於最頑固的分子。所以，很長時期，在我心目中，世上的美食，無非手抓羊肉，高擔釀皮，牛肉清湯麵，岐山臊子麵，羊肉泡饃，油潑辣子麵，槳水麵，蕎麵攪團，天水呱呱，百合炒肉片，茄子炒辣子，東鄉土豆片，河州包子之類。你看，基本全是圍繞著麵食，我竟一直看不出它的單調。上海人或江浙人一見上螃蟹了就沒命了，立即亢奮，這種時候，我往往慷慨地把我的那隻螃蟹拱手送人。
我小時還有幾種怪吃法，至今不忘。一是喜食油渣，最盼望母親煉豬油，眼看她把一塊塊白色脂肪扔進鍋裏“煉”，煉到隻剩下油渣。母親遂把油渣盛到一小碗裏，撒一點鹽，遞給我。
我在旁俟之久矣，接過碗，飛奔而出，忙用熱饅頭把油渣一夾，急急往嘴裏塞，好香啊！還有一吃：西北冬天酷冷，人們總是圍著爐子枯坐，便將土豆切成薄片，轉圈兒貼滿了爐壁，直烤到焦嫩黃脆，然後撒上鹽吃，這是另一種絕妙吃法。像蘭州這樣的城市，至今以吃為樂，以吃為天，以吃為最重要的交際方式，飲食業極其發達。入夜，濱河路兩岸十裏黃河風情線上，餐館密集，燈火通明，笙歌不息，據說蘭州每天要消耗掉近萬頭羊。我奇怪於羊的生長期何以能滿足了人的饕餮？我曾戲稱蘭州為享樂主義最盛行的城市，其實滿足的不過是較低需求或生命本原之需要。我的一個朋友有一天忽然憤憤地說，重要的不在於吃什麽，而在於和誰一起吃！他似有所悟了。
試想，帶著如此粗陋的飲食習慣或飲食觀的我，麵對杭州一桌精致無比，琳琅滿目的菜肴，會怎麽樣呢？這不啻被拋入一種“失語”的尷尬情境，我隻能采取“食無言”的藏拙，來它個啞巴吃餃子，心裏有數。
記得那天，先上來的是一色麵點。什麽獼猴桃酥，鳳眼餃，知味小籠，知味餛飩，幸福雙，樣樣色香味形俱佳，在座諸公，莫不眉開眼笑。這個說，入口即化，那個說，外脆裏嫩，吃到興起處，某公晃著腦袋直叫，美食啊美食。殊不知，百年老店知味觀就是從這些麵點起家的。知味觀之名，也是由“欲知我味，觀料便知”得來。我們在廚房觀看了“獼猴桃酥”的製作全過程，發現雖屬麵點，其用料之講究，做工之精細令人叫絕，可以說每一隻都凝結了老師傅的聰明才智。
我暗暗與我所熟悉的西部麵食加以比較，不禁悟到，原先自以為西部麵食與雄渾，狂放，蒼涼融為一體，何等來勁，江南小吃不過是些小玩鬧的看法，實屬局囿於一種風格的偏執。現在吃杭菜，倒也不必有意抬高南方，貶低西北菜肴，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烤全羊，手抓，牛腱子肉，駝掌，驢腿，羊脖，羊蹄，牛膝蓋，雖也是一種文化，也有悠久曆史，也輝煌，但它畢竟是與基本生存太過密切的文化，是以大熱量，耐饑程度，抗風寒，難消化，延遲饑餓感，緩解腸胃緊張情緒為主要特點的，其文化含量和文化檔次受地緣影響，畢竟都不很高。比如饢，為的是便於在沙漠中長期食用和保存；比如辣，有抗風濕功效；再如酸，有助消化之力。在審美的日常化、精巧化和娛樂化甚為流行的今天，難道江南名點不是更值得我們珍視的一種“國粹”吃法嗎？其文明程度不是更高一點嗎？
至於菜肴，那就更叫人驚歎了。除了龍井蝦仁，西湖醋魚，金牌扣肉，東坡肘子這些久負盛名，流行全國的大菜、名菜、傳統菜，其工藝極佳，充分體現了“中國味道”的無與倫比的魅力之外，我還發現，有一些新穎的名字跳出來了，它們提供著種種陌生化的新口感。我隻想揀出“蟹釀橙”和“雪梨火方”一談。前者據說是南宋時的民間菜，它剔取蟹粉，將蟹肉微炒之後，放入橘子之中，蒸製而成。吃起來，舌尖上有種奇特的刺激感，難以言傳。“雪梨火方”把最冰冷與最火烈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吃起來甜酸與香醇並存於舌尖之上，說不出的“爽” 。不失為富有想象力的創造。
