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先生在其名著《“五四”運動史》中說：“‘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在1919年5月4日以後的半年內逐漸得以流行。那年12月，《新潮》的編者在出版宣言中答複讀者說，他們的運動就是‘文化運動’。1920年初這個運動已經非常普遍流行了。”[1]應當說，這個判斷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尚欠周延。“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是“五四”後才出現的，最早的出處固不可考，[2]但據筆者所知，至少在1919年9月傅斯年、李大釗與戴季陶已分別使用了這一概念。是年9月5日，傅斯年在赴英留學前，於《新潮》2卷1號發表的《“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寫道：“我覺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際會是在北大的幾年，最可愛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運動。”[3]同月15日，李大釗在《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說：“我們‘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作兩種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戴季陶則在同月1日《建設》第1卷第2號上發表《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其中說：歐戰後的西方社會缺陷盡露，故改造國家與社會，“已經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聲浪”。中國同樣如此，其“進步的趨向是很明了的，助成進步的新文化運動是很猛烈的”。[4]不過，盡管如此，還不足以說明“新文化運動”一詞在“五四”後半年內“得以流行”。實際情況是，迄1919年底，時人的提法，還是“新思想運動”、“新思潮運動”、“文化運動”等多種名詞，混雜使用的，後者還談不上流行。1919年11月20日的《工學發刊辭》寫道：“新思想……新思想……新思想震破了我們的耳鼓，敲碎了我們的腦筋……”，[5]說明作者感受到的其時流行語是“新思想”。而胡適晚到同年12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表他的重要長文，題目卻是《新思潮的意義》。他在文中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足見“新思潮運動”一詞，實較“新文化運動”為流行。1920年10月君實著文說：“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詞，頗流行於吾國之一般社會，以其意義之廣漠，內容之不易確定，頗惹起各方之疑惑辯難。迄於最近，則新思想三字，已鮮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語，乃代之而興。以文化視思想，自較有意義可尋。”[6]一年前自是1919年10月前後，這與上述《工學發刊辭》的用語是一致的。“新文化運動”一詞真正開始流行，當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則還應是同年下半年的事。1920年10月10日《學燈》上有文說：“半年之前，中國忽然來了‘文化運動’的一個名詞，我們也不曉得是那一個人開始造的，但這本是群眾心理的個種現象，不足渾怪。”[7]所謂“半年之前”，當是同年4月。有趣的是，4月1日陳獨秀正好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麽？》，文章開頭便說：“‘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裏很流行。”[8]二者相反相成，互相發明，恰好說明是年初正是“新文化運動”一詞升溫之時。至於陳天啟同年8月在《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上發表《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發出這樣的感慨：“‘新文化’這三個字，在現在個個人已看慣了，聽慣了，說慣了；究竟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現在的時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究竟運動的什麽是新文化？”足見是時“新文化運動”一詞，已然“非常普遍流行”了。
需要指出的是，時人在使用“新文化運動”或“文化運動”的概念時，有兩點值得重視：其一，對“新文化運動”概念本身所應涵蓋的時段，認知有差別。這主要有三：一是認為新文化運動是1919年五四運動後才出現的。郭紹虞說：“五四運動確可以算是中國文化運動的起點。”[9]陳問濤也強調說：“凡稍能看報紙雜誌的人，大概都知道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10]李石曾1920年5月22日為《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寫的《學燈之光》，開宗明義，則說：“一年來之文化運動，其最著之成績，莫過於換新國人之頭腦，轉移國人之視線，由此，而自動之精神出焉，而組織之能力啟焉，而營團體生活之興趣濃焉，而求新知識之欲望富焉。此不得不對於提倡新文化諸人加敬禮也。”[11]李石曾顯然也是認為新文化運動始於五四運動。二是認為新文化運動是1918年歐戰結束後出現的。孫錫麒說：“自從這次世界大戰停後，一股澎湃排空的新潮流，就由歐羅巴洲洶湧而起”，“一直衝向亞洲大陸；到了中國，就釀成現今的文化運動”，“五四”後則“更有一日千裏之勢。”[12]三是認為新文化運動肇端於《新青年》。朱樸說：“《新青年》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鋒，開發新思潮的動機。”[13]王無為也認為，“出版物以文化運動為旗幟的，要算《新青年》最早”，“（它）自從編輯入了北京大學，便高唱起自由歌，很勇敢的做文化運動”。[14]隨著時間推移，第三種認知，即認為《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新文化運動”的概念涵蓋“五四”前後的思想解放運動，漸成共識。
其二，認同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15]乃一脈相承。瞿秋白說：“從表麵上看，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思潮驟然膨脹起來，雖然最初發動的時候，是受了外交上山東問題的刺激，其實是一種新文化運動”。大江南北，集會頻仍，刊物紛起，日盛一日，“多是為這一種運動所支配的”。[16]他不僅肯定五四運動本身即是文化運動，而且強調五四運動與《新青年》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一脈相承的：“《新青年》、《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著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全中國。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它。”[17]孫中山先生的見解與瞿秋白是一致的。他以為，五四運動以來，愛國青年發抒革命新思想，蓬蓬勃勃，產生了絕大的影響。“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18]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推其原始”，則端在《新青年》。耐人尋味的是，胡適雖然晚年因現實政治的原因，一再強調五四運動隻是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無關，它打斷和改變了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使之變了質；[19]但他在新中國建立前，卻是不僅高度評價孫中山的這一見解，以為“最可以表示當時一位深思遠慮的政治家對於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的公平估計”，[20]而且也曾明確指出，“五四運動是思想文化運動”。[21]這很能說明，在當時，此種觀點確是多數人的共識。迄今學界堅持這一觀點，也顯然是正確的。
