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在討論中合乎邏輯提出的第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什麽？”或叫“新思潮的意義是什麽？”
直到1920年8月，陳天啟在《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還在提出這一問題：“究竟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現在的時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究竟運動的是什麽新文化？”[1]實則，“五四”後不久，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已開始了。其中，包士傑的長文《新思潮是什麽》，有一定的代表性。[2]當時，胡適對報刊已發表的一些文章的見解都不以為然，他說：“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士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麽》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嚐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麽？”[3]為此，他寫了著名的長文《新思潮的意義》。晚年的胡適舊話重提，他說：“在這一（文化）運動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之後，當然有人想把他的意義確定下來。”[4]他顯然是在強調當時討論確定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實際上，當時不僅胡適不滿意包士傑諸人的見解，張東蓀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包先生所說的，條理很繁，範圍很廣，看了不甚清楚。”[5]為此，他發表了《“新思想”與“新運動”》。也許是受胡適的影響，其後雖然問題的討論乃在進行，但人們不再滿足於羅列現象，紛紛轉而力圖集中概括各自對新文化運動本質的理解與把握，從而進一步彰顯了時人如雷蒙·威廉斯所說，對環境變動“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
固然，時人對新文化運動本質的理解與把握，見智見仁，莫衷一是。例如，蔣百裏說，新思潮有兩大特性：一曰“世界性”，即問題為世界人類所共同，故其目標在人類全部，而非一國一族之局部；二曰“實在性”，即問題為當下生活所必需，故其方向在實際生活，而非空談。“吾以為是二性者，為今日思潮之本質而同時亦可為其徑路進展之方針。”[6]寓公以為新思潮的本質，端在“適應”二字：“‘新’既是適應，那麽新思潮，就是適應的思潮。換句話說，新思潮就是解決疑難，具有目的觀念適應的自然的有意作用。”[7]而蘇甲榮則強**育的意義，他說：“我以為文化運動，其實就是教育擴張”，“所以我以為以後的文化運動不如用教育擴張四個字來代替它”。[8]陶樂勤的見解與之相仿：“文化運動，就是將生活的智識傳染於人，所以凡是將生活智識傳染於人的運動，都可以算做文化運動。”[9]張東蓀則將新思潮的本質歸納為六個方麵：社會主義、犧牲主義、平等主義、勞動主義、世界主義、理想主義，[10]如此等等。但是，從整體上看，其時對新文化運動真正具深度與影響力的概括，當數以下三種：
一是“科學與民主”。
這是陳獨秀在“五四”前的概括，但胡適卻強調它是對新思潮共同意義所作的最早的重要解釋。他說：“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陳先生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11]不過，胡適又認為，此說雖然簡單，卻太過於籠統了。人們若問：何以擁護德、賽兩先生就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或是何以凡是不同於德、賽兩先生的東西都要反對？便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了。胡適肯定陳獨秀的概括是對新思潮意義作出的最早和重要的解釋，這是對的；但是，他的批評並不妥當。上述他所引的陳獨秀的話，不典型，缺乏必要的選擇。當時陳獨秀所以做這樣的概括或解釋，是要鮮明地表達這樣的論斷：近代西方社會所以優越，就在於以近代先進的文明為依托，它的精髓是科學與民主；故中國欲自救，舍科學與民主，其道無由。所以，他早在《敬告青年》中就已明確指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12]在胡適所引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陳獨秀更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話：“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13]由是以觀，陳獨秀的概括與解釋，不僅就是《新青年》的“罪案”與新思潮的意義，而且從邏輯上說，它並不籠統，相反，鮮明、集中、準確，也實已消解了胡適的質疑。
近代將西方文明的精髓概括為科學與民主，濫觴於嚴複。1895年嚴複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其中說：西洋所以富強，“其命脈雲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14]這自然是難能可貴，但因時代與個人的局限，嚴複畢竟沒有作出“科學與民主”的準確概括，更沒有樹為旗幟，以為中國社會文化思潮演進的準的。陳獨秀是近代中國第一位高揭出“科學”與“民主”大纛的真正旗手。他的此種概括不僅表明先進的國人登堂入室，對西方近代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把握；而且也為肇端於《新青年》的新文化運動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德、賽兩先生”，不僅成了時人口頭禪，而且成為了許多社會團體、政治勢力標榜文明進步共同的合法性依據。例如，1922年《東方雜誌》發表《本誌的第二十年》說：“我們所占著的時間，既然是被科學精神和民治主義兩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紀，則我們估定一切言論和智識的價值，當然以對於這兩大潮流的麵背為標準；斷沒有依違兩可，在時間軌道上打旋的。”[15]它強調科學與民主是衡量20世紀一切言論和智識的價值的兩大標準，而自己問心無愧，正是堅持了這樣的標準。無獨有偶，1930年蔡元培在《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一文中，則是這樣寫道：直至辛亥革命，“而孫中山重科學，擴民權的大義，已漸布潛勢力於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運動勃發，而軒然起一大波，其波動至今未已”。“我們用這兩種標準（指科學與民權——引者），來檢點十餘年來的文化運動，明明合於標準的，知道沒有錯誤；我們以後還是照這方向努力運動，也一定不是錯誤的。我們可以自信了。”[16]蔡元培同樣是以科學與民主為“標準”，肯定了“十餘年來的文化運動”及其堅持進一步發展方向之正確。至於“科學”與“民主”至今都是國人的奮鬥目標，自然更說明此種概括具有怎樣深遠的影響了。
