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曼海姆曾作這樣的概括：“馬克思主義和生命主義的實在概念都來源於同一種對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反抗。”“盡管一些曆史學家一直企圖用浪漫主義、反理性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批判現代派以至文學現代派等術語來描述這一感情的種種表現。”[1]馬克思主義是否是一種浪漫主義，可不置論，但他強調其時歐洲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反省現代性兩種取向，卻是正確的。20世紀初，國人對於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這兩個取向，都各有評介與吸納。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東漸，研究成果豐碩；但是，對於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的反響，卻付之闕如。事實上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對於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的理解與把握，就不可能是準確的。
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所以能在中國產生相當的影響，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應乎國人渴望變革、爭取解放的社會心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方盡管存在著時代的落差，但彼此都麵臨著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大變革的時代。柏格森、倭鏗的生命哲學是反省西方文化的產物，它倡導行動、奮進的人生，在大戰前後人心思變的歐洲，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趨之若鶩。“以‘解放者’著稱的柏格森，變成了‘使西方思想擺脫19世紀科學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決定論者的噩夢’而‘解除了整個一代人的痛苦”。[2]此一學說批判現代性的價值取向，也應乎當時中國社會渴望變革、爭取解放的普遍社會心理。故章士釗說，達爾文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謂“擇”與“適”，“全為四圍境遇所束縛，不能自主”；柏格森則不然，強調吾人自有活力，自由創造，無所謂天擇，使人相信“前途實有無窮發展的境地，而一切歸本於活動”。這顯然有助於打破國人的“惰性力”，催其奮起。[3]張君勱後來也回憶說，當年自己所以欣然接受柏氏哲學，不是為了步其後塵，去批判黑格爾哲學，而是因為柏氏主張自由、行動、變化，“令人有前進之勇氣，有不斷之努力”，“正合於當時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奮鬥自能開出新局麵之心理”。“在主張奮鬥者之聞此言，有不為之歡欣鼓舞不止者乎？”[4]如果我們注意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早期都借用了柏格森的理論，以激勵青年自主進取、自覺奮鬥；那麽，我們便不應懷疑其言之真誠。這說明，時人反省現代性與新文化運動之緣起，實應乎共同的社會心理。
其二，歐戰打破了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迷信。長期以來，人們視歐洲為自由、平等、博愛的故鄉，對西方文明崇拜有加，但歐戰之後，此種心態漸告消解。所以，卡拉克在《中國對於西方文明態度之轉變》中說：“許多華人所奉為圭臬之西方文明，至此已覺悟其根基動搖。”[5]羅素也說：“他們對於我們的文明也抱有懷疑的態度。他們之中好幾個人對我說，他們在1914年之前還不怎麽懷疑，但‘大戰’讓他們覺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6]反省現代性恰為國人提供了一個新的思想支點，促進了後者對西方文明的反省。
其三，為民族主義高漲的產物。歐戰前後，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空前高漲。這在文化上即表現為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突顯。梁啟超諸人提出“對西方求解放”的思想解放原則，主張民族自決，發展中國民族的新文化；尤其是梁漱溟徑直提出“中國文化複興”的口號，否定“西方文化中心”論，公然倡言世界文化的“東方化”，無疑都是在文化層麵上，有力地彰顯了國人高昂的民族主義。
但必須指出，也正是由於上述的機緣，時人皈依反省現代性，卻沒有步柏格森的後塵，徑趨反對理性與神秘主義的誤區。恕庵說：“理性者，人類所賴以生存者也”，為民族與人類的福祉，“決不能不依理性之作用，然必以知識導乎其先，而以道德循乎其後，則其效始章”。“善用之則可致強盛，不善用之則足召危亡。”[7]梁啟超告誡張君勱，尊重直覺、自由意誌是對的，但是“自由意誌是要與理性相輔的”，[8]矯枉過正，輕蔑理性，卻不可取。他不讚成“科學萬能”論，並不等於反對科學；所以他出任中國科學社理事，不僅熱心宣傳科學，而且不惜以生命的代價為科學辯護。[9]這無疑都反映了時人皈依反省現代性中的理性精神。
國人反省現代性不僅構成了新文化運動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且顯示了自己獨特的價值。歐戰正是發生在新文化運動期間，陳、胡諸人對於二者間的相互關係顯然缺乏自覺。1919年初，《新潮》的《發刊旨趣書》說：國人對於當代思潮的變動，茫然不知天高地厚，端在於“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不懂得“自覺其形穢”。它強調國人當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於若何階級？第二，現代思潮，本何趨向而行？第三，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潮遼闊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思潮之軌？”[10]問題提得很尖銳，但遺憾的是，陳、胡諸人囿於崇拜西方文明的定勢思維，恰恰於戰後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少所措意，因而於中國新文化發展無法提出超越“西化”的新思路（李大釗後轉向馬克思主義是另外問題）。所以，1918年9月陳獨秀還在質問杜亞泉：“‘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夢囈乎？敢問。”次年初，甚至再次提出：“蓋自歐戰以來，科學社會政治，無一不有突飛之進步；乃謂為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非夢囈而何？”[11]胡適等則指斥梁啟超諸人介紹西人正在反省自身文化並對東方文化表示敬意，乃是惑眾之“謠言”、“誇大狂”和沉渣泛起的“中國人的傲慢心”；以及上述《新潮》仍在強調“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中國文化“枯槁如此”，顯然都反映了這一點。相反，梁啟超等反省現代性者，強調西方文化正麵臨深刻的危機，中國思想界當求獨立，要確立發展中國民族新文化的“方針”，顯然有力地拓展了國人的視野，使新文化運動的內涵愈趨深化。
