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於“五四”後雖獲得了迅速發展，但其思想取向愈趨駁雜。“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社會主義的討論雖引起了無限興趣，但猶如霧中觀花，其“改造的方案，則於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2]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也日趨分裂，“五四”後不久在李大釗與胡適間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其重要的表征。所以，梁啟超歸國時看到的新文化運動，既是蓬勃發舒，又缺乏核心的規範。
梁啟超雖非好的政治家，但作為老牌的政治家和研究究係首領，長期政治實踐畢竟養成了他注重隊伍組織與努力掌控局麵的傳統、思維方式，或叫領袖欲。所以，盡管歸國後決心皈依文化運動，但其具體的運作方式仍帶上了濃重的政治意味。陶菊隱說：“梁啟超由歐洲回國後，有將研究係改組為黨的願望，丁文江、張君勱兩人極為讚成，想以胡適之為橋梁，打通北大路線，表麵上不擁戴一個黨魁，暗中則以梁與蔡元培為其領導人；並打算以文化運動為政治運動的前驅。由於張東蓀反對黨教合一，此議遂被擱置……他抱此雄心大誌，是因風靡一時的新文化運動，尚缺少一個中心機構，他想賈起清末民初的餘勇，再來大顯身手。後來壯誌未酬，也就是二少爺失戀的必然結果。”[3]梁啟超似乎也並不隱晦自己的雄心大誌，歸國當年，他在談到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互動關係時說，自己不承認是“研究係陰謀家”，但“我覺‘我’應該做的事，是恢複我二十幾歲時候的勇氣，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4]從梁啟超與好友多次磋商看，其布局的構想大致是：（1）凝聚核心力量。梁啟超說，“今日之事，須練有勁旅乃能作戰。吾輩須以奮鬥中堅隊自認”。[5]這在舒新城則稱之為“燈心”較“油”更重要，“而造燈心又以自己人作燈心為不二法門”。[6]在梁的眼裏，蔣百裏、張君勱、張東蓀、舒新城等人，就是構成“燈心”的核心力量。（2）占幾所大學為據點。梁啟超既轉向教育，並認定以“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為宗旨，自然在強調了《時事新報》等刊物重要性的同時，就格外重視大學的作用。除了已接辦的中國公學之外，他積極創造條件，希望自己與蔣百裏諸人能夠在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謀得教職，舉辦講座，逐漸經營，占為據點。所以梁與蔣百裏等書說：“要之清華、南開兩處必須收作吾輩之關中河內，吾一年來費力於此，似尚不虛，深可喜也。”[7]舒新城致梁書講得更透徹：若能張東蓀等掌中國公學，張君勱、徐誌摩在南開講演，公及蔣百裏往南京尤其是東南大學講座，“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後吾黨將遍中國，豈再如今日之長此無人也”。[8]（3）“協同動作”。梁啟超認為，凡涉國民運動，都不能僅有指導者而無眾人互助協作。因之，與各方“協同動作”是重要的策略。[9]實際上，他建立共學社、共講社以及希圖打通北大路線，都可以看作是“協同動作”策略的運用。這與《新青年》同仁強調“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10]此種隻看重思想共鳴，而不讚成思想與行動統一的純學者模式，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梁啟超的上述構想最終雖然並未實現，但其試圖推進新文化運動的理路，卻是值得重視的。時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大本營，蔡元培作為校長，德高望重，是新文化運動的保護神。梁啟超想打通北大路線和借重蔡元培，是很自然的；但他首先“想以胡適之為橋梁”，卻又耐人尋味。1923年鄧中夏曾將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分為三派：梁啟超為首的東方文化派、陳獨秀為首的唯物史觀派、胡適為首的科學方法派。他認為，前者代表封建思想，是新的反動派；後兩者分別代表勞資階級思想，都屬科學派。他說：“現在中國思想界的形勢，後兩派是結成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11]這是激進的年輕人情緒化的判斷，非但認梁啟超為新的反動派，全然不對；即將胡適與梁啟超看成勢不兩立，同樣不足信。實則，梁、胡交誼並不一般。
胡適自謂，青年時代即對梁啟超十分敬仰，讀其《新民說》、《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許多筆端常帶感情的雄文，深受啟發，從而也引導自己立誌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他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12]1918年底，胡適登門拜謁請益，梁啟超不僅對其《墨家哲學》深表嘉許，且出示自己收集的墨學材料，以為助益。這是二人第一次見麵，也是交誼的起點。周傳儒說：“梁與丁文江、林宰平感情最好……五四運動以後，梁與胡適也很要好，互相影響。”1920年3月，胡適的《嚐試集》出版，適逢梁啟超遊歐初歸，與梁“感情最好”複被胡視為“人生難得的‘益友’”的丁文江，選詩集中“朋友篇”裏的幾句請梁寫一扇麵，再送給胡，讓後者深為感動。[13]這既反映了梁對新詩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對胡的友誼。同年底，梁用一周時間完成名著《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他曾談到，本書緣起是胡適的建議，“歸即囑稿”。胡適先看過初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梁複致書胡，請作文批評：“關於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為之批評（亦以此要求百裏），既以裨益我，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14]從此，二人的學術交往愈加密切。梁成《墨經校釋》，請胡作序；胡成《墨辯新詁》，則請梁批評。彼此意見相左，複書信往返駁難。1922年3月，胡適邀梁啟超到北京大學哲學社作《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長篇演講，後者批評“措辭犀利，極不客氣”；前者隨堂聽講，最後答辯，反駁有力而不失風度。[15]這些已成學界佳話。同時，二人也相互切磋新詩創作。例如，梁啟超曾致書胡適說：他的一些新詩寫得“絕妙，可算‘自由詞’”，但有些詩作若能適當注意用韻，“則更妙矣”。自然，“這是個人感覺如此，不知對不對”。“我雖不敢說無韻的詩絕對能成立，但終覺其不能移我情。韻固不必拘定什麽《佩文齋詩韻》、《詞林正韻》等，但取用普通話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韻固然更好，但句末總須有韻……我總盼望新詩在這種形式下發展。”[16]在新文化運動中，關於新舊詩的爭論十分激烈，但梁、胡卻能將之視為學術問題，作心平氣和的討論，二人關係之融洽，於此可見一斑。
