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美國學者艾愷的說法，所謂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1]18世紀以降的歐洲，科學獲得巨大進步，工業化浪潮洶湧，理性主義凱歌猛進。也因是之故，人們一味追求現代性，迷信科學與理性萬能，浸成了普遍的社會思潮。但大戰的慘絕人寰，卻又令歐洲出現了“理性危機”。人們將歐戰慘劇的發生，最終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當無情的理性把人的本質和社會係統降低為機械係統並極力使人成為這個機械組合的一個物質成分時，怎樣才能把人的個性從這個機械組合裏拯救出來呢？”[2]許多現代學者大聲疾呼，當關注人的內心世界，重建包括情感、意誌與信仰在內人類的精神家園。19世紀末非理性主義的反省現代性思潮浸浸而起。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被公認是其崛起的宣言書；20世紀初，以柏格森、倭鏗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生命創化”與“精神生活”，風靡一時，更是此一思潮趨向高漲的重要標誌。
歐洲的反省現代性思潮，說到底，就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盡管它最終不脫唯心論的窠臼，但自有其合理性。歐戰前後，此一思潮也傳到了中國。1920年梁啟超遊歐歸來及其《歐遊心影錄》的發表和1921年梁漱溟成名作《東西文化其及哲學》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反省現代性思潮趨向高漲。而其時杜威、羅素、杜裏舒、泰戈爾等世界名哲先後來華講學，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反省現代性思潮為其時的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社會思潮的演進，打上了深刻的印記。[3]
讓人深感興味的問題是，作為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之一和自由主義者，其時的胡適是如何看待反省現代性呢？
1919年底，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引用了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以闡釋自己提出的新思潮的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這一重要的論斷。他寫道：“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4]這是胡適第一次涉及了主張反省現代性的思想，但僅是借重其個別觀點，以助益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而非認同其思想。所以，他在另一處評介尼采時，最後這樣說：“他的超人哲學雖然帶著一點‘過屠門而大嚼’的酸味，但他對於傳統的道德宗教，下了很無忌憚的批評。‘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確有很大的破壞功勞。”[5]從總體上看，胡適對反省現代性思潮最集中，同時也是最鮮明的觀點表述，主要有兩處：
一是1921年發表的長文《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其中第六節《晚近的兩個支流》，集中評論了柏格森的哲學。
胡適認為，科學家基本信條是承認人的智慧的能力，但他們難免有時“於信仰理智太過了，容易偏向極端的理智主義，而忽略那同樣重要的意誌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頌讚正在高唱的時候，便有反理智主義的喊聲起來了”。故“法國的哲學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種很高的反理智主義的抗議”。從表麵上看，胡適似乎客觀地肯定了理性主義有所短，非理性主義有所長；但實際上，他是強調，後者充其量隻是起一時補偏救弊的作用，因之於前者無傷大雅，也不可能成為重要的時代潮流。所以，他明確地強調了三點：第一，柏格森的哲學無大價值。生命哲學的核心理論，即所謂的“生命衝動”，無非是在倡導一種“盲目的衝動”而已：“柏格森批評那機械的演化論，很有精到的地步。但是他自己的積極的貢獻，卻還是一種盲目的衝動”。第二，柏格森強調“直覺”，但這並無新意，因為包括杜威在內，許多科學家與哲學家都“早已承認‘直覺’在思考上的重要位置了”。所以，“就可以明白柏格森的反理智主義近於‘無的放矢’了”。第三，歐洲現代思潮也談不上發生了重要變動。胡適在本節開頭便說：“這一章名為‘晚近的兩個支流’。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但我個人觀察十九世界中葉以來的世界思潮，自不能不認達爾文、赫胥黎一派思想為哲學界的一個新紀元。”[6]
很顯然，胡適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現代思潮發生變動的重要事實，熟視無睹。固然，自文藝複興以來，西方文化思想的發展一直存在著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二者間的緊張，但歐戰前後其最新的表現，卻體現了歐人在世界觀與價值觀意義上帶根本性的轉變，從而成為了西方現代社會思潮變動的轉捩點。馬文·佩裏在其主編的《西方文明史》中說：“現代思想可以說是經曆了兩個廣義的階段：早期現代思想和後期現代思想。早期現代思想形成於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代，推崇理性、科學、人性之善，相信人類具有改造社會，使其更加美好的能力。在後來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一種新的世界觀開始形成。”“這些發展使歐洲意識產生了巨變：自牛頓以來就主導著西方觀念的機械宇宙模式被改變了；啟蒙運動關於人類理性和性善的觀點遭到懷疑。”[7]俄國學者達維多夫也指出，“世界觀危機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表現得最為明顯”，“它的臨床病症和代表思想，一是尼采哲學和他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觀’；二是，……‘反理性’思想之一的種族主義”。[8]他們都強調了現代西方社會思潮變動的重要表征，便是浪漫主義或非理性主義的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興起。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從廣義上看，也同樣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而如今的後現代主義，也正與發端於尼采的反省現代性思潮一脈相承。[9]其見解是否精當，可不置論，重要在於，人們都強調了歐戰前後西方現代思潮發生的此種變動及其重要意義。足見，胡適之無動於衷，乃缺乏應有的認知。