這些新型品種菜，給了我極大的啟示。我由此想到，人種在變化，人的器官也在變化，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人的胃口，嗜好，味覺，也是變動不居的。我們固然應該珍惜傳統，但更應該重視創新；完全依賴於老字號，老牌子，坐享其成，並非一勞永逸之策。人不可能永遠吃老祖宗發明的幾樣菜。浙人似乎悟出了這一點，他們在眾多菜肴中，不斷揉進了新的元素，適應著現代人的日益複雜怪誕的口腹之欲。
下午，浙江的朋友帶我們遊西湖，遊畢到一飯館用膳。它掩映於西湖楊公堤紅櫟山莊一帶，前含山水，後挹湖光，木橋回轉，曲徑通幽，好一個賞心悅目的去處。那天天氣不冷不熱，微風起處，漣漪層層，望著無盡的西湖，沉沉欲醉。大家一麵品嚐著，一麵爭說著“叫花雞”的來曆。有的說，“叫花雞”是要飯的乞丐偷了雞，怕人抓住，趕緊用泥巴把雞糊起來，架在火上燒泥巴，泥燒裂了雞也就熟了，原是一道不登大雅之堂的菜。有的說，是朱元璋自己當叫花子時發明的，做法是將活雞用黃泥糊住，隻留雞頭在外，放在火中烤，雞被烤得焦渴難耐，便張大了嘴要水喝，人就將醬油等作料用勺子灌將進去，所以好吃。這倒也符合朱元璋的殘忍。還有的說是當年乾隆皇帝微服下江南，流落荒野，見一個叫花子鬼鬼祟祟，尾隨之，發現了烤熟的雞，乾隆於困餓交加中自然覺得這雞好吃極了。吃畢問其名，叫化子不好意思說“叫花雞”，就胡吹說這雞叫“富貴雞”雲雲。
此刻，我忽然覺得，眼前活色生香的佳肴，是如此地精致，秀美，甜脆，爽口，它與周圍的湖光山色，與蘇州園林，雁**秋水，天目森林，與牙雕，與絲竹，與壽山石，與評彈小調，與吳越軟語，是如此地融洽無間，相得益彰。它們融為一體，共赴天人合一之境。當飲食與文化背景糅合一起，吃飯再也不僅是滿足熱量的需求，而是一種文化的享受與頓悟，人不僅是為了活下去，還為了活得身心愉悅，為了一種情懷與遐想。這是人生的高質量，是生命狀態的提升。吃，升華為一種藝術了，一種對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證明，一種審美化了的活動，一種人類才藝高度的炫耀，也就是“人化的自然”的展示啊。它的美學追求是如此地突顯，味外之味，難忘矣。
洮河紀事
每當晚霞照紅洮河邊的水月鎮時，我家的耳房裏，總有一夥阿爹的朋友——去洮州趕牛歇腿的腳戶哥兒，坐在熱炕上，圍著一盆木炭火熬茶。有人噴吐著又濃烈又苦澀的旱煙，有人用幽怨的聲調哼著歌兒。歌兒裏總說：窮人“命苦”，一旦注定了就得一世“受窮”。那時，我左右想不透這是為什麽。我問過小女伴鬥鬥，她也不知道。因此，我隻有倚枕癡聽洮河嘩啦嘩啦的濤聲，隔窗望一鉤冷落的月亮。
這兒時的情景，至今新鮮地保留在記憶裏。30年後，波聲如舊，還是一樣的月光水色，但是，我家翻修過的新耳房裏，林場裏的老尹書記——當年也常在我家歇腿的腳戶尹叔，領著一幫小學徒來做客了。他們盤膝而坐，一個個瞪著稚氣的眼睛，要我講講過去的事。玉盤樣的月亮升起了，照著河上的晚霧，年輕人的心啊，有如洮河裏洶湧的波濤。
我想了想，呷一口濃茶，講起早年間的事。
聽阿娘說，我家門前的那棵桃樹，是我過百日那天爺爺親手栽的。那時候，爺爺是鞋匠，爹也是鞋匠。後來，小桃樹已長到了一把粗細，我也就成了一個小鞋匠啦。
鎮上人管我們叫“鞋匠家”。鞋匠鋪裏的活路真多：又是打線、搓麻繩，又是編麻鞋，又是釘掌、錐爛鞋。有時，我和爹登上高高的羊山，采來山葦子、細竹、馬尾草，編上幾雙草鞋賣。爺們三個起早摸黑地幹呀，日子照舊過不前去。
有一次，是秋末時候，我和爹上山打馬尾草去了。因為跑得遠，在幾天後的夜晚才回來。隔窗看見鋪子裏鬆明子鬼火似的亮著，爹痛楚地說：“爺爺還沒睡哩！”
可是，誰知道，我們進屋一看，爺爺抱著鞋夾板悄悄地……死了！
