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名哲講學，人們既各是所是，各取所需，它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時，自然也加速了中國思想界的分化。1925年胡適為《朝鮮日報》撰寫《當代中國的思想界》，他介紹歐戰後“中國的思想衝突”，正是從名哲講學說起。他說：“中國青年人在歡迎約翰·杜威和羅素兩氏時，西洋近代文化遭到攻擊，這在多數人的心目中，自然蒙生了心理上的衝突。”[1]梁啟超等人固然緣是加固了自己新的思想支點，得以在新文化運動中獨樹一幟；原來新文化運動隊伍中的陳獨秀與胡適諸人，也因之催化，而漸行漸遠。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內部分化已有許多研究，這裏不擬重複，隻是強調一點，杜威的講學顯然加速了此種分化。這裏有兩層含義：一是胡適不僅擔任杜威講學的全程翻譯，而且為了替他講學預為鋪墊，還專門撰寫了《實驗主義》等一係列文章，介紹和宣傳杜威的理論。這無疑會進一步提升他作為實驗主義信徒的理論自覺；二是杜威講學中的某些重要觀點，徑直啟發或支持了胡適提出自己重要的新文化主張，加速了他與陳獨秀諸人的異趨。人們多注意到了1919年7、8月間發生的李大釗與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新文化運動主持者思想分歧表麵化的重要標誌；但實際上，胡適隨後於同年12月發表的著名長文《新思潮的意義》，更是他決心獨樹一幟的代表作。胡適不讚成陳獨秀將新思潮的意義僅僅歸結為擁護科學與民主“兩大罪案”，而將之重新界定為“隻是一種新態度”——“評判的態度”，即“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之後，胡適要對新思潮的意義重新界定，顯然意在調整或明確價值取向，為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指明自己認同的新方向。所以，此文設計有醒目的副標題：“研究問題，引進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是文影響甚大，此後的事實說明，“整理國故”正是胡適所提倡和堅持的新文化運動發展方向。他自己也說：“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2]所以，《新思潮的意義》是胡適繼“問題與主義”之爭後，對問題作進一步全麵的和理論思考的結果。它不啻是胡適的“文化綱領”，在更加全麵的意義上，成為了他與李大釗、陳獨秀分道揚鑣的分水嶺。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9月20日至1920年3月6日，杜威作《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共16講的長篇講演，恰與胡適闡述上述的思想主張相呼應。杜威在講演中指斥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無非是“極端的學說”，且已成明日黃花。他強調，實驗主義才是可行的道路：“現在世界上無論何處都在那裏高談再造世界，改造社會。但是要再造、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學校、實業、家庭、經濟、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齊的。所以進步是零買來的。”[3]如果說，這可以看成是對剛剛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觀點的支持；那麽，他關於全世界思想“教權”大轉移的見解，則更是對胡適形成《新思潮的意義》中的核心觀點，產生了重要的啟迪作用。杜威說，“教權是什麽呢？就是思想信仰在人生行為上的影響”。“所以問題是怎樣以科學的教權代替成法，或曰怎樣以科學的思想結晶到從前舊訓成法的地位”。“換句話說是將思想改革應該向那一方向走”。“所以思想革新，隻認事實；凡是不能承認的，雖是幾千年來的東西也不能承認”。“其重要之點，就是以根於事實的東西代替不根於事實但憑想象的東西”。[4]胡適所謂的“新態度”，不就是“教權”的更替？胡適強調“價值也跟著變”，體現著“新思潮將來的趨向”，不就是杜威所謂“教權”更替意味著“思想改革應該向那一方向走”？至於胡適在文中繼續指斥馬克思主義，強調“問題”和“一點一滴的改造”，與杜威的說法，更是連語言都是一樣的。在杜威講學過程中，胡適對乃師的觀點是有所選擇的，對於後者反省現代性和主張新舊中西的調和等，皆充耳不聞；但於實驗主義的基本教義，卻是堅信不移。
由於杜威講學時間最長，加之胡適等諸多學生大力宣傳，故實驗主義影響甚廣，從蔡元培、梁啟超到李大釗、陳獨秀，鮮有不受影響者。不過，實驗主義很快便遭到了質疑。梁啟超說，“自杜威到中國講演後，唯用主義或實驗主義在我們教育界成為一種時髦學說”，但我國三百年前的“顏李學派”，“和杜威們所提倡的有許多相同之點，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們更加徹底”。[5]這無異於在貶抑實驗主義。而在《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梁啟超更徑直指出，正因為“胡先生是最尊‘實驗主義’的人”，故其書中“不能盡脫主觀的臭味”。[6]梁漱溟則認為，實驗主義雖不妨視為西洋派進步到最圓滿的產物，“然而現在西洋風氣變端已見，前此之人生思想此刻已到末運了”。[7]換言之，實驗主義也無非是明日黃花。