胡適強調柏格森生命哲學無非是“支流”，意在貶抑柏格森。丁文江更為之推波助瀾，他說：“對於柏格森哲學的評論，讀者可以看胡適之的《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他的態度是很公允，然而他也說他是‘盲目衝動’。”他還借羅素在京的牢騷話，進一步貶損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騙巴黎的時髦婦人得來的。他對於哲學可謂毫無貢獻；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0]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實際上，羅素本人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對柏格森有很高的評價：稱他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他說：“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講得比較詳細，因為它是對理性反抗的一個極好的實例，這種反抗始於盧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裏逐漸支配了越來越廣大的領域。”[11]英國學者彼得·沃森在其名著《20世紀思想史》中，則更強調說：“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紀頭10年最被人們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後，他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起初真正吸引法國人，繼而吸引世界上愈來愈多人的，是柏格森堅定不移的信念：人類選擇的自由和被他稱之為生命衝動或生命力的存在的非科學的影響。”柏格森深深地影響了法國年輕的一代知識分子，並成為了“使西方思想擺脫19世紀‘科學宗教’的救世主”，被認為是“解除了整個一代人的痛苦”。[12]不僅如此，即便是在今天，學界也公認，柏格森哲學還影響到了其時整個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領域，除了哲學與文學藝術，還包括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部門；許多資產階級哲學流派與思潮，都打上了他的印記；甚至對工人運動也產生過很大影響。[13]需要指出的是，胡適的老師杜威，“五四”前後正應邀在華講學，他在題為《現代的三個哲學家》的長篇講演中，對柏格森同樣也有很高的評價，強調他與其他二位即詹姆士、羅素一樣，“他們的意見也是代表我們時代的意見”。[14]胡適時任翻譯，卻充耳不聞。他有意貶抑柏格森哲學，有失褊狹；同時，也是要表明自己對於其時以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在中國的迅速升溫，大不以為然。
二是1923年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針對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而發。
梁啟超的是文具體而生動地介紹了歐洲理性主義受挫和以柏格森生命哲學為代表，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勃興。他指出，歐洲近代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造成了機械的人生觀。它將一切內外生活都歸於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人類的意誌不能自由，而相信科學萬能，否定傳統、宗教與哲學，精神失去家園，人心陷於惶恐；物欲橫流，弱肉強食，強權主義盛行，終致於釀成了歐戰。梁啟超說：歐洲百年來物質進步巨大，但人類不僅沒有得著幸福，反而帶來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向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15]1920年初，梁啟超遊歐歸來後發表的是文，曾在南北刊物上長時間連載，影響甚大。對此，胡適持異議，隻是一時找不到合適時機發難，故暫時隱忍。1923年，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將是年“科玄之爭”的論戰文章結集成《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出版並請他作序，這為胡適提供了一吐心中塊壘的好時機。這場論戰，說到底，正可以看成是反省現代性思潮在國內激起的強烈反響。胡適說：“我常想，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我們定可以使這次論爭的旗幟格外鮮明——至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紛爭。”所言不差。也惟其如此，胡適的序文開宗明義，便是集中批評梁啟超。他在長段征引了上述梁的原話後指出：“梁先生在這段文章裏很動情感地指出科學家的人生觀的流毒：他很明顯地控告那‘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歐洲全社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養成‘弱肉強食’的現狀——‘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梁先生說歐洲“科學破產”，這是“謠言”。“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我們不能不說梁先生的話在國內確曾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不少的威風”。他的文章向來富有魅力，“何況國中還有張君勱先生一流人，打著柏格森、倭鏗、歐立克……的旗號，繼續起來替梁先生推波助瀾呢？”他又說：“我們要知道，歐洲的科學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學鬼來攻擊了。幾個反動的哲學家，平素飽饜科學的滋味，偶爾對科學發幾句牢騷話，就像富貴人家吃厭了魚肉，常想嚐嚐鹹菜豆腐的風味：這種反動並沒有什麽大危險，那光焰萬丈的科學，決不是這幾個玄學鬼搖撼得動的。”[16]