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雷蒙·威廉斯說：“文化觀念的曆史是我們在思想和感覺上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的變遷所作出的反應的記錄”，“是針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中一個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反應。其基本成分是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文化觀念的形成是一種慢慢地獲得重新控製的過程”。[22]這是十分深刻的論斷。“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出現及其成為流行語，正應當看成是時人在“思想和感覺上”，對於周圍環境的變動所作出的“一種普遍反應”的記錄。
與此新名詞的出現相一致，從1919年下半年到1923年，尤其是1919年底到1920年底，報刊上發表的關於“新文化運動”的文章，日漸增多，形成了熱烈的討論。寓公說：“從青年五四運動以後，報紙雜誌發表解釋新思潮的文章很有好幾篇，因各人的意見不同，並有許多很激烈的辯論。”[23]他是1920年9月在《改造》上發表的《新思潮我觀》一文中說這個話的，足見此種辯論實際上始終沒有中斷。此外，以下的事實也反映了這一點：《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從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就發表了包括張東蓀的《“新思想”與“新運動”》、品一的《我的新思潮觀》、謝承訓的《新文化運動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陳啟修的《文化運動的新生命》、易家铖的《敬告中國的文化運動者》等在內共17篇文章；《東方雜誌》從1920年5月到1921年8月，也發表了包括君實的《新文化之內容》、堅瓠的《文化運動之第二步》、慧心的《新文化前途之消極的樂觀》等在內共18篇文章；《新人》1920年第1卷第4、5、6連續三期，都是“文化運動批評號”，分為上、中、下，發表《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文化運動》等文章共40餘篇；而《改造》1920年9月第1號，則是《新思潮研究》專號。同時，此間發表的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是什麽？》與《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瞿秋白的《文化運動——新社會》等，更都是有影響的重要文章。
出現這場關於新文化運動的熱烈討論，固然與“五四”後新報刊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有關，[24]但它同樣更應當看成是時人對周遭的變動“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並試圖“慢慢地獲得重新控製的過程”。也惟其如此，它成為了今天我們透視“五四”前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十分有價值的切入點。
[1]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280頁。
[2] 章士釗說：“文化運動四字，似來自日本，日本又譯自德國。”見章士釗：《章士釗全集》（4），144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3]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見嶽玉璽等編：《傅斯年選集》，67頁。此文雖然是發表在1919年10月的《新潮》第2卷第1號，但撰文的實際時間卻是同年9月5日。
[4]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載《建設》，第1卷第2號，1919-09-01。
[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下冊，56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
[6] 君實：《新文化之內容》，載《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10-10。
[7] 劉延陵：《文化運動應當像兩個十字》，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雙十節增刊》，1920-10-10。
[8] 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512頁。
[9] 郭紹虞：《文化與大學移植事業》，載《晨報》，1920-05-04。
[10] 陳問濤：《中國最近思想界兩大潮流》，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3-04-29。
[1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集下冊，49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12] 孫錫麒：《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上）》，載《新人》，第1卷第4號，1920-08-18。
[13] 朱樸：《六種雜誌的批評》，載《新人》，第1卷第5號，1920-08-28。
[14] 王無為：《上海雜誌界的文化運動》，載《新人》，第1卷第5號，1920-08-28。
[15] 胡適以為，“五四運動”一詞，最早見於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上作者署名為“毅”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357頁）
[16] 瞿秋白：《革新的時機到了》，見《瞿秋白文集》，第1卷，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 瞿秋白：《餓鄉紀程》，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656頁。
[18]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12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1。
[19] 參見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見《胡適全集》，第22卷；另可參看歐陽哲生的《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曆史詮釋》，見《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
[20] 胡適：《“五四”的第28個周年》，見《胡適全集》，第22卷，272頁。
[21] 胡適：《北大校友“五四”聚餐聯歡會上的講話》，見《胡適全集》，第22卷，677頁。
[22]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374頁。
[23] 寓公：《新思潮我觀》，載《改造》，第3卷第1號，1920-09。
[24] 《錢江評論發刊旨趣》說：“五四”前發表新思想的刊物隻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三家，但“五四”後，“卻像‘雷雨一過春筍怒生’的樣子，到處都是，……大概種數總在二百左右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下冊，591頁）鄭振鐸則謂：據他所知，僅1919年11月一個月裏，就新增了20多種刊物（鄭振鐸：《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出版界》，載《新社會》，第7號，19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