張東蓀是哲學家，他從真理論上批評實驗主義陷入了相對主義。同時複指出，既以經驗為唯一存在，而經驗以直接的經驗為唯一的來源，如此豈非將認識最終歸於官覺印象，即一切非親身經驗不可；然而，“生物學的細胞、物理學的電子，亦非經過官覺的實證不可了？”[8]足見其說之不完善。時已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瞿秋白，從唯物論的角度批評實驗主義，見解愈形深刻。他肯定實驗主義作為一種行動的哲學，注重現實生活的實用性，是其優點；但指出，它否定理論的真實性，在宇宙觀上陷入了唯心論。同時，它既以“有益”作為判斷真理的標準，故隻能承認一些實用的科學知識與方法，而不能承認科學的真理。也因是之故，作為資產階級的哲學，它隻能接受改良而不能接受革命：“實驗主義既然隻承認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會意識以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他決不是革命的哲學”。[9]
緣此不難看出，在名哲講學期間，中國的思想界業已分化並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代表）、自由主義（胡適代表）、保守主義（梁啟超代表）三足鼎立的格局。1919年下半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1920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爭，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1923年的“科玄之爭”，則是發生在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但是，是年底，陳獨秀為亞東圖書館出版“科玄之爭”論集作序，以第三者自居，借唯物史觀評點論戰雙方，無形中不僅參與了論爭，而且肯定了思想界此種格局的存在。緊接著，鄧中夏在同年《中國青年》第6期上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一文，不僅使用了“派”的概念，而且同時還明確地概括出了現實思想界三派並存的格局：“唯物史觀派”（李大釗、陳獨秀代表）、“科學方法派”（胡適代表）、“東方文化派”（梁啟超、梁漱溟代表）。胡適不太講派，但他於1923年12月19日的日記中，卻詳細摘錄了黃日葵在北大25周年紀念刊中發表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一文，對於北大，實際即是現實思想界分化的描述：“‘五四’的前年，學生方麵有兩大傾向：一是哲學文學方麵，以《新潮》為代表；一是政治社會的方麵，以《國民雜誌》為代表。前者漸趨向國故的整理，從事於根本的改造運動；後者漸趨向於實際的社會革命運動。前者隱然以胡適之為首領，後者隱然以陳獨秀為首領——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時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來了’。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適之；前者是徹頭徹尾的國粹的人生觀，後者是歐化的人生觀；前者是唯心論者，後者是唯物論者；前者是眷戀玄學的，後者是崇拜科學的。”黃日葵所謂三大“首領”各代表著不同的分化“傾向”，實際說的就是三大“派”。更重要在於，胡適在引述之後評論：“這種旁觀的觀察——也可說是身曆其境，身受其影響的人的觀察——是很有趣的。我在這兩大分化裏，可惜都隻有從容漫步，一方麵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麵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10]他顯然是肯定了黃日葵的觀察，表麵謙遜，實則自得。而當他在另一處這樣說時：“今日高唱‘反對文化侵略’的少年，與那班高唱‘西洋物質文明破產’的老朽，其實是殊途而同歸。同歸者，同向開倒車一條路上走”，[11]心中三派的分野不僅更顯鮮明，而且少了前麵的謙遜，流露出了心中更多的憤懣。張東蓀則強調應當反對思想界的“壟斷”，他說：“我確信思想是可以競賽的，但不可有壟斷的意思”。“以我的觀測，覺得現在中國人往往把思想比賽認為思想壟斷”，例如，有人就反對請倭鏗來華講學，以為其學說不宜於中國；實則，你以為不宜，不去介紹好了，但卻無權禁止別人介紹，要知道“中國思想界由我一個人是封鎖不住的”。[12]他也沒有講派，但他不僅肯定了思想界的分化，而且強調這是合理的。
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新創立的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為推進國民革命，正借唯物史觀對中國的政治力量與思想分野作階級分析。1923年1月他發表《反動政局與各黨派》一文，主張各派進步人士“加入打倒軍閥官僚的聯合戰線”。所謂進步人士，他提到了：全國工友、國民黨諸君、好政府主義者、青年學生、工商業家、益友社、研究係左派、政學會諸君等，範圍十分廣泛。這裏自然包括了胡適與梁啟超諸人在內。[13]同年7月，又發表《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第一次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建立思想界革命聯合戰線的目標。