最難忘的是大殮，天上堆著灰灰的雲，風索索地響。案子上，兩盤素菜，幾杯淡酒，紙錢灰吹得亂飛。窮朋友們先是依照鄉俗，用細繩將爺爺的手足縛死，然後，把屍首放進棺材，正要合蓋，陡然間他們驚愕地麵麵相覷，手足無措。原來，由於積年累月彎著腰幹活，爺爺的脊梁彎曲成一張弓，棺蓋怎麽也蓋不住。奶奶湊近一看，早哭昏了過去，半晌才握著爹的手，嗚咽著說：“兒啊，咱們改行吧！”
春天，桃花紅得像一片胭脂霞。爺爺的小孫子改行了——我背起爹串鄉用舊了的褡褳，揣了幾個青稞饃，到遙遠的小縣城一家木匠鋪裏去學手藝。臨行，阿娘對我說：“孩子，你今日走娘不擋你，這都是命定了的，昨晚我夢見一顆又大又亮的星星落到咱家屋頂上，興許你要轉運了。人都說：養兒防老，你就老老實實地學啊，熬出了師，娘可要指望你哩！”說完，她含著淚花笑了。我想，大概是：娘說得對，我要轉運了。
滿臉絡腮胡，目光炯炯的細高個子，我喚作“尹叔”的他聽了娘的話，嘴角上掠過一絲苦笑，隻是一再叮囑我，如果幹不下去，回來跟他一起趕牛。這是個古怪的人。
鄰家的姑娘，小時候的夥伴鬥鬥，才16歲，已被南山裏一個土財主強逼著定了親，不久就要迎娶。聽說我要走遠路，她為我唱起家鄉的送郎調：天上雲彩兩朵朵，
手張雨傘送哥哥，
把哥哥送到門外了，
手扳著房門哭壞了！
她強笑著走近我跟前，秀麗的長眉，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罩了一層悲傷，心頭藏著千言萬語。我拉著她的手，歡樂地說：“鬥鬥，我改行了，要轉運氣的。你，也會好起來的。”她隻微笑，回轉臉去，卻是滿手帕的淚。
來到木匠鋪裏的頭一天，掌櫃的臉像城隍廟裏的判官一般嚇人，腦殼禿禿的，玳瑁的茶鏡裏，鼓出一雙魚眼睛。他盯住我，腦袋一晃，拖長聲調說：“這孩子，身子單薄得叫人心疼啊！唉唉，本該不收的。既是收了，工錢當然照減，照減，然而，又不知飯量大嗎？”這便是我的師傅。他原也是木匠出身，因為錢多了，心和富人一般狠毒。他從不肯教給我手藝，每日從早到晚，隻叫我磨斧子，拉大鋸，搬木料，盡幹些下手活。一年過去，木匠活還是一門不摸。有一回蓋房，師傅正在對卯立木，我笑著問道：“師傅，這對卯的竅在哪裏？”
“竅？——嘿嘿，不熬個十年八載還想知道竅？怕連個邊兒也摸不著吧？”他冷冷地說。
又有一回，鋪裏包蓋外鄉一座靈官殿。臨到套鬥拱、紮蹺角時（這算是木匠活裏最難的活兒），我私下喜歡，這回大概能學點本事了。誰知這天早晨，師傅說：“給我買茶葉去！”我不知是計，便到四十裏外的小集去了。回來的路上，心裏十分納悶：前兩天才買的茶葉，哪裏就完得這麽快呢？何況師傅又是頂吝嗇的。猛然，我明白了：原來師傅怕我學會“紮角”，故意支使我出來的。頓時怒火攻心，眼眶貯滿了淚水。等氣急敗壞地趕回來，廟頂已經紮好了。人要活得有骨頭，有誌氣，寧可餓死，窮死，也不能受這份氣啊！我背上鋪蓋回家了。
這時，門前桃樹上的桃子熟了，隻是那果實小得可憐！我從桃樹下默默地走過，推開小門。
娘說，爹被抓了丁，關在韓鎮長家後院裏。可是，同被抓去的“尹叔”，卻殺了一個兵，乘夜翻牆逃走了。滿鎮都在議論呢。
無論怎麽窮，爹是要贖出來的。送錢不說，鎮長傳了話，還要一個油鬆木的大匾。用最好的油鬆，日夜不歇地做了十來天，六尺大匾脫手了，上麵鐫著“瑞映岷麓”四個大字。眼看匾成了，我早支撐不住，一頭撞在大匾上。
富人做盡了壞事，為什麽還要掛匾呢？難道這也是命？
匾掛上鎮長油墨的門樓，爹放出來了。老人家看見為救他，家裏賣得空空****，埋怨我們不該救他快死的人，氣上加病，不久便下世了。爹死了，我隻好打短工謀生，一雙腿跑遍了洮河兩岸。
一天，薄暮時分，我搭一隻木筏渡河。上了筏，在跳躍不定的燈光下，我看到一張絡腮胡子的臉。從那堅定銳利的目光裏，我認出那是他，便驚呼了一聲“尹叔”。果然是他，隻是如今改行做了筏手，更顯得老了。
