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西方來說，歐戰前後都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重要時代。在西方，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崛起，可以看成是西人從不同取向反省社會文化危機所導致的結果。在中國的情況更形複雜。“當中國人希圖拋棄自己傳統而采用西方文化之時，又發現西方人懷疑乃至反對自己的文化。中國人處於二重文化危機之中……”[1]故國人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有了兩個向度：既要反省傳統文化，也須反省西方文化。李大釗諸人轉向馬克思主義與梁啟超等人轉向反省現代性，既反映了戰後西方社會文化思潮變動對中國的深刻影響，同時也說明了新文化運動在“五四”後發展到新階段，它已具有愈加宏富的內涵。
梁啟超看到了西方現代性的弊端，但並未忽視中西方的時代落差，即中國首先需要建立現代的社會。他試圖將二者結合起來，即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同時，避免西方業已出現的弊端。所以，遊歐歸國後他一麵積極投入了新文化運動，成為了一員驍將；同時，複堅持求同存異，從而有助於進一步展拓了時人的思維空間。梁啟超不僅強調對西方的思想也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以求國人對迷信西方的解放，而且明確提出了“科學萬能”論不足訓，將西方反省現代性的視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國。隨後發生的“科學與玄學”之爭的激烈論戰，“焦點可以歸結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衝突，決定論與自由意誌的是非，以及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歧”。[2]長期以來，人們多將之誤解成是一場“科學與反科學”之爭，實則，它為西方於19世紀末突顯的“兩種文化”[3]對立在中國的延伸。科學史專家劉鈍說：“‘科玄論戰’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水平的理論交鋒，對於鞏固新文化運動的勝利果實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態具有重大意義，可惜由於意識形態的介入和政治局麵的動**，後一目標未能實現。”[4]所謂“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態”，顯然應包括拒絕“科學萬能”論即科學主義在內的自覺。此一目標雖未實現，但梁啟超所力申的反對“科學萬能”論觀點，至少已被當時包括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在內的一些人所認同。[5]如果我們正視“科學與玄學”之爭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那麽梁啟超助益深化新文化運動的曆史作用，同樣是不應當低估的。
歐戰及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是世界曆史由近代轉入現代的重要標誌。不過，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則又可以說，歐戰後的世界“西方文化中心”論根本動搖，開始了東西方文化對話的新時代。[6]遊歐歸國的梁啟超要求重新審視傳統文化，並非簡單的虛驕心態使然，而當看作是對世界文化變動的一種積極感悟。梁自清末起力倡西學，但始終不讚成全盤否定本國文化傳統。例如，1896年他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說：“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1902年在《新民說》中又說：“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7]在此期的梁啟超看來，歐戰既以如此尖銳的形式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國人審視中西文化的傳統視角就應當有所調整，由過去一味崇拜西方，轉變為自覺借助西方的科學精神與方法，重新估價與整理固有文化，發展民族新文化，才可能對世界文化發展作出中國人的貢獻。這實際上也是當時包括杜威、羅素、蔡元培在內許多中外有識之士的一種共識。蔡元培說：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精神並非不能相容。“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我們隻要大家肯盡力就好。”[8]所以，從形式上看，梁啟超前後期皆中西兼顧，主張“一麵愛重國粹，一麵仍歡受新學”，[9]但重心有不同：前期重在倡西學批判中學，後期則主借助西學發展中國的新文化。在這裏，他賴以思想轉換的價值觀與方法論，從根本上說，仍是來源於現代西方，即反省現代性。因之，“回歸傳統”的提法，若是指梁由重在倡言西學，轉而重在倡導繼承與發展傳統，則無不對；若是指所謂“情感壓倒了理智”，或抵拒西學和新文化運動的守舊倒退，則全然是一種誤解。經曆了現代性與反省現代性的雙重洗禮的梁啟超，其眼中的傳統及其價值已非原來的意義。
五四運動既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毛澤東在談到五四運動時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了不少東西，但行不通，理想總不能實現，國家每況愈下。於是，“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受十月革命啟發，先進的中國人終於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從此，“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10]耐人尋味的是，梁啟超也談到了自己遊歐歸國時，在精神上同樣曾經曆了某種由消極到積極、由被動到主動的變化。1923年3月10日，即歸國後第五天，梁啟超即在中國公學發表演講，說：遊歐最大收獲是在精神上發生的變化，“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中國效法西方既然無成，就當求變計，“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11]這樣看來，時人思想解放的表現有兩種情況：毛澤東所描繪的是第一種，即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認原先所崇拜的法蘭西文明已成明日黃花，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人的路，從事社會革命；梁啟超所代表的是第二種，接受西方反省現代性的觀點，轉而借重西洋科學的思想與方法，從事國故整理，求具體發展中國新文化。二者選擇中國未來走向的路徑不同，緣此產生的曆史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固不待言；但其共同點，卻不容輕忽：二者都是緣於國人“學西方的迷夢”的破滅、“懷疑”的增長和“重新考慮自己問題”。所以，他們不同程度又同樣都是反映了戰後國人的覺醒，卻是必須看到的。“總之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12]：從政治上看，前者推動中國由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轉換，這是人所共知的；從學術文化上看，後者歸趨“整理國故運動”，推動了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則是近年才逐漸被學界認同的事實。胡適直到晚年仍感遺憾，以為是五四運動打斷了新文化運動的正常發展，“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13]這自然是不對的。但它再一次從反麵有力印證了我們上述的觀點：“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歸趨兩個方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革命；體現新文化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進一步深化的“整理國故運動”。因之，我們可以說：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梁啟超不僅與時俱進，且秉持反省現代性的信念，歸趨“整理國故”，仍不失自己獨立的地位。固然，他與胡適一樣，評判傳統皆難免有誤，但這應由具體的曆史條件去說明。
[1] 胡秋原：《評介“五四運動史”》，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247頁。
[2] 劉鈍、方在慶：《“兩種文化”：“冷戰”堅冰何時打破？》，載《中華讀書報》，2002-02-06。
[3] 1959年後英國學者斯諾提出的重要命題。他認為，科學家與人文學者關於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於互相對立的位置，彼此鄙視，而不能嚐試理解對方的立場。這一現象被稱為“斯諾命題”。（參見［英］斯諾：《兩種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4] 劉鈍、方在慶：《“兩種文化”：“冷戰”堅冰何時打破？》，載《中華讀書報》，2002-02-06。
[5] 任鴻雋：《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見樊洪業、張久春編：《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303頁。
[6] 參見拙文：《論歐戰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載《近代史研究》，1997（3）。
[7]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38、211頁。
[8]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52頁。
[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3），30頁。
[10] 《毛澤東選集》，第4卷，1470、1471、1516頁。
[11]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738、740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4卷，1514頁。
[13]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