二是“評判的態度”。
這是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提出來的。他說：“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他強調，新思潮運動的本質就是要求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製度風俗”、“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和“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必需重新評價，分別出好與不好，以定從違，而決不輕信盲從。這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20年前康有為是著名的維新黨，現在在人們的心目中卻成了老古董了。康有為不曾變，但估價的人變了，所以他的價值也跟著變了。這叫作“重新估定一切價值”。[17]胡適將問題提高到了哲學的層麵，以為歸根結底，新思潮的意義即在於提出了一種思想解放的原則：以一種新的價值觀，重新觀照一切，判斷是非，決定取舍。這確實具有尖銳性，有助於深化人們對問題的認識，並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包士傑是位基督教徒，他對胡適的批評頗為信服，不久寫信給陳獨秀說：聖公會漢口的吳主教在一次會上說，今後基督徒可以重新研究《聖經》，“由自己的直覺，不必拘泥陳說，研究到什麽，便去實力奉行什麽。因為世界已經改變了，基督教要在進步”。“但吾們仔細想，他是主教，他能說這樣話，反一麵過來，是不承認了固有的陳說，教人重新評定聖經教義的真價值，這多少利害呀。尼采要反對基督教，製造德國式的倫理主義，也是教人重新評定道德的真價值。他們的用意，一個是刷新基督教，一個是要打破基督教，雖然是絕然不同，但是要起一種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真是一樣的。不過一個是要真基督的，一個是要德國的，這是大大不同。”[18]在這裏，包世傑不僅談到了新文化運動對基督徒的影響，而且明確肯定胡適所概括的“評判的態度”，即“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確是代表了“一種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胡適見解的影響，還可以從以下潘公展對新文化運動所作的一段精彩的界定中看出來：“新文化運動，以著名學者為領袖，以全國學生為中心，其傳播之媒介則為出版物，為公開演講，為組織會社；而其使用之惟一工具，則為白話文。新文化運動之目的乃是多方麵的，政治、社會、經濟等等，均有亟待改革之宣傳；而其中心思想，則在打破一切因襲的傳說，一切舊有的權威，一切腐敗的組織，對於文物製度學說思想均一一重行估定其價值”。“夫如是，而後新文化運動之取徑，可略得而言矣。”[19]以學者為領袖，以全國學生為中心，以報刊等為中介，以白話文為工具，涵蓋政治、社會、經濟等等在內的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追根溯源，較其實質，隻在一種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重行估定其價值”。胡適對新思潮意義的概括，在這裏被演繹得淋漓盡致。
不過，胡適的概括也存在局限。所謂“評判的態度”或“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提法，並未明確其實際標準，在理解與把握上，難免存在隨意性。上述包世傑說教主與尼采都強調重新估定價值，但前者是要刷新基督教，而後者卻是要打破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就反映了這一點。此其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尼采的這句名言在歐洲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宣言書，而胡適引以概括新思潮的意義，目的卻是要彰顯其反傳統的鋒芒。他在文中列舉了諸如孔教、舊文學、貞節、舊戲、女子問題等等，以為都是必須加以重新估定價值的許多事例，唯獨不涉及西方文化。這就是說，對於西方文化，無須持“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價值”，因為它是標準。對此，梁啟超持異議。1920年初，梁遊歐歸來，即發表著名的《歐遊心影錄》。其中，他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既講思想解放，就必須要“徹底”。他說：“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這些可愛的青年，但我也有幾句忠告的話：‘既解放便須徹底，不徹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學問而論，總要拿‘不許一毫先入為主的意見束縛自己’這句話做個原則。中國舊思想的束縛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縛也是不受。”“我們須知，拿孔孟程朱的話當金科玉律，說它神聖不可侵犯，固是不該，拿馬克思、易卜生的話當做金科玉律，說它神聖不可侵犯，難道又是該的嗎？”梁啟超“徹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則”具有普適性，適用於古今中西，但其重點顯然是要打破國人對西方的“盲從”心態。所以他強調：“我們又須知，現在我們所謂新思想，在歐洲許多已成陳舊，被人人駁得個水流花落。就算它果然很新，也不能說‘新’便是‘真’呀！”[20]胡適曾寫過長文《易卜生主義》，“新思想”更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流行語，梁啟超提出上述“徹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則”，並專門點到了“易卜生”與“所謂新思想”，自然是有感而發。它實際上是針對胡適提出的“評判的態度”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見解的一種訂正與補充。吳康在《新思潮之新人生觀》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他雖肯定胡適的概括，但卻替他作了補充解釋：“評判的態度”，“一方既可免掉服從古人的奴性，他方亦能避去盲從新法的危險”。[21]此其二。將整個新思潮的本質僅僅歸結為“隻是一種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未免隻突出了思想方法問題，而忽略了整個運動更為宏富的社會內涵。這個偏頗隨著其後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愈加明顯。當時，北京大學教授陳啟天就已指出了這一點：胡適的見解雖較切實，但是，“這個新思潮的意義，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麵，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的界說。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裏麵，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會方麵的新傾向，也是新文化裏麵的一種真精神”。隻有將人生的新傾向與思想的新方法，“合起來，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22]這個批評顯然是合理的。此其三。