聽我講述家裏的變故，他也不歎息，也不說話，像早知道似的。長煙管的一星火光在夜色裏明滅，他擰緊刀背眉，看定映著月光的水波。
鄰筏的筏手講起另一件事：前天夜裏，落著霧一般的雨絲，南山裏一個土財主的媳婦，才過門就跳了洮河，如今連屍首也沒有撈到。我的心猛地抽緊，急忙問起那姑娘的身個眉眼，一把揪住筏手的衣角，激動地哭了：“鬥鬥，是鬥鬥呀！”
我想起娘說過的：“鬥鬥命相很薄，小時候算卦，八字就不好得很，該不是祖墳埋錯了地方？”我講給尹叔聽，他冷笑了幾聲，不說什麽——這個人的心真硬。
跟著尹叔，在木筏上打雜。這些筏手們叫人從心底佩服，他們膽子大，豪爽，不相信命運的詭說，深夜，他們常常聚在一起，秘密地商議什麽，隨即便有惡霸被搶被殺的事情。連他們唱歌也叫人擔心：當木筏穿過黑色的群山，衝上高高的浪頭，又一個回旋，躍上另一個浪頭的時候，這些人敞開青銅色的胸膛，扯開響當當的嗓門，唱起來了：大黃山上紅旗插，
洮河川裏王仲甲※；
苦命的窮哥哎鋼刀拿，
要祭祖墳先把仇人殺！
聽了這樣的歌使人出一口長氣，覺得命運就在咱窮人手裏掌握。後來才知道，尹叔是地下黨的領導人，這幫筏手是遊擊隊員。我參加了他們的組織，也有了一把鋒利的鋼刀。
解放前夕的一天，洮河灘上踉踉蹌蹌跑過來幾個人。兩個伕子挑著幾大箱金銀細軟。為頭的正是韓鎮長，氣喘咻咻的，頭上冒著汗，後頭跟著他的大小老婆、兒子和媳婦，命令我們順流運他們到省城去。尹叔欣然答應了。木筏行到白馬灘，白浪如山，濤聲似雷，筏子快得像離弦的箭，躲在篷子裏的尹叔，遞了個眼色，筏子猛地撞在對麵的礁石上，人和東西全翻落水底，我們卻從容地浮到對岸……木炭火嗞嗞地燃著，小學徒們的臉激動得紅了，他們把尊敬的眼光投向老尹書記。老尹書記——我的尹叔莊重地說：“孩子們，你們要記住：命運要自己改變，生活靠自己創造！”
注※：王仲甲：1943年前後在洮岷一帶發動農民暴動，後被國民黨槍殺於武威。餘部堅持鬥爭六七年。
追憶一九六五
真是不可思議，我到北京都31年了，比我在老家呆的時間還長。可我的外省人意識好像並未改掉多少，我總是習慣於站在旁觀的立場，看北京怎樣在曆史的風雨中不斷變幻著、更新著自己的形象。我發現，不管我如何熟透了北京的千百條胡同，我骨子裏還是外地人，一旦遇上北京人與外地人吵架，我的同情會即刻向外地人傾斜，頗厭憎京油子貧嘴滑舌欺生的蠻相，不過，一俟我自己與外地人遭遇，我又會突然意識到，我也是北京人哪，我的生活、生命，再也不能與這座城市分離了，主人意識便也回歸了。這可說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雙重視角，而我觀察北京的起點，卻是31年前進京的第一天，把它與今天對接起來，比照昔日的世態和今日的煩囂，由此感受著時光流逝的迅疾，體驗著觀念的巨大懸隔，吟味情感的曆史價值。
準確地說，31年前的那一天是1965年8月26日。那年夏天我大學畢了業，被分配來北京工作。這一命運的轉折來得太突然了，叫人驚喜交加。對於我所在的大西北的那座封閉城市來說，隻有絕少的人才會碰上這樣的好運。那時的畢業分配，根本沒有雙向選擇、人才流動，乃至托福之類的事，經濟是計劃的，人生的步驟也是計劃的，每個人從生到死的生活道路，可用“一切聽從組織安排”來概括。我們的分配方案中有兩個西藏名額，沒有哪個同學不是率先把西藏填為第一誌願，再做些其他選擇的。這種選擇也僅僅是參考而已，決定命運是在八月初宣布分配結果的一刹那。我原想，能留在蘭州、留在寡母身邊就不錯了，誰承想，分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北京，怎不大喜過望。我等不得半個月的假期了，興衝衝提前來到北京報到。