說到底，反省現代性代表的同樣是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究其本質正在於批判資本主義。梁啟超諸人普遍關注西方社會勞資尖銳對立和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並對社會主義與俄國革命深表同情。同時，他們雖然主張藉提升精神生活以構建“合理的人生”，但也深感到不改革東西方現存的不合理的社會製度，將陷於空談。梁漱溟指出：“這種經濟製度和我倡導的合理人生態度，根本衝突。在這種製度下，難得容我們本著合理的人生態度去走。”“隻有根本改革這個製度，而後可行。”“這便是中國雖沒有西洋從工業革新以來的那一回事，而經濟製度的改正，依舊為問題的意義了。所以社會主義的倡說，在中國並不能算是無病呻吟。”[12]不難理解，此種反省現代性與“五四”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實際上為後者作了必要的思想鋪墊。
胡秋原先生曾談道：“我們也不可低估當時（指“五四”時期——引者）中國人在智慧上的遠見。中國人當時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問題考慮中國乃至於世界問題。隻是這問題過大，而我們已有知識不足，才徒勞無功的。”[13]所言十分深刻。是時國人反省現代性，視野遠大，不限於中國，其終極關懷在於人類文明的命運。無論是陳嘉異講“吾人之大任”，梁啟超講“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還是梁漱溟講世界文化“三種路向”，無不皆然。他們主張通過對儒家人生智慧的現代轉換，包括注重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個人與社會間的調諧和追求大同理想等，以建立“合理的人生”，借以療治現代社會偏重物質文明、機械的人生觀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強調融合中西文化，以期創造人類共同的新文化，以為如若不然，人類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難以避免；等等，顯然又都大大超越了歐洲反省現代性的範圍，表現出了東方文化特有的遠見。胡秋原先生說，時人討論的問題太大，而知識不足，未能真正解決問題，是對的；在今天反省現代性也仍是全球性的大課題，說明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就此以為“徒勞無功”，卻不盡然。卡爾·博格斯說：“對現代性的攻擊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積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與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這種攻擊從波德萊爾和尼采延伸到阿爾托、海德格爾和當代後現代主義。”[14]從尼采的反省現代性到當今的後現代主義，一脈相承。歐戰前後國人反省現代性所業已提出的問題與思想主張，許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應當看到的。當代著名學者金開誠先生發出以下感歎，就說明了這一點：
我通過自己的人生閱曆，深感隨著現代物質文明的發展，人的任性與縱欲程度正呈現出攀升之勢。中華傳統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縱欲的對症良藥。中華民族在這方麵的獨創性思維經驗很應該在全世界傳播與弘揚。[15]
無須諱言，時人反省現代性存在三大弱點：一是看到了反省現代性之意義是對的，但於其時中國推進現代化的當務之急所遇到的傳統社會的阻力，則重視不夠，因而與陳、胡主流派相較，其對舊思想舊文化的批判明顯缺乏主動性與應有的力度；二是強調中國固有文化的自身價值也是對的，但僅僅將之歸結為“走孔子之路”，“始終是想從中國固有的文化中創出一個新理學”，[16]卻又失之簡單化與理想化；三是僅滿足於非理性主義的視野，於歐洲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十月革命的興起所代表的新時代的方向，少所措意。對於這些，我們應從當時曆史條件中去說明，無須苛求。這裏正用得上上述梁漱溟的觀點：在統一的新文化運動中，每一個思想派別都隻能關注一個中心點，而略過了其他方麵，故得失正不易言；而和而不同的結果，是推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緣此可知，長期以來將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張東蓀諸人與陳、胡諸人的分歧，說成是新舊之爭，甚至於“是中國宗法封建社會思想與西洋工業資本社會思想的衝突”，[17]實為表象之見。反映辯證規律的曆史真相是：20世紀初年，國人追求現代性與反省現代性並存，正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張力。
[1] 轉引自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9頁。
[2] ［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74頁。
[3] 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號，1917-12-15。
[4] 張君勱：《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載《東方雜誌》，第40卷第17號，1944-09-15。
[5] ［美］卡拉克（Grover Clark）：《中國對於西方文明態度之轉變》，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14號，1927-07-25。
[6] ［英］羅素：《中國問題》，152～153頁。
[7] 恕庵：《再論理性之勢力》，載《東方雜誌》，第10卷第11號，1914-05-01。
[8] 梁啟超：《人生觀與科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0），25頁。
[9] 1926年梁啟超因協和醫院誤診，錯割右腎，病情惡化，引起輿論嘩然，致有“科學殺人”之說。梁卻主動為科學與協和醫院辯護，主張寬容，以促進中國醫學的發展。
[10] 新潮社：《發刊旨趣書》，載《新潮》，第1卷第1號，1919-01-01。
[11]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見《獨秀文存》，188、223頁。
[12] 梁漱溟：《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全集》，第4卷，738、739頁。
[13] 胡秋原：《評介“五四運動史”》，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252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
[14] ［美］卡爾·博格斯（Carl Boggs）：《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危機》，李俊、蔡海榕譯，225～22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15] 金開誠：《中華傳統文化的四個重要思想及其古為今用》，載《光明日報》，2006-11-02。
[16] 張東蓀：《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轉引自張耀南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413頁。
[1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235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