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名哲聯袂應邀來華講學，得益於新文化運動營造的追求新知和開放的良好社會氛圍。蔡元培說：“我們有一部分人，能知道這種學者的光臨，比什麽鼎鼎大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重要的幾十百倍，也肯用一個月費二千鎊以上的代表（價）去歡迎他。”[1]這在有識之士中，已為共識。但究其緣起，又無一不是出於社會各團體的聯合推動，共襄盛舉。所以，他們是其時中國進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不過，此舉畢竟又與梁啟超和由他牽頭發起的講學社，關係最為密切。聘請杜威的團體，包括北京大學、尚誌學會、中國公學、新學會、浙江與江蘇兩省教育會及南北高師等多個單位。其中，尚誌學會、中國公學、新學會的負責人都是梁啟超。後杜威續聘一年，更轉由講學社出麵。孟祿雖然是由“中國實際教育調查社”出麵聘請，梁啟超也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至於羅素等其他三位，更徑直皆由講學社聘請。所以，從總體上看，可以說，此期名哲來華講學的盛舉，主要是由講學社主持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邀請羅素講學的“總負責人”，不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適，“而是發表了悲涼的《歐遊心影錄》從而有‘守舊複古’之嫌”，且為研究係首領的梁啟超，難免“有點令人沮喪”。雖然不能將羅素“視為中國政治上反動或學術保守的一黨一派的客人”，但由梁啟超出麵邀請接待，終究“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至少，這樣一種安排阻止了羅素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最激進的政治、學術領袖的交往”。[2]這似是而非。實際上，歐遊歸來的梁啟超，告別政壇，轉入文化教育，同樣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健將。[3]依陶菊隱的說法，此時的梁非但不是“悲涼”、“守舊複古”，相反，抱“雄心壯誌”，想高舉新文化大旗，“在中國大幹一場”。他的理想是將“整理國學”與“灌輸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學”結合起來，推進中國新文化的發展。為此，他建立了三個機構：一是讀書俱樂部，後與鬆坡圖書館合並，提倡研讀新書；二是設立共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編譯出版新文化叢書；三是發起講學社，每年請國際馳名學者一位來華講學。[4]足見，發起成立講學社，延名哲講學，乃是梁積極推進新文化建設總體戰略部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在談到講學社宗旨時，也是這樣強調的：“我們對於中國的文化運動，向來主張‘絕對的無限製盡量輸入’。”“今日隻要把種種的學說，無限製輸入，聽國人比較選擇，將來自當可以得最良的結果。我們個人做學問，固然應該各尊所信，不可苟同；至於講學社，是一個介紹的機關，……所以我們要大開門戶，把現代有價值的學說都歡迎，都要輸入。這就是我們講學社的宗旨。”[5]不應低估了梁啟超，他給講學社的定位，是引進新知的公共大平台，而非研究係黨派之私的狹隘門戶。
講學社的緣起及其運作方式，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聘請名哲講學，不僅費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講演，組織工作繁重，需要眾多人脈資源。二者決定了跨團體、跨區域，學界、思想界大家合作的必然性。杜威抵達後，哥倫比亞大學才通知胡適，同意杜休假一年，但不帶薪。這意味著原定預算出現嚴重缺口。胡適一時措手不及，隻好求救於教育總長範源濂。後者“極力主張用社會上私人的組織擔任杜威的費用”，並幫助邀請尚誌學會、新學會等籌款加入，形成所謂“北京方麵共認杜威”的模式，[6]即社會團體聯合承辦。這對此後的延請，顯然起了重要的啟示作用。最初，梁啟超僅考慮以中國公學的名義請羅素，或再加上尚誌學會與新學會，以便分擔費用。後徐新六與傅銅都給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議。徐以為，“大學一部分人必邀其幫忙”，這不僅在京有益，各省講演，尤其需要借重教育界的人士。傅的意見更顯開闊，他說：“聘請者之人數或團體數，多多益善，此亦一種國民外交也。學校固可，報館亦可，即工商界之人物與團體如張四先生，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亦可。昨與教育次長談及，教育部亦可略為擔任。宜急印一公啟，分寄各處。”他把聘請外國名哲提高到了國民外交的高度，不無道理；同時，不僅將合作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工商界，而且不拒絕官方參與。更重要的是，他還提議，籌款有餘，可續聘他人；若有望增多，不妨立諸如“國外名哲聘請團”的名義，作長久計，年年延聘。這類似今天設立基金會的創意，又將民間社團合作承擔的構想，大大推進了一步。梁啟超很快就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最終與蔡元培、汪大燮共同發起成立講學社。1920年9月5日，他致書張東蓀說：“組織一永久團體，名為講學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來華講演。”講學社設董事會，組成人員除三個發起人外，還包括範源濂、張謇、張元濟及高師、清華、南開三校校長等各界名流多人。講學社設於北京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內，由蔣百裏任總幹事。羅素成為講學社聘請的第一位學者。需要指出的是，講學社得以成立，梁啟超做了大量組織協調工作。他與張東蓀書說，為講學社事，專門入京，“忽費半月”。[7]徐新六曾告訴他，胡適諸人對於聘請羅素事，意有不釋，當有所溝通。1920年8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梁任公兄弟約，公園，議羅素事。”[8]說明梁果然很快就主動去溝通了。其用心，可見一斑。