此外，梁啟超與胡適在公益活動與日常生活中，也多所合作與往來。在共講社接待杜威、羅素等國外學者中的合作已如上述，他們還在中國科學社、國際聯盟同誌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等團體分別任職，共事與合作。1924年1月梁啟超發起召開“戴東原生日三百年紀念會”，胡適專程從上海趕來參加，以示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二人過往甚密。梁啟超致書友人說，新撰成《陶淵明年譜》，“胡適之來此數日，極激賞此作”。[17]劉海粟也回憶說，在北京鬆樹胡同徐誌摩家，常能同時碰見梁啟超與胡適二人。[18]都說明了這一點。1928年梁有與胡書說：“自公歐遊歸後，道路間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舊學，相思與日俱積，想複同之耳。”[19]1929年梁去世，胡適參加追悼會，“也忍不住墮淚了”。[20]次日日記寫道：“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近年他對我很好，可惜我近來沒機會多同他談談。”[21]足見二人友誼一直保持到了最後。
梁啟超與胡適所以能保持交誼，除了共同的學術興趣外，政治上的趨同，顯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人所共知，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梁啟超同樣如此。他說：“我們須知，拿孔孟程朱的話當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固是不該；拿馬克思、易卜生的話當做金科玉律，說他們神聖不可侵犯，難道又是該的嗎！”他雖肯定“社會主義自然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22]對俄國革命也表示過好感，但在《複張東蓀論社會主義運動》長文中，最終仍借口國情特殊論，反對中國行社會主義。說到底，胡適是個自由主義者，此期的梁啟超同樣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23]
由此可見，梁啟超想借重胡適，打通北大路線，同樣是合乎邏輯的。但是，二者的交誼顯然引起了多疑的陳獨秀的懷疑，進而加劇了《新青年》編輯部的分裂。1921年初胡適致陳獨秀書寫道：
你真是一個魯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間那種絕對無稽的謠言！……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道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的？（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但此事我倒很歡迎，因為他這樣做去，於我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你難道不知他們現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這三年中都討論過了，我很不願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表了。）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曆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24]
這裏所謂的“謠言”，自然是指有關梁啟超研究係拉攏胡適的傳說。為了讓陳獨秀放心，胡適極力表白，有意誇大其詞，將梁啟超諸人說成是“敵人”，並將本當肯定的學術駁難，都說成了彼此交惡，勢不兩立的證明。這固然可以理解，但實際上也並無多少說服力。例如，關於白話詩的問題。1920年10月18日梁啟超有書致胡適，在約請他撰文批評《清代學術概論》的同時，也說到：“超對於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共議論。對於公之《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閑當鼓勇致公一長函……”[25]梁啟超是坦誠的，在主動約請批評的同時，也事先打招呼，表示於對方的某些學術觀點也將願意有所討論。而胡適同樣是大度的，如上所述，他幹脆請梁去北大做演講。至於他能成功說服梁放棄發表批評白話詩的文章，不僅說明了後者通情達理和顧全大局，更說明了二者關係之融洽。陳獨秀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事實上，自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第7卷第6號，即“勞動節紀念號”，標誌著該雜誌及其主編正式轉向了科學社會主義起，《青年》編輯部同仁的分裂就成了無可避免。胡適對此十分不滿，他說“今《新青年》差不多變成了SOVIET RUSSIA漢譯本”。[26]到胡適寫上信之時，胡、陳二人的思想對立已無可調和。所以，問題不在於“謠言”，是時研究係實已解體，梁啟超也自非搞陰謀之人；而在於陳、胡二人思想主張之嚴重分歧。所以，還是錢玄同致魯迅與周作人信的分析更具尖銳性：
初不料陳、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至於仲甫疑心適之受了賢人係的運動，甚至謂北大已入賢掌之中，這是他神經過敏之謂，可以存而不論……試作三段式曰：研究係不談共產；胡適之和北京大學亦不談共產；故胡適之和北京大學是投降了研究係。這話通嗎？[27]
