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日漸暴露，尤其是歐戰創深痛巨，歐人紛紛反省自身的近代文明。此種反省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外，另一重要的取向便是反省現代性。歐洲現代思潮緣此發生深刻變動，不僅影響了西方世界，而且也影響到了正在開展新文化運動的中國。
在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中，唯有胡適對反省現代性始終深閉固拒。這是耐人尋味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與反省現代性，二者雖不可同日而語，但緣於反省資本主義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釗、陳獨秀得以借反省現代性作為必要的思想鋪墊，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反之，胡適既不能接受反省現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認同馬克思主義，這在邏輯上也是勢所必然。明白這了一點，便不難理解，“五四”後的胡適雖然仍不失為反傳統的鬥士，但已少了新時代的創意。胡適之“累”，不僅在於“自由主義”，還在於固執“理智化”的偏見：拒絕反省現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緣此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