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兒，上一趟北京比現在的出國還難，有個新疆老漢到北京見了一回毛主席，迅即成為全國的美談，家傳戶誦。那時，我們常哼哼的一支歌是青海民歌《金瓶似的小山》，歌裏唱道，北京城裏的毛主席，雖然沒有見過你……那時，誰家有人到北京出差，不但是自己的，且是全家以至親戚們的光耀，足可風光一大陣子。我的女友因其姐夫去北京開了一次會，致使我們的一次約會氣氛格外溫馨，心情格外激**，好像去北京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
總之，那個年月去北京是極為隆重的大事，後來“文革”中竟發展到須經嚴格的政審，加蓋“革委會”大印，方有資格買到進京車票的地步。哪裏像現在這般自由，隻要有錢，哪裏都能去，京城每天客流量十萬百萬，打工仔滿城飛，環球的公司，外地的酒樓擠擠插插，好不熱鬧。現在，我有時坐在公共汽車上，一路暗數路邊蘭州牛肉麵館的鋪麵，心想，當年在京的甘肅人的總和，恐怕也不及今天蘭州麵館的數量之多吧。從這進京的一難一易中，從看重“政治”到看重“經濟”，雖隻是現象，其含義卻遠非封閉或開放可以言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義，那就是，在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商文明的過渡中，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雖然保持著，但它的功能和性質已悄悄發生了質的轉換。
至今猶記得，那年來京時，我坐的是硬座，學生娃嘛。在車上兩個晚上怎麽熬過來的，統統忘記了，反正一點兒也不困。我從未出過甘肅，更未坐過這麽長時間的火車，興奮可知，我不怕路長，唯恐路短。一路上大睜雙眼，盯視窗外，夜裏也不改變姿勢。拂曉，車過定縣，我望著濕漉漉的田野，心想，這一定是林道靜下鄉鬧暴動的地方，車過保定，我引頸四顧，尋覓古城牆，想著《野火春風鬥古城》的故事。關於那時的種種細節不再想得起來，唯一浮現的，是那時人的麵孔和神態，有種無法言傳的時代印記，似有點兒木訥，有點兒僵硬，不似現今的車上人那麽活絡，那麽放肆，那麽善於占位，灼灼目光總在探究著什麽。
那天上午九時許，車抵北京站，我夾雜在人流中扛著行李緩緩走出地下通道，突然，我覺得喉頭有些發緊，眼圈熱辣而潮濕，忍了又忍，淚水還是奪眶而出。幸好誰也不認識我，倘若有人注意，大約看到的是，一個身穿藍製服、土布鞋，麵孔黑紅的小夥子，臉上淚光閃閃的形象，說不定有人還以為他遇上什麽災禍受了什麽委屈呢。是啊，我怎麽了，我為什麽控製不住自己，我究竟在為誰而哭？是因離鄉而思鄉，還是因踏上了首都的土地？是想起了遙遠的母親，還是為自己能進入北京備感幸福？是自卑的淚，還是自豪的淚？好像各樣成分都有，真是複雜難言。
出了站，本該先找到單位報到，可我問路時總不忘連帶著打聽天安門廣場，我知道，有種強烈的渴望是壓不住了，我終於還是先不報到，一路打聽著去了天安門廣場。後來才弄明白，我那天跑了好多冤枉路，創了超負荷競走的奇跡，要知道，我是背著沉重的行李啊。當廣場展開在眼前的一瞬間，我完全被它宏偉浩闊的氣勢鎮住了，懾服了，心兒在突突地狂跳，我像趕路的鄉下人一樣，倚著行李卷兒慢慢靠在華表的底座上，久久凝視著這令我魂牽夢繞的地方。我覺得，廣場不可想象的大，它使人渺小，又使人高大，讓人莊嚴，也讓人淨化。後來，我無數次地到過廣場，卻再也不像第一眼看它時這般廣大無邊，再也找不到最初那無法言傳的感覺。現在的年輕人，由於眼界開闊，見多識廣，抑或由於神聖感和權威感的淡化，大概難以完全理解我當年的癡迷相，但細細想來，這癡相並非全不可取，就我來說，我是多麽希望找回當年清新的感覺啊。