三是“社會改造運動”。
經五四運動洪波巨浪的衝擊，尤其是“六三”之後工人階級介入並成為運動的主力軍，新文化運動明顯地已超越了原有的少數知識分子的範圍，而具有了社會廣泛參與和要求改造社會的發展態勢。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被直觀並普遍地理解與概括為“社會改造運動”，乃合乎邏輯與勢所必然的結果。傅斯年敏銳地感受到了五四運動構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轉變點：“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地方，自然造成一種新生命”。[23]君左也指出，“社會改造之聲浪，在今新思潮中，已占全體十之七八”。[24]也正因為如此，效春幹脆徑稱“新文化運動就是社會改造運動”，[25]而戴季陶也斷言：“新文化運動是甚麽？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與社會的改造運動。”[26]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作為新聞記者，他的觀察與上述眾人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略略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運動，這些參加運動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新社會。（也許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並沒有一定的意誌；也許他們知道，可是不能具體的說出來。）”[27]
在時人眼裏，新文化運動既是社會改造運動，其內涵就應該體現三大原則：其一，是平民性。所謂平民性，就是著眼全體國民尤其是勞動階級的平等權益。“新文化運動是什麽？隻是移植‘新學’運動麽？隻是‘貴族式’的文化運動麽？不對！題目認錯了！它不是‘利用的’‘政客的’‘學桶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社會’——‘平民’——‘全體’的文化運動。——不要瞎眼看不見現在的世界潮流——但是現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不敢說”。[28]人們強調，“五四”後的文化運動所以不同於此前的“原形質的文化運動”，就在於大家知道了其重大的意義，即在於需在它的前麵加上一個關鍵詞“社會”，成為了：“社會的文化運動”。[29]與此相應，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的關係成了熱門話題。愚公指出：文化運動體現了文化主義與勞動主義的結合。前者主張人人都能實現“自己特有的文化價值”和“個人人格的獨立”，從而“促進文明之進步”；後者主張“以勞動為天職，人人在社會上都盡勞動的義務”並且取得生活的權利，從而實現社會的“平等化”和“互助化”。文化運動偏重前者，便會成了“學究化”；偏重後者，則又成了“機械化”，[30]唯有二者結合，才能實現改造社會的大目標。
其二，是精神文明改造與物質文明改造並行。嚴格說來，這是歐戰前後歐洲學者反省現代性，首先提出的重要命題。新文化運動受戰後歐洲思潮變動的影響，這固然是學界久有的共識；但問題在於，歐洲此種思潮的變動存在兩個取向：一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社會主義革命；一是反省現代性者主張非理性主義；而人們長期以來多注意重於前者，而忽略了後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所謂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一些西方現代學者從唯心論出發，將問題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以為近代西方沉緬於‘科學萬能’崇尚機械的人生觀和物質的利益，導至精神家園荒蕪，終至於釀成大戰的慘劇；因而將目光轉向人的內心世界。他們更強調人的情感、意誌與信仰。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被認為是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興起的宣言書。20世紀初，以柏格森、倭鏗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生命創化’與‘精神生活’，風靡一時，是此一思潮趨向高漲的重要表征。”[31]反對物欲橫流，主張在提升精神文明的前提下發展物質文明，正是西方反省現代性者提出的重要命題。非理性主義雖不脫唯心論，但它反映了歐人對自身文明的反省，仍不失其合理性。它同樣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正因為如此，君實在他的《新文化之內容》一文中這樣說：“今日之新文化，乃十九世紀文明之反抗，所以補其偏而救其弊者也”。西方19世紀文明實為物質主義文明，歐戰是其必然結果。新文化誌在矯正舊文明之缺失，“便不能不注重於開發較高尚之精神文明，與以抑製唯物主義之跋扈。故由精神力之根本的開發，以完成物質文明，乃新文化內容之一也”。[32]蔡元培則告誡說：“致力於新文化諸君，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33]甚至已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早期也仍不脫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影響，所以他說：“我們‘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作兩種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要借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34]