講學社“規約”規定，“遞年延聘世界專門學者來華”，[9]已隱含了選聘標準：其一，當是國際知名學者，先到的杜威，無形中成了參照。其二，既是“專門學者”，自然不分文理。在歐洲的張君勱，致書祝賀講學社成立，強調的正是這一點。他說：“吾以為凡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訪求其主持新說之巨子而羅致於東方，則一切陳言可以摧陷廓清，而學問之進步將遠在各國上矣。此則望於貴社諸公力圖之也。”[10]最終聘到的學者，側重在哲學、教育與文學領域，但實際上，最初擬聘的名單中，除了哲學家柏格森、倭鏗外，還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美術家傅來義與華裏士、經濟學家霍白生。但因故皆未成行，尤其是與愛因斯坦失之交臂，成為一大遺憾。名哲人選最終由董事會確定，其講學的具體接待與安排，自然由各團體通力合作。以翻譯為例，杜威的翻譯是胡適，羅素的翻譯是趙元任與傅銅，杜裏舒的翻譯是張君勱，泰戈爾的翻譯則是請了徐誌摩擔任。
總之，講學社是由梁啟超牽頭發起，這不影響它成為其時中國學界、思想界公認的延請國際名哲講學的代表性機構。時在德國留學的“少年中國”負責人王光祈著文說：要爭取邀請愛因斯坦來華講學，“在我們‘老大中國’中製造些‘科學空氣’。我希望講學社的先生們特別注意！”[11]固然是反映了這一點。而馮友蘭晚年回憶說：“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梁啟超等人組織了一個尚誌學會，約請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和英國的哲學家當時是新實在論者的羅素到中國講學。”[12]他將講學社誤記為尚誌學會了，卻是從另一個側麵，同樣反映了這一點。新文化運動是廣義的概念，不能定於一尊，視為幾個人的專利，而將他人創始同樣有意義的事，都認做“令人沮喪”的另類，而有所貶抑。所謂梁啟超主持講學事宜，阻止了羅素與陳獨秀、李大釗間的學術與思想交往，也屬臆斷。事實上，梁啟超曾主動提出請陳獨秀參與協調南下迎羅素事，而後者也確實出席了上海七團體歡迎羅素的宴會。[13]所謂“阻止”雲雲，於其時，既無必要，也不可能。陳、李與諸名哲直接交往不多，當有其他多種可能性，不應作過分解讀。
由於其時中國思想界正處於激烈交鋒的重要時期，不同政治派別與思想分野客觀存在，人們對於名哲講學，見智見仁，甚至各取所需；緣此，出現思想分歧與爭論，乃至於猜疑，是正常的現象。胡適曾提醒擔任羅素翻譯的趙元任，不要被梁啟超的研究係“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14]泰戈爾的講演更受到了部分人的抵製。至於緣此引發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和“科玄之爭”，更是人所周知。但是，這些並沒有改變名哲乃中國思想界共同客人的事實；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其展開的過程，彰顯了名哲講學與中國思想界變動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係，是不容忽視的。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606頁。
[2]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92、10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3] 參閱拙文：《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載《近代史研究》，2005（5）。
[4] 陶菊隱：《蔣百裏傳》，51～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5] 梁啟超：《講學社歡迎羅素之盛會》，載《晨報》，1920-11-10。
[6] 耿雲誌、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2008～200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7]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17～919頁。
[8] 胡適：《胡適全集》，第29卷，198頁。
[9] 《時事新報》，1920-09-14。
[10] 張君勱：《附錄·張君勱致講學社書》，載《改造》，第3卷第6號，1921-02-15。
[11]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見《民國叢書》，第5編（75），469頁，上海，上海書店，1996。
[12] 馮友蘭：《三鬆堂全集》，第1卷，179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3]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20頁；《各團體歡迎羅素博士紀》，載《申報》，1920-10-14。
[14] 趙元任：《從家鄉到美國——趙元任早年回憶》，15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