如果說，胡適上次的表述，因緣於介紹世界哲學，故尚多限於在學術層麵上，有意貶抑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價值；那麽，他這次的表述既是緣著名的“科玄之爭”而起，則是表現為在現實性上，更加直截了當和輕率地否定了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存在與意義。其一，他明確地將柏格森、倭鏗諸人的反省現代性，說成是西方幾個“反動的哲學家”、“玄學鬼”，平常飽嚐了科學的滋味，“偶爾對科學發幾句牢騷話”，“就像富貴人家吃厭了魚肉，常想嚐嚐鹹菜豆腐的風味”一樣罷了。這既動搖不了科學的大樹，也無傷大雅。此種有意的貶損與矮化，再次說明了，胡適固執己見，對於西方現代思潮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動，無動於衷；其二，他實際上是借批評梁啟超，指斥反省現代性思潮在其時中國的傳播，無非是盲從柏格森諸人，反對科學，謠言惑眾。梁啟超明明在文中自注道：“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17]胡適也引了這段話，卻偏偏要坐實其鼓吹“科學破產”的罪名，固然有失厚道；但更主要的是，他回避了一個基本事實：歐洲是否長期存在“科學萬能”即“理性萬能”論，且現在正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實則，其時留歐的學生多已報道了此一重要事實。例如，王光祈曾報道說：“戰前德國學術界，一自然科學之世界也。”科學排斥哲學、文學以至藝術，不遺餘力，即便是柏格森、倭鏗也不能免。“科學家所承認者，隻有‘真實’。所謂‘真實’者，可以用尺子量；可以用秤稱；可以用顯微鏡窺；可以用數字算。此外一切所謂形而上學，皆賜以荒誕不經之諡。”“自然科學既握學術界霸權，所有一切思想，皆須受‘科學霸王’之束縛，甚至於說一句話，做一件事，皆以是否合於科學而推斷其是非。人道至此，可謂苦矣！”但物極必反，戰後玄學複興，人們返歸自然，已成新潮流。[18]頌華更進一步指出了歐人反省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及其價值：“歐洲人用了技術去征服世界的時候，引起他們內在的心靈方麵，漸趨空虛匱乏。並且歐洲人用了機器去克製自然，他們自己也變成了機器的奴隸。所以怎樣喚起精神，回複到主人翁的地位，便是歐洲人今日眼前的一個大問題。而人生的繼續生存，或即係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亦未可知。”[19]
由上可知，胡適不認為歐戰前後西方現代思潮發生了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動，對於東西方的反省現代性思潮，皆嗤之以鼻。由此，便不難理解，何以胡適不讚成邀請柏格森、倭鏗、羅素、泰戈爾諸人來華講學。他曾致書陳獨秀說：“難道你不知道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曆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20]
[1]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160頁。
[2] ［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482～483頁。
[3] 參見拙文：《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載《曆史研究》，2008（1）。
[4] 胡適：《胡適全集》，第1卷，692頁。
[5]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見《胡適全集》，第1卷，354頁。
[6] 胡適：《胡適全集》，第2卷，381～382頁、384頁。
[7] ［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294頁。
[8] ［俄］H.達維多夫：《二十世紀理論社會學的演變》，載《國外社會科學》，1998（3）。
[9] 參見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9頁。［美］卡爾·博格斯：《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危機》，李俊等譯，225～22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10]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見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49頁，合肥，黃山書社，2008。
[11]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346頁。
[12] ［英］彼得·沃森：《20世界思想史》，72、74頁。
[13] 參見全增嘏主編：《西方哲學史》，下冊，542頁。
[14] 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264頁。
[15]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16] 胡適：《胡適全集》，第2卷，198～199頁。
[1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12頁。
[18]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478頁，上海，上海書店，1996。
[19] 頌華：《德國之中國文化研究機關——中國學社——之情況》，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8號，1928-04-25。
[20] 曼海姆曾作這樣的概括：“馬克思主義和生命主義的實在概念都來源於同一種對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反抗。”“盡管一些曆史學家一直企圖用浪漫主義、反理性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批判現代派以至文學現代派等術語來描述這一感情的種種表現。”（轉引自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