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後，東西方各自都麵臨著“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在此特殊的語境下，外國名哲應邀來華講學，其層次之高，人數之多，延續時間之長和影響之廣泛，都使之成為了歐戰後西學東漸的文化壯舉。

名哲講學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包括對所涉及的教育、哲學、詩歌諸領域的影響在內；但其中既深且遠者，無疑在於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郭湛波於1934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就已指出了這一點。他說：“中國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貢獻，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紹。”“這些介紹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影響甚大，尤以杜威、羅素之來華講學。此外如德國哲學家杜裏舒之一九二二年講學，印度大詩人、哲學家太戈爾之一九二三年之來華講學，都給中國思想上不少的痕跡。”[1]不過，他的結論尚嫌抽象。實則，具體說來，主要有三：

其一，名哲講學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有力地營造了追求新知與開放的社會氛圍，從而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由於組織者精心安排，名哲講學借助講壇、報刊與出版等多樣化形式，其整體效應被盡量發揮到最大化。以杜威為例，他在華兩年兩個月，共作大小講演不下200次，遍及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11省。1920年8月《晨報》社推出《杜威五大演講》，一年內印行13版，達10萬多冊。其後複多次重印。此外，還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講》、《杜威在華演講集》、《杜威羅素演講錄合刊》等多種演講錄。其餘各種小演講錄，依胡適說法，更是“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2]孟祿講學僅三個月，足跡卻遍及了北京、上海等9省18個市，調查了200多處教育機構與設施，其間應邀講演60多場，並參與各種座談與討論。同時，也有《孟祿講演集》及《孟祿的中國教育討論》等專書出版。此外，名哲講學多受到各省督軍或省長等最高當局的高規格禮遇，也大有助於提升它的社會影響力。百如在談到杜威講學將產生積極和重大的社會效益時，這樣寫道：“我們在國內的人，居然有機會把世界第一流的學者請了來，聽他的言論，接近他的聲音笑貌，這樣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他所說的，我們多數人或者未必全能領會和了解，但在‘觀感之間’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在社會新舊思潮衝突之際，“這時候有一個大家尊仰的‘論師’在我們中間，新思想就得了一個很好的指導，很有力的興奮。頑舊的人，能聽聽這樣名哲的議論，或者能受些感化，換些新空氣，也未可知”。[3]他的判斷是客觀的，而持續6年之久的5位名哲講學所產生的整體社會效益，自然會更加有力地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其二，名哲講學與中國思想界間產生了積極的互動。名哲講學在助益國人思想深化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思想界的分化與演進，終至為“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及其歸趨服膺馬克思主義和“以俄為師”的曆史進程，打上了自己的印記，固然反映了這一點；羅素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前後巨變，其所以能超越自我，顯然也得益於對中國思想界自身活力的積極吸納。而杜威的學生劉伯明則認為，杜威緣於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進一步理解，不僅助益了他反省“美國之精神”的自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自己的學說：“然其於此不啻將其平素主張之哲學，加一度之修正也。”[4]這些都反映了外國名哲與中國思想界的互動。

其三，名哲講學在西學東漸史上的意義。近代歐風美雨沛然而至，早期多賴傳教士，甲午後則更多是賴留學生假道日本引進。前者雖為西人，但層次低，且受宗教的局限，影響有限；後者影響雖大，販自日本，又不免於耳食之言為多。歐戰前後，國人多轉而留學歐美，得登堂入室，以眼見為實。這是西學東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轉折。需要指出的是，名哲講學適逢其時，大大地深化了此種轉折的內涵。杜威、羅素這樣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歐美重要學者（泰戈爾雖為印度學者，卻有同樣的意義）先後集中來華講學，以現身說法，向國人講述他們身在其中的社會及其現代思潮的變動，並對中國社會的改革運動提出各自的建議；這對於國人來說，不僅也是一種“眼見為實”，而且別具魅力。名哲講學異同互見，各成一家之言，它讓國人進一步看到了“西學”自身的多樣性。而羅素對於蘇俄，既有肯定，又有尖銳的批評，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對自己關於中國道路問題的見解最後作出了帶根本性的修正；這固然引起了國人的激烈爭論，但同時卻又令國人不僅看到了羅素的真誠，而且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理解了西方學理與中國現實間的差異，以及中國人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學會獨立選擇的極端重要性。所以，從西學東漸史上看，名哲講學助益了“五四”後中國思想界歸趨更加理性的發展方向，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五四”前後是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名哲講學為之注入了新鮮的思想活力，從而助益了中國近代曆史的發展。名哲們也許並不自知，但近代的中國曆史卻記住了它。

[1]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282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2] 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見《胡適全集》，第1卷，360頁。

[3] 百如：《美國教育者杜威》，載《晨報》，1919-05-14。

[4] 劉伯明：《杜威論中國思想》，載《學衡》，第5期，1922-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