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與西方，都麵臨著一個追求思想解放與社會變革的時代，但因時代的落差，當中國效法西方的新文化運動洪波湧起之時，國人卻發現西人也正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反省自己的文化。緣是，就中西文化而言，國人麵臨著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二次理性選擇：第一次是要求擺脫“天朝大國”的虛驕心態，選擇“師夷長技”即學習西方；這一次則是要求擺脫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態，選擇自主發展，以實現民族的真正覺醒。新文化運動與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視角，有助於我們從一個新的側麵，考察誌士仁人的這一心路曆程。

歐洲自19世紀末興起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反省現代性，反對過分理智化造成了機械的人生與人性的異化。其理論與思辨的“理性真理的內核，以非理性和暫時形式存在”，[1]對於西方社會的生活和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說：“浪漫主義（即非理性主義——引者）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對我而言，它是發生在西方意識領域裏最偉大的一次轉折。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曆史進程中的其他轉折都不及浪漫主義重要，而且它們都受到浪漫主義深刻的影響。”[2]但是，對於20世紀初剛剛走出中世紀，國衰民窮的中國而言，追求現代性畢竟是第一位的。陳獨秀、李大釗都強調指出：由於中國過於落後，故其當務之急在追趕西方“動的文明”，發達本國的物質文化，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根本取向不適合於中國。得益於清醒的國情判斷，陳獨秀諸人主持的新文化運動正確地把握了時代的脈博，成為了引導社會前進的時代主流。

但是，也必須看到，新文化運動終究是西方現代思潮影響下的產物，陳獨秀諸人不可能對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和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內在合理性，熟視無睹。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初始，陳獨秀諸人紛紛借重柏格森、倭鏗的學說立論，以彰顯自身追求現代性的取向，是表現為某種機智；那麽，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展開，他們由主張“優勝劣汰”的進化論，轉而主張互助的進化論；由簡單否定宗教、貶抑情感，轉而重新肯定它們的價值；李大釗、蔡元培等人在中西文化觀上與陳獨秀、胡適異趨，明確主張中西文化調和；等等，不論自覺與否，實際上新文化運動的主持者們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鑒和吸納反省現代性合理的內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文化運動初期明顯存在的極端功利主義、絕對化、簡單化的非理性傾向。“浪漫主義的結局是自由主義，是寬容，是行為得體以及對於不完美的生活的體諒；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強。”[3]曾表示不容他人質疑的陳獨秀，居然公開承認包括自己在內，新文化運動存在著不了解生活本源，輕忽人文、宗教和偏向機械人生的“大錯”。這是個典型的事例，集中說明了由於借鑒和吸納了反省現代性的某些合理內核，新文化運動顯示了自己寬容和富有人性化的另一麵。簡單指斥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所以難以成立，歸根結底，也正在於此。

考察新文化運動與反省現代性，也有助於使我們對新文化運動後期轉向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獲致進一步的深化。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雖然有馬克思主義與反省現性非理性主義思潮之異趨，但是，對於批判資本主義而言，卻構成了合力。所謂國人受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影響，最初正是緣於此種合力的影響，而後才漸次歸於異趨。學界對於李大釗、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通常的提法是：由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向共產主義者。這自然沒有錯，但有失簡單化。因為，看不到西方現代思潮變動對中國的影響和李大釗等人源於反省現代性視野的思想鋪墊，上述的概括便難免隔靴搔癢。李大釗由主張“靈肉”二元論到主張物質一元論的唯物史觀的轉變，說明了這一點；陳獨秀從崇拜“近代思潮”到相信“最近最新的思潮”，再到信仰唯物史觀的思想轉變過程，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在堅持追求現代性的前提下，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對於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借重、吸納與超越，並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不僅說明新文化運動受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影響，較之學界已有的認識，遠為深刻；而且，從一個側麵，也反映了國人已開始逐步走上了擺脫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態、謀求民族獨立發展的理性道路。

但也必須指出，由於新文化運動的主持者們，歸根結底，誌在追求現代性，並不認同反省現代性的根本取向，故其對於後者的理解與吸納，不僅因人因事不同，而且從總體上看，也不如梁啟超、梁漱溟諸人來得係統和深刻。[4]這隻需看看在“科玄之爭”中，陳獨秀、胡適諸人仍不脫“科學萬能”論的窠臼，就不難理解這一點。也因是之故，陳獨秀、胡適諸人終未能正視歐戰深刻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點，擺脫隆西抑中的誤區。無論人們對梁啟超等人加以何樣的標簽，“東方文化派”抑或“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由於站立在了反省現代性的思想支點上，便有了自己的曆史地位；與此同時，他們也因未能有力把握中國當務之急畢竟在於追求現代性的具體國情，終究無法與新文化運動主持者們同居主流的地位。然而，二者相反相成，愈益彰顯了辯證法：曆史的發展是多樣性的統一。

[1] ［意］克羅齊：《十九世紀歐洲史》，田時綱譯，3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2] ［英］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等譯，9～10頁，北京，譯林出版社，2008。

[3] ［英］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145頁。

[4] 參閱拙文：《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載《曆史研究》，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