報到後，我被人領到機關食堂吃午飯。我一看黃瓜居然被炒成片吃，芹菜居然不吃葉兒卻吃杆兒，不禁掩嘴而笑。在甘肅，黃瓜是隻能生吃，芹菜是隻吃葉兒的。我哪裏知道，無窮盡的可笑事還在後頭，不過，不是我笑人，是人家笑我。我的出現，我的黑不溜秋一身土氣，立即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注意，他們吃完了不肯走，圍著看我吃東西，故意逗我。如問，你從哪裏來呀，我答以蘭州，就有人說，蘭州還有大學呀，我說“當然”，他們就嬉笑。接著，又有人說，聽說蘭州隻有一棵樹，長在公園裏，禮拜天大家都去看那棵樹去，其他人便又哄笑起來，我馬上反駁道：“胡說，蘭州是瓜果城！”不料他們笑得更凶了。可見，那時的我不了解北京，而那時的大多數北京人也頗封閉，對大西北的實情知之甚少。如此隔膜，我的境況不可能太好，一度修馬路、挖水庫、打前站之類的活兒都優先派我，直到“文革”開始，大家紛紛寫大字報表態時，有一人忽然當眾指出，你們看，那個蘭州來的小夥子，寫大字報從來不打底稿，大家才像頭一次發現我似的開始正眼瞧我了。
如今，當年的北京和當年的“我”，早已消隱到曆史的霧靄裏去了，經曆了30多年的風雨**滌，北京變得空前的漂亮，連獨步一時的十大建築，也顯出了老態和寒磣。城變了，人也變了，北京人的壽命增加了，聽說連平均身高也增高了。然而，一座城市的變遷，不但不在它的物質外殼，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殼，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靈魂中。物的進步和精神的發展並不完全同步。我們的任何行為都受到以往行為的影響，正如現在的行為必將影響未來一樣。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座城市，都是一個統一體，因之，有些東西需要揚棄，有些東西值得珍惜。
傍晚，我喜歡佇立在我家所在的安定門立交橋頭，看橋下滾滾車流像無數帶光的箭鏃向我射來，又在我的腳下化為閃光的瀑布轟響著一去不返。這時，我會忽然想起進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淚和廣場，並在心的深處輕呼，31年前的“我”，你在哪裏？
爾羊來思
一日，忽然接到我的同鄉，書畫篆刻藝術家陳冠英、張維萍夫婦寄贈的“百羊交泰”長幅，一百方“羊”的篆刻印章拓在宣紙上，紅白相間，列出赫赫方陣，令人目醒神驚，為之一震。他們知道我屬羊，所以寄來百羊圖，其實他們在熬過10多年的無數個晝夜後，已刻成了一千兩百方生肖印章，百羊圖不過是其中的十二分之一罷了，至於百龍圖、百馬圖、百虎圖、百蛇圖們是怎樣的壯觀，我尚無緣窺其全貌。這可真是一項罕見的浩大工程，恐怕為了這一千兩百方石印，光是磨落的石粉也得裝上幾大筐，更遑論傾注其中的靈智和心血了。
抖開百羊圖，似有一股強勁的生命熱流迎麵撲來，又有恍然置身兵馬俑堂皇之陣的感受，所刻雖是千姿百態的羊，或靜臥，或蹦跳，或健舉向天，或回眸凝思，但總有種“人化”的氣息流**其間。名篆刻家唐醉石之子唐達成先生看後評曰：“氣魄宏大。”不久，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專門報道了冠英夫婦的藝術成就和刻苦精神，我這幅百羊圖的身價遂大增。