他說，由於中國社會經濟仍停留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所以不僅政治是封建軍閥的，社會思想也仍然是封建宗法的。號稱新派的蔡元培、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章士釗等人，“仍舊一隻腳步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麵，一隻腳或半隻腳踏在近代思想上麵。真正了解近代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人，隻有胡適之”。“適之所信的實驗主義和我們所信的唯物史觀，自然大有不同之點，而在掃**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14]在思想界建立聯合戰線的主張，是陳獨秀根據中共新通過的關於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進一步引申出來的，固屬極具創意的重要思想；但是，陳獨秀隻主張與胡適等組成聯合戰線，顯然又不包括被視為“半新舊”人物的蔡元培、梁啟超諸人。這與其上述《反動政局與各黨派》的見解顯然不一致。同時，被排除在聯合戰線之外的這些半新舊的人物，是敵是友？他未作說明。但是，同年11月鄧中夏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中，卻明確地將梁啟超諸人為代表的所謂“東方文化派”，說成了是胡適等代表的“科學方法派”與陳獨秀等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應當聯合加以攻擊的“非科學的”“反動派”。[15]這是陳獨秀的本意嗎？
一個月後，陳獨秀發表重要長文《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係統闡述了他對於中國革命的總體戰略構想。他指出，國民革命雖是資產階級的性質，但它卻是需要各階級合作的大革命。其中，特別強調“非革命”知識分子也是間接的革命力量，再次重申了建立革命思想聯合戰線的重要性。他寫道：“正因為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時有超越階級的幻象，這正是知識階級和純粹資產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階級有時比資產階級易於傾向革命的緣故。就是一班非革命分子，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回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16]這又恢複了他在《反動政局與各黨派》一文中的觀點，所謂半新舊的梁啟超等人，也重新被視為“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納入了聯合的對象，無異於是對鄧中夏觀點的否定。
不可思議的是，僅隔一個月，鄧中夏又發表《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雖強調是要進一步闡發陳獨秀的見解，但實際上與前者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闡述的觀點，仍然大相徑庭。他說，“我們應該結成聯合戰線，向反動的思想勢力分頭迎擊”。他所謂的“反動的思想勢力”，卻是打擊一大片，將許多上述陳獨秀主張團結的力量，都趕到了敵人一邊去了：“再明顯些說，我們應結成聯合戰線，向哲學中之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傅銅等包括在內）、梁漱溟；心理學中之劉廷芳（其實他隻是一個教徒，沒有被攻的資格）；政治論中之研究係，政學係，無政府黨，聯省自治派；文學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無聊的新文學家，教育中之黃炎培，郭秉文等，社會學中之陶履恭，餘天休等這一些反動的思想勢力分頭迎擊，一致進攻。戰線不怕延長呀！戰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17]陳獨秀的上述文章都是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前鋒》上，顯然在黨內具有權威性；鄧中夏的是文則是發表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新創辦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15期上，陳獨秀也不可能不知道，那麽，他的態度究竟如何呢？
隨後，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華講學，考察陳獨秀的態度，恰好成了我們對其在思想界建立聯合戰線思想的一次實際檢測。
1924年4月中，泰戈爾來到中國。在後來三個月的時間裏，先後在上海、杭州、北京各地講演，聽者動輒數千人，受到了普遍的歡迎。《晨報》、《時事新報》、《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報刊都辟有專號或專欄，廣為宣傳。鄭振鐸等人還在文學研究會內專門成立了泰戈爾研究會。泰戈爾在北京更受到了梁啟超、熊希齡、範源濂、胡適等眾多名流的隆重接待。尤其是5月8日為泰戈爾舉辦的64歲誕辰祝壽會，由胡適主持，另有贈名典禮由梁啟超主持，最後由林徽因、徐誌摩等飾演泰戈爾的劇本《齊德拉》，將其在華講學推到**。