其三，是反對資本主義。時人以為，前麵兩個原則都是資本主義逼出來的，故反對資本製度乃是新文化運動應有之義。蔡曉舟說，新文化運動的大前提是“幸福均沽”四個字，離開了這個大前提，“便是瞎搗亂，便算不了文化運動”。而這個理想社會的主要障礙，就是“資本製度”。[35]愚公則指出，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互為表裏，後者“是由現代非人道不平等的資本製度的壓迫反動而生的”。“反對資本主義，打破資本製度，謀造理想的社會的運動，便叫做神聖的勞動運動。”[36]
關於新文化運動意義的上述三種概括，是在文化發展不同的階段上，針對不同的語境提出來的。陳獨秀“科學與民主”的概括，既是針對《新青年》的罪案，也是針對新思潮的意義，同時，更是體現了對時代發展曆史脈搏的深刻理解與把握。它實際也構成了時人的種種概括，尤其是後兩種概括的思想基礎。胡適“評判的態度”的概括，是針對時人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尚停留於表象羅列的認知現狀，從方法論的高度上，將科學與民主的理念，進一步通俗而鮮明地表述為一種國人應有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社會改造運動”的概括，則反映了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新態勢與國人渴求中國社會變革共同的心理趨向。要言之，三種概括，分別著眼於理念層麵、方法層麵與實踐層麵，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它們互為表裏，相輔相成，共同彰顯了時人對於新文化運動意義總體的理解與把握：以科學與民主為指導，追求思想解放與新社會的創造。無論其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如何異趨，國人的此一共識，決定了它必然對其後中國社會曆史的演進產生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1] 陳啟天：《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載《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08-15。
[2] 遺憾的是，筆者至今尚未找到包士傑寫的這篇文章。
[3] 胡適：《胡適全集》，第1卷，691頁。
[4] 李燕珍：《胡適自敘》，208頁，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5] 張東蓀：《“新思想”與“新運動”》，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19-09-02。
[6] 百裏：《新思潮之來源與背景》，載《改造》，第3卷第1號，1920-09-15。
[7] 寓公：《新思潮我觀》，載《改造》，第3卷第1號，1920-09-15。
[8] 蘇甲榮：《今後的文化運動：教育擴張》，載《少年中國》，第2卷第5期，1920-11-15。
[9] 陶樂勤：《文化運動與勞工》，載《新人》，第1卷第6號，1920-09。
[10] 張東蓀：《“新思想”與“新運動”》，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19-09-02。
[11]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見《胡適全集》，第1卷，691～692頁。
[12] 陳獨秀：《獨秀文存》，9頁。
[13] 同上書，243頁。
[14] 王栻主編：《嚴複集》，第1冊，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 堅瓠：《本誌的第二十年》，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1號，1922-10-25。
[16] 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3卷，506～508頁。
[17] 胡適：《胡適全集》，第1卷，692～693頁。
[18] 包世傑：《基督教問題（致獨秀）》，載《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04-01。
[19] 潘公展：《從世界眼光觀察二十年來之中國》，載《東方雜誌》，第21卷第1號，1924-01-10。
[2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26～2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據1936年版影印本。
[21] 吳康：《新思潮之新人生觀》，載《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號，1920-01-04。
[22] 陳啟天：《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載《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08-15。
[23]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見嶽玉璽等編：《傅斯年選集》，64～65頁。
[24] 君左：《社會改造與新思潮》，載《改造》，第3卷第1號，1920-09-15。
[25] 效春：《文化運動的初步》，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0-06-06。
[26]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載《建設》，第1卷第2號，1919-09-01。
[27] 瞿秋白：《文化運動——新社會》，載《新社會》，第15號，1920-03-21。
[28] C.T：《隨感錄》，載《人道》，創刊號，1920-08-05。
[29] 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載《星期評論》，第48號（第2張），1920-05-01。
[30] 愚公：《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載《旅歐周刊》，第33號，1920-06-26。
[31] 參閱拙文：《陳獨秀與反省現代性思潮》，載《河北學刊》，2007（6）。
[32] 君實：《新文化之內容》，載《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10-10。
[33] 蔡元培：《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62頁。
[34]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235～236頁。
[35] 蔡曉舟：《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載《新人》，第1卷第4號，1920-08-18。
[36] 愚公：《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載《旅歐周刊》，第33號，192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