冠英夫婦要我就百羊圖說點什麽，我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好像愈是思索生命現象，困惑反而愈多。因為屬羊，我有時會冒出很怪的念頭，比如暗忖自己哪些地方像羊，平生的性格命運與羊有沒有幹係之類。再看周圍的熟人，比照他們的麵貌神氣與他們的屬相，有時候還真能讓人會心一笑。現代都市人離狩獵文明、農耕文明愈來愈遠了，但人們仍能牢牢記住自己的屬相，也真是一個奇跡，倘若隻是遠古風俗的殘留，恐怕不會留得這麽頑固。莫非在屬相與生存、生肖與生命之間，真有什麽割不斷的深刻的文化血緣麽？印度有一首古歌唱道：“部分脫離整體隻是夢幻，萬物與汝共一靈魂”，似可給我們一點暗示。我們自以為遠離了動物世界，現代得不能再現代了，其實，不管人類怎樣智慧而尊貴，卻無法擺脫宇宙生物圈中動物之一員的身份。意識到自己作為高等動物的優越是必要的，但時時記住自己終歸還是動物也未必是壞事。人有時還真該到動物這麵鏡子前照照自己。
就說羊，按訓詁學，羊者祥也，吉羊者，吉祥也，把羊當做吉祥物倍加尊崇的風俗由來久矣。早在夏商周青銅器中，就有三羊罍、四羊方尊一類稀世珍品。《詩經·小雅》有雲：“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或降於阿，或飲於池”，繪出一幅風和日麗，百羊群聚，角角相偎，優遊自得的牧歌場景。人與羊的交情，少說也有一萬年的曆史了，羊是馴化得最早的動物。倘說牛是勞動工具，馬是戰爭工具，人們離不開它們，那麽羊對人來說，似更富形而上的深邃意味。以羊打頭的字就有“善、美、羨、薑、羹、羲、義”等等，全是些很吉利的字，“羲”字的含義是一人正在操刀宰羊，而“美”拆開來是大羊，以羊為美也許是羊們的最大榮耀了。
不過，在我看來，羊主要還是善的象征。它是那麽沉靜、謙和，不聲不響，與世無爭，連吃奶都跪著，仿佛滿懷感激來享用大地母親和上蒼的賜予。現在的人，越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了，有的人每天大魚大肉地吃著，卻腦滿腸肥如行屍走肉一般，更有甚者還要製造罪惡，可是羊呢，僅僅是吃草，吃這最低廉、最粗糙、最微賤的東西，居然獻出溫暖的羊皮，鮮美的羊肉，香醇的羊乳，這還不是善的極致麽？
我最忘不了的是，有一年，“五七”幹校過節宰羊，屠者無能，或太富“羊性”，殺了一半就膽怯了，結果脖子上帶著血刀的羊逃逸了，一路滴血而奔，目光中滿含驚惶、哀怨，聽說它後來死在半途上，血盡而亡。當時我真有掩麵而泣的衝動，為物競天擇的無情，為生命的短暫飄忽，也為弱者的無告。當然，這終不過是“君子遠庖廚也”之類，一旦吃起羊肉來，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憫，且凶狠無比。我想，人類愛羊，又不得不殺羊，心裏其實是很矛盾的，麵對生態與道德的悖論，貢獻與犧牲的必然，便對羊深荷歉疚，於是才在無數建築和器物上刻畫著羊的莊嚴神聖的形象吧？
然而，盡管羊善極，倒也不忘長出一對犄角，也知道多少需要一點抗爭性，但它畢竟太忍從，太怯懦，太缺乏競爭意識了，隨著草原沙化的威脅，“羊性”的不大能適應現代生存恐怕會愈益突出。於是有人向往回到遠古，讓羊兒們生活得更自在些，或希望逃開競爭的嚴酷、人性的詭異，讓人也回複到本真狀態。魯迅先生說過，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並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可是人呢，能直立了，能說話了，能作文了，固是大進步，可也就墮落了，開始了說空話和違心的話。