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車

在柏林若幹日的勾留，使我從這都會的表麵上略略曉得NAZI的威勢與德國人民的情形。這裏的熟人不少，尤其高興的是與我的侄子參令朝夕相見。他在柏林大學快兩年了，柏林的街道較熟，引導我參觀，遊玩代作翻譯。恰好在暑假中，所以他的工夫還多。然而我為時間所限，雖可享受登記馬克的便宜，也不得不整裝他去。

由英法去的幾位學生差不多每天晚上在中國的飯館裏遇得到，機會湊巧，我與同住倫敦的楊君都想取道荷蘭渡海回英，於是我們便結成旅伴了。

九月底的某一個晚上，同參令，楊君，還有來送行的幾位友人，一位德國女士在夏勞吞堡車站上候車，很清冷，沒有多少人，遠遠浮聽著市中的嘈音，我們在徘徊時談著祖國的近況，朋友的行蹤，異邦偶遇，各奔前途，當此清秋之夕各人都有難以言說的感懷，離思中更添上一層悵惘！

九點，車到了，我與楊君提了簡便行李上車，與大家握手相別。轟隆聲動已離此“血脈僨興”，歌舞，叫囂的大都市而去。

德國的二等車已很講究，那一個房間中恰巧隻有三人，我與楊君同坐一長榻。對麵隻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胖子，短胡子，紅臉膛，金表鏈，凸肚皮，有點氣派，一定是資產階級中的人物。他起初坐在那裏端端正正地吸雪茄煙。我們誰也不理誰，但幸而有我在車站上新買來的一份倫敦《泰晤士報》，卻成為與對麵旅客的介紹者。

“你們從英國來的麽？”胖子打著英國話問。

“是的，但我們在柏林已經住過些日子了。”我說。

“報，我瞧瞧。”他的話毫不客氣。

報拿在手中，剛剛翻開，他立刻丟在絨榻上，將右手往衣袋裏一揣，搖搖頭。

“怎麽說？他們的報不是說我們，——德國人在柏林街道上天天預備戰爭，訓練青年要作第二次大戰麽？”

“嗯”，我還沒有說，楊君談然地回答他：

“有是有的，報上的通信這麽說，不過……”

胖子把夾雪茄的手指從口上拖下來，扣著桌麵憤憤地道：

“你們在德國曾看見過這等情形？”

“沒有，——即使是真我們也看不出來，——不過你的意見如何，對於英國人？”

楊君一本正經地，如同新聞記者的質問。

“哈哈，你提英國人！”他馬上把笑容斂住。紅紅的粗皮臉上罩了一層霜。

“英國人狡獪得很，他們淨挑剔我們的不是，卻看不見自己。你知道，德國自從大戰後筋疲力盡，弄到現在好容易立起來了，英國人卻不高興。麵子上和平，心裏辣，危言聳聽，使世界都覺得驚恐！……哼，無用，我們德國人做事正直，光明，有那一天便幹那一天的！……”

他用拳頭重重地把半開的報紙捶了一下，表示他的憤慨。

如此一來我們這兩個中國人卻覺得不好說什麽了。無疑，他是一個黨人，年紀不小了，勁頭真足。無論如何，我想這比中國人的從容禮讓在圍城中講《老子》的態度或許高明？也許他太褊狹了，可有哪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把氣度放得寬大些呢？

談話另換了題目，我們才曉得他是柏林一個影劇院的經理，因事要往哥本哈根去的。

夜半，這位憤慨的商人下了車，報紙仍攤在榻上，仿佛鉛字印痕上都有冷眼睛，淨瞧著好動氣的德國人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