但是，與此同時，陳獨秀卻以《中國青年》為中心，發起抵製活動，使泰戈爾的整個講學蒙上了陰影。陳獨秀連續發表了《我們為什麽要歡迎太戈爾》等十餘篇文章；《中國青年》則出有專號，對後者的指斥不遺餘力。他們不僅認為，泰戈爾是極端反對科學、物質文明和抵拒西方文化的東方頑固派，而且指斥他與梁啟超等的研究係和“東方文化派”相勾結，無非要消磨中國青年革命的銳氣和充當帝國主義的說客。陳獨秀在文中借朋友的話說：“太戈爾的和平運動，隻是勸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樣向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的忍耐、服從、犧牲，簡直是為帝國主義者做說客。”[18]澤民也說：“他是印度的一個頑固派，縱不是辜鴻銘康有為一類老頑固，也必是當梁啟超張君勱一類新頑固黨的人物。”[19]林根幹脆說，“科玄之爭”後，泰戈爾被研究係請來，就是為了壯大後者的勢力，並以空想玄虛的東方文化，“以磨滅青年與現實環境奮鬥的革命精神”。[20]包括陳獨秀的在內，許多文章甚至不惜作人身攻擊。當然，更偏激的是，組織散發傳單和衝擊會場。這些都造成了講學的不和諧與泰戈爾老人沉重的心理負擔。他曾對胡適訴說委屈：“你聽過我的演講，也看過我的稿子。他們說我反對科學，我每次演講不是總有幾句特別讚歎科學嗎？”胡適回憶說：“我安慰他，勸他不要煩惱，不要失望。我說，這全是分兩輕重的問題，你的演講往往富於詩意，往往側重人的精神自由，聽的人就往往不記得你說過讚美近代科學的話了。我們要對許多人說話，就無法避免一部分人的無心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盡人而悅’，是不可能的。”[21]
陳獨秀等人擔心泰戈爾過分頌揚東方文化和“精神文明”，會對革命青年產生消極影響，固然不無道理；但卻反應過度，失之偏激。首先，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批評太過簡單化。泰戈爾是著名的東方文化論者，他對西方文化的批評容有過當，但意在反省現性並為被壓迫民族張目，絕非是反對科學、主張複古的頑固派。他在北海歡迎會上說：“世人常謂餘排斥西人物質文明，其實不然。西方的科學實為無價寶庫，吾儕正多師承之處，萬無鄙視之理。”[22]又說：“西方文明重量而輕質，其文明之基礎薄弱已極，結果遂驅人類入於歧途，致演成機械專製之慘劇。”由於“缺乏精神生活”，“故彼等鹹抱一種野心，日惟以如何製造大機器，又如何用此機器以從事侵略為事。彼等對於率機器以食人之殘酷行為，初不自知其非，且龐然自大”。東方人不應崇拜西方，不然必受其害。“吾人分所應為者，乃對於一切壓迫之奮鬥、抵抗，以求到達於自由之路”。[23]其主張的基本取向，並無大錯。泰戈爾在本國不僅是著名的愛國者，更是革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成立的國際學院倡導東西方文化融合，享譽世界。美國著名學者薩義德，因之稱讚他是殖民地國家具備自我批判精神的“偉大知識分子”的“典型”，是“民族主義隊伍中的傑出人物”。[24]胡適也說，“泰氏為印度最偉大的人物”，他推動印度的文學革命，“其革命的精神，實有足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對於其他方麵縱不滿於泰戈爾，而於文學革命一端，亦當取法於泰戈爾”。[25]其次，是情緒化的抹黑，缺乏說服力。陳獨秀諸人將泰戈爾說成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英美協會在六國飯店宴請泰氏，更被說成是新的鐵證：“誰知太戈爾爵士之來於研究係的關係之外，還有帝國主義的關係呢？”[26]但事實正相反，泰戈爾在宴會上的講話，公開反對國家主義，批評日本展出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兵器，以為厭惡。並謂美國“隻知有己，藐視他國，殊與耶教原理不符，並與人道有傷”。[27]泰戈爾不僅是偉大的愛國者，也是東方被壓迫民族的代言者。他在臨去世前的最後一篇文章《文明的危機》中，還在怒斥英國對中、印各被壓迫民族的野蠻侵略。[28]足見，攻擊多為情緒化的抹黑，並無根據。所以，負責具體接待並任翻譯的徐誌摩，動情地為泰戈爾辯護說：“太氏到中國來，是來看中國與中國的民族，不是為了部分或少數人來的。”[29]“但是同學們，我們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麽罪？他有什麽負心？他有什麽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嗎？為什麽聽不見你的聲音？”“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評隻是太新、太早、太急進、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隻是不斷的鬥奮與衝鋒。他現在還隻是衝鋒與鬥奮。但是他們說他是守舊、太遲、太老。他頑固奮鬥的對象隻是暴烈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武力主義、殺滅性靈的物質主義；他主張的隻是創造的生活，心靈的自由、國際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愛的實現。但他們說他是帝國主義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30]至於將泰戈爾講學說成是研究係因在“科玄之爭”中失敗，特意請他來為自己打氣，胡適便不認同，他挺身而出，為之辟謠，自然是最為有力。他說，“這話是沒有事實的根據的”，因為泰氏代表聯係訪華事在論戰發生之前。“我以參戰人的資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學朋友們說一句公道話”。[31]