魯迅先生的意思絕非讓人回到蒙昧狀態，他隻是教人正視現實，正視伴隨文明而生的疾病，貫徹的還是他的精神療救的主張。事實上細究起來，動物也並不如人們理想化的那般純潔無瑕，猴子就很會趨炎附勢，母猴一旦發現猴王失勢，立刻變得冷酷無情；雌狒狒最見不得同類出現**的鮮紅標記，必碰撞到消失而後快；至於動物中爭寵不休的，恃強淩弱的，更屢見不鮮，所以人類的超越動物是絕大的進步。可是，人類又麵對著物化、異化的危害，文明愈發達，人性愈複雜，所以又需要大自然的洗禮，需要時時淨化。我想，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由發展和人性複歸，絕非回到叢林和岩穴，當是物質極大豐富的同時，精神極大的完美，是更高螺旋上的由混濁而清澈，由複雜而單純。
回頭再來看這些生肖群體篆刻，它們把生肖文化高度藝術化、造型化、浪漫化了，其生命意蘊和文化價值頗為獨特。十二生肖也確乎神秘，為何單單要選這十二種動物不選別的，為何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密切相連，至今也還不見足以令人信服的解答。看得出來，篆刻的作者並不拘守動物的原態，而是為其注入濃厚的人化色彩和浪漫情思，正所謂“崇其性，愛其形，蘊其情，啟其人”者。在這裏，動物世界是人的世界的對象化，或者說，是人的世界的擴大和還原，它們借助這原始圖騰的遺留、這神秘的符號係統來提醒現代人，不妨從煩囂中暫且抽身，在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融合中清醒地認識一下“我”到底是誰。現代人理應對生肖文化做出嶄新的解釋，從這幅百羊圖中我看到的是，在時間的長河中，去探索生命的真諦。
鳳凰山高渭水長
好些年前，鳳凰山景區要搞碑林，家鄉的主持者通過毛曉春先生找到我，要我寫一幅字，且索之甚急。那時我沒有寫字的筆硯紙張，平時也不練字，隻得想了一句話，由曉春發過去。聽說我的話由家鄉的知名書法家溫子安先生書寫後，刻成一碑。那句話是：故鄉山川永在遊子心中。現在，景區又希望我寫一篇關於鳳凰山的序，又索之甚急，督促者又是曉春；而我的情況恰恰不妙，老屋毛病甚多，需要裝修，一時間居無定所，什麽也幹不了。但曉春幾乎每天發短信，說必須寫。於是我隻好在堆集雜物的空隙，一張小桌前，寫這篇叫序的文字。
我想不出別的，還是那句話：故鄉山川永在遊子心中。它樸實無華，卻比較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感情。其中的關鍵詞是山川和遊子。小時候，我站在渭河邊的王家莊，經常隔河癡望斜對麵的一座大山，它就是鳳凰山。它像神秘的山神，又像威嚴的父親，靜靜地佇立著，氣象非凡。它俯視著、怙恃著新陽川及其周圍的千家萬戶。出身於我們王家莊的著名將領王治歧先生，別名就叫王鳳山，還有不少人也叫鳳山，可見鳳凰山在家鄉人心中至尊的地位。與鳳凰山相呼應的自然是山下的渭河了，渭河像一條閃閃發光的項鏈繞著鳳凰山轉。要是細品還會發現，從甘穀進入新陽的渭河，呈S形狀，若要說它是八卦的形象，也完全符合事實。這是怎樣奇妙而神秘的地貌啊。我不會看風水，也不懂堪輿之學，卻能隱隱感應到這山川交織，剛柔相濟的無窮意蘊。如果說，鳳山是父親，渭水就是母親，如果說，鳳山象征陽剛，渭水就包含著陰柔。渭河流域的文明，是中華文明最早期的形態；而秦人及秦文化的發端與源頭，也在天水一帶，隻要看一看這裏的山川形相，一切將不難理解。所以，不管我走到那裏，就是到了拉美，到了非洲，我也會驀然間想起新陽鎮，鳳山與渭水永遠留駐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