錢玄同以自己特有的幽默，點明了陳獨秀所以懷疑胡適，根本原因端在後者“不談共產”即反對馬克思主義，這是他的尖銳之處。但是，形式邏輯自身的缺陷，也決定了錢“這話通嗎”的設問還遠未回答實質的問題：胡適與梁啟超都反對馬克思主義，固然不能說誰一定投降了誰，但從新文化運動分裂的趨勢看，二者是不是正在趨同呢？事實的回答是肯定的。
1919年7月胡適、李大釗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固然是新文化運動分裂的表征，但是就胡適而言，進一步明確而係統地提出自己關於新文化運動未來發展方向的具體主張，卻是在同年11月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他在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是其時關於“整理國故”思想的第一次，也是最為係統的理論闡述。他強調說：“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趨向的希望。”[28]由是，統一的新文化運動公開分道揚鑣，歸趨兩個方向：一是遵循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革命；二是“整理國故運動”。迨1923年1月胡適代表北大國學門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進一步提出“研究國學的方針”，[29]“整理國故運動”不僅形成了中心機構，且業已浸成了浩大的聲勢。是時黃日葵就已看出了其中的分際，他說：“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麵，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麵。”前者隱然以胡適為首領，後者則隱然以陳獨秀為首領。“前派漸漸傾向於國故整理運動。……陳獨秀先生的一派，現在在做實際的社會革命運動”。[30]胡秋原也回憶說，“民國十年以後，‘整理國故’之風大起”。[31]
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與梁啟超的理想暗合。陶菊隱說：“梁對歐洲文藝複興曾傾倒備至，想高舉這麵大旗，在中國大幹一場，其理想中之一目標有二：一為整理國學，一為灌輸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學，融合二者來確定中國的文化路線。”[32]梁啟超肯定“整理國故”，他說：“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33]他認為，中國的曆史典籍猶如蘊藏豐富的礦產資源，從前都用土法開采，采不出什麽來，“今日若能用科學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機器采掘一樣，定能辟出種種新境界，而且對於全人類文化，有很大的貢獻”。[34]他所謂的“科學方法”，就是“外來新文化”、“西法”、“洋貨”。強調用西方科學方法重新整理國故，以開辟新境界，助益世界文化，這與胡適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豈非異曲同工？誠然，二人對於中西文化評判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梁啟超反省現代性，不讚成“西化”，強調學習西方與繼承傳統同等重要。胡適則強調現代性，不僅主張“西化”，而且堅持“‘西化’也就是‘科學化’、‘民主化’”。[35]所以他猛烈抨擊傳統，強調整理國故不是為了“擠香水”，而是為了“打鬼”，發現“國渣”，以證明“古文化不過如此”，等等。但是，胡適既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邏輯上就是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有自己的價值，它將成為“再造文明”即發展新文化的基礎。事實上他也曾這樣說：“若要知道什麽是國粹，什麽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36]有趣的是，蔡元培徑直將胡適“整理國故”的成績，當成了舊有文化自有價值的證明：“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他裏麵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衝突的，非不可能”。隻是要借西洋科學精神“來整理中國的舊學，才能發生一種新義。如墨子之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徹，就是證據。”[37]所以，可以說，胡適與梁啟超在“整理國故”這一點上，殊途同歸。
需要指出的是，梁啟超雖屬長者，對胡適學術功力卻由衷欽佩，“不僅欣賞胡適的批判方法，而且還把他視為一位富有洞察力的中國思想遺產的闡釋者”。[38]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甚至將胡適與章太炎並論：“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而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39]他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有批評，但同時也強調，這不減損本書的價值：“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銳敏的觀察力、縝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40]是時，梁啟超開風氣之先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41]二者互相影響，但梁顯然更多地受到了胡的影響。“胡適考證《山海經》，梁也感趣味。梁作戴東原百年紀念，也受胡適影響。胡適主張白話文，梁也用白話文寫作。”[42]就是梁的名作《清代學術概論》不也是在胡的建議下寫成的嗎？所以，梁啟超認同由胡適揭櫫大纛的“整理國故運動”也是很自然的，盡管其中不免爭勝。1920—1923年，梁啟超除了風塵仆仆南北講學之外，還出版了《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曆史研究法》等一係列重要的學術論著，有力地擴大了“整理國故運動”的聲勢。吳稚暉說：“他（梁啟超）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什麽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麽《清代學術概論》，什麽《中國曆史研究法》，還要得。”[43]錢玄同在挽詞中更稱譽梁啟超：“革新思想的先覺，整理國故之大師。”[44]