與陳獨秀諸人的抵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與蘇聯的駐華使館卻競相邀請泰戈爾訪問本國。1924年5月10日，日使館派人訪泰氏，說：“中國既無人了解君，君何必久留此地？”[32]次日下午，泰氏應邀訪蘇聯使館，後者的代表極表歡迎訪蘇，並謂：“就政治上說，……本國對於世界被屈服之民族，極願加意提攜。且年來受西方物質文明之損害，亦複不少，實有共同合作之必要。就學術上說，則俄之托爾斯泰，在十九世紀早唾棄物質文明，實與東方精神文明之旨相契合雲雲。”[33]日本的態度可不置論，但蘇聯對泰戈爾的態度與主張“以俄為師”的陳獨秀諸人的態度，大相徑庭，豈非耐人尋味並足資反省？
至此，不難看出，陳獨秀提出的國民革命當團結“非革命”知識分子，結成思想界聯合戰線的重要思想，並沒有堅持到底。他組織抵製泰戈爾的活動完全違背了自己這一正確的主張。上述鄧中夏的偏激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了。事實上，從總體上看，其時陳獨秀關於建立思想界聯合戰線的思想遠未成熟，上述幾篇文章的表述反反複複，模棱兩可，都反映了這一點。實際上，他隻鍾情於和胡適等的聯合，這不僅因為後者本來就曾是共同發動新文化運動的“戰友”，而且還在於他相信唯物史觀與實驗主義有共同點（事實也是如此），在反對封建思想與軍閥統治中可以合作。鄧中夏也說，二者“是真新的，科學的”，[34]盡管前者較後者遠為徹底。他們始終對梁啟超諸人抱有戒備心理，這不僅因為後者的研究係背景，而且還在於他們主張“東方文化”，被目為代表封建思想。故鄧中夏所謂：“在現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充分發達的時候，勞資階級尚有攜手聯合向封建階級進攻的必要；換過來說，就是代表勞資兩階級思想的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尚有聯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東方文化派進攻的必要”的見解，[35]同樣反映了陳獨秀的思想。其思想的自相矛盾，隻能說明他甫轉向馬克思主義，還不可能正確地運用階級鬥爭理論分析中國現狀和避免誤區。
事實證明，陳獨秀等人抵製泰戈爾的偏激做法，不僅沒有結果，而且還使得他們原先設想的與胡適諸人聯合的願望，也進一步落空了。胡適從一開始便不接受陳獨秀的善意。他後來回憶說：“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因為二者“根本不相容”。[36]在泰戈爾來華前，陳獨秀曾約請胡適為《中國青年》反泰戈爾專號寫一篇文章，但遭到了拒絕。[37]胡適對抵製泰戈爾的做法甚為不滿，在泰戈爾於青年會作第二次講演開講之前，他先警告反對者說：“外間對泰戈爾，有取反對態度者。餘於此不能無言。餘以為對於泰戈爾之讚成或反對，均不成問題。惟無論讚成或反對，均須先了解泰戈爾，乃能發生重大的意義。若並未了泰戈爾而遽加反對，則大不可。吾昔亦為反對歡迎泰戈爾來華之一人，然自泰戈爾來華之後，則又絕對敬仰之”，因為作為印度的最偉大人物和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其革命精神值得青年取法。[38]在泰戈爾在京最後一場講演會上，胡適再次陳詞，對上一次講演會上有人散發傳單極表憤慨。他說：散發傳單本身違反了言論自由，因為自己不同意就要趕客人走，“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資格。自由的真基礎是對於對方的主張的容忍與敬意”。泰戈爾的人格、文學革命的精神和他領導的農村合作運動，都已令吾人敬意。即此不講，其個人人格、人道主義精神、慈祥的容貌，也都足以令吾人十分敬仰了，何以要如此無理呢！[39]胡適、蔣夢麟諸人原先都不讚成接待泰戈爾，但現在卻都與梁啟超等人站在一起，共同熱情接待前者；陳獨秀、鄧中夏想聯合胡適等以進攻梁啟超諸人的想法，最終也事與願違。
不過，也應看到，對新誕生的中共來說，學會以馬克思主義正確指導中國革命，是一個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中共二大提出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思想和主張，固然開其後統一戰線思想的先河，但遠未成熟；其運用階級鬥爭理論分析國情出現偏差與不協調，並不足奇。換言之，上述的失誤，並不影響她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聯合戰線主張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這包含兩層意思：其一，其時中共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聯合戰線的主張，實際上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並且在實際上取得了促進國共合作與推進國民革命的積極成效。這是需另文討論的問題；其二，中共發動的對泰戈爾的批判，固然有失偏頗，但它在廣大青年中進一步高揚了反帝愛國的革命熱情，也是應當看到的。此外，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後來犯錯誤，主要是表現為政治上主張妥協退讓的右傾，而這裏在思想戰線上表現出的卻明顯是“左”傾。這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矛盾性。然而，無論如何，泰戈爾作為最後一位名哲講學者的遭際，卻又具有象征的意義：它再次突顯了“五四”前後外國名哲來華講學與中國思想界變動間，始終存在的深刻聯係。
