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4年，在新文化運動發展的重要階段，先後有五位國際著名學者應邀來華講學：杜威、羅素、孟祿、杜裏舒和泰戈爾。他們分別來自美、英、德、印四個國家。每人講學時間不等，長者兩多年，短則數月。主辦者為此作了精心的組織與宣傳：每位開講之前，都安排中國學者介紹其學說梗概，預為鋪墊；組織大江南北巡回演講，配以高手翻譯，場場爆滿；媒體全程報道，許多報刊都辟有專欄與專號；講演中譯稿不僅全文刊發，且迅速結集出版，廣為熱銷。因之，講學一時風行海內，盛況空前。負責接待的張君勱曾興奮地寫道：“杜威來而去矣，羅素來而去矣，杜裏舒之來亦不遠矣。一美人也，一英人也，今又繼之以德人。吾思想界之周諮博訪，殆鮮有如今日之盛者也。”[1]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裏，每年都有一位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在華講學，每年都在學界與思想界形成了一個熱點；每位學者的影響自有不同，但作為整體，卻構成了歐戰後西學東漸的文化壯舉，成為新文化運動中一個影響深遠的重要曆史景觀。

新文化運動既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受歐戰前後西方現代思潮變動影響的結果。名哲講學不僅在其時中國的語境下，傳達了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積極熱情地回應充滿新知渴望的中國思想界，故其講學實際上已超越了單純學術交流的層麵，而形成了與後者的互動。由於國人見智見仁，各取所需，名哲講學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思想界的分化與演進，終至為其歸趨服膺馬克思主義和“以俄為師”，打上了自己的印記。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何以圍繞他們講學，中國思想界會波瀾迭起，乃至於引發了諸如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和“科玄之爭”這樣轟動一時的思想論戰。無論自覺與否，名哲講學不僅開拓了國人的視野，而且事實上也是參與了新文化運動，並構成了後者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惟其如此，研究名哲講學是研究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麵。

學界對於名哲講學雖然已有許多相關的研究，但多屬個案。本文擬將名哲講學視為整體的曆史現象，作綜合的研究，通過探究其與中國思想界變動間的聯係，從一新的視角，透視此期新文化運動分化與演進的內在邏輯。

[1] 君勱：《德國哲學家杜裏舒氏東來之報告及其學說大略》，載《改造》，第4卷第6號，192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