[1] 胡適：《胡適全集》，第20卷，555頁。
[2] 胡適：《胡適全集》，第1卷，697頁。
[3] 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民治主義到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33頁。
[4] 同上書，88～89頁。
[5] 梁啟超：《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1），3頁。
[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8），52頁。
[7]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全集》，第1卷，484頁。
[8] 張東蓀：《唯用論在現代哲學上的真正地位》，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16號，1923-08-25。
[9] 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414頁。
[10] 胡適：《胡適全集》，第30卷，133頁。
[11] 胡適：《論中西文化》，見《胡適全集》，第13卷，742頁。
[12] 張東蓀：《思想問題》，載《時事新報·學燈》，1922-06-23。
[13] 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226～227頁。
[14] 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載《前鋒》，第1期，1923-07-01。
[15] 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載《中國青年》，第6期，1923-11-24。
[16] 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366頁。
[17] 中夏：《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載《中國青年》，第15期，1924-01-26。
[18] 陳獨秀：《巴爾達裏尼與太戈爾》，見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495頁。
[19] 澤民：《太戈爾與中國青年》，載《中國青年》，第27期，1924-04-18。
[20] 林根：《兩年來的中國青年運動》，載《中國青年》，第100期，1925-10-10。
[21]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567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22] 《須發皓白之印度詩哲》，載《晨報》，1924-04-26。
[23] 《泰戈爾第二次講演》，載《晨報》，1924-05-11。
[24] ［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3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31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25] 《泰戈爾第二次講演》，載《晨報》，1924-05-11。
[26] 蔡和森：《英美協會歡迎太戈爾》，見《蔡和森文集》，436頁。
[27] 蔡和森：《英美協會歡迎太戈爾》，載《晨報》，1924-04-26。
[28] 倪培耕編：《泰戈爾集》，363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29] 徐誌摩：《太戈爾來華的確期》，見韓石山編：《徐誌摩全集》，第1卷，344頁。
[30] 徐誌摩：《泰戈爾》，見韓石山編：《徐誌摩全集》，第1卷，444～445頁。
[31] 《泰戈爾在京最後的講演》，載《晨報》，1924-05-13。
[32] 《泰戈爾第二次講演》，載《晨報》，1924-05-11。
[33] 《泰戈爾有意遊俄》，載《晨報》，1924-05-15。
[34]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載《中國青年》，第6期，1923-11-24。
[35] 同上。
[36]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見《胡適全集》，第4卷，658頁。
[37] 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387～388頁。
[38] 《泰戈爾第二次講演》，載《晨報》，1924-05-11。
[39] 《泰戈爾在京最後的講演》，載《晨報》，192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