“整理國故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的深化與發展。[45]梁啟超歸趨“整理國故運動”，既是其遊歐歸來的初衷使然，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彰顯了新文化運動這一新的取向。
[1] 瞿秋白：《餓鄉紀程》，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657頁。
[2]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428頁。
[3] 陶菊隱：《蔣百裏傳》，51、52頁。
[4]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7），59頁。
[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85頁。
[6] 同上書，942頁。
[7]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43頁。
[8] 同上書，942頁。
[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7），47頁。
[10] 劉思源等編：《錢玄同文集》，第6卷，9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1]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175頁。
[12] 胡適：《四十自述》，見夏曉虹：《追憶梁啟超》，210頁。
[13] 周傳儒：《回憶梁啟超先生》，見夏曉虹：《追憶梁啟超》，380頁。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400頁。
[14]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22頁。
[15] 陳雪屏：《用幾件具體的事例追懷適之先生》，載《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05。
[1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1044、1045頁。
[17] 同上書，991頁。
[18] 劉海粟：《回憶梁啟超先生》，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
[19]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1180頁。
[20]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776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21] 胡適：《胡適的日記》，1929年1月20日，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433～434頁。
[2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27、32頁。
[23] 張朋園先生認為，“任公在從政時期是一個主觀獨斷的國家主義者，退而在野時則恢複了客觀進步的自由主義”。（《梁啟超與民國政治》，303頁）
[24] 耿雲誌、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262頁。
[2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922頁。
[26] 耿雲誌、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265頁。
[27] 劉思源等編：《錢玄同文集》，第6卷，15、16頁。
[28] 胡適：《胡適文存一集》，卷4，160、163、151頁。
[29]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卷1，11頁。
[30] 黃日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載《北京大學廿五周年紀念刊》，48、4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3。
[31] 胡秋原：《評介“五四運動史”》，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249頁。
[32] 陶菊隱：《蔣百裏傳》，51、52頁。
[3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9），114頁。
[34]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8），5頁。
[35] 唐德剛：《胡適雜憶》，82頁，北京，華文出版社，1990。
[36] 胡適：《胡適文存》卷4，163頁；卷2，286頁；《胡適文存二集》，卷1，27頁。
[37]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頁。
[38] ［美］格裏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複興》，135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3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34），6頁。
[4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8），51頁。
[41] 梁漱溟的《紀念梁任公先生》認為，民國後“早已不是他（梁啟超）的時代了。再進到五四運動以後，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1920年後他積極投入新文化運動，“完全是受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參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259頁）。
[42] 周傳儒：《回憶梁啟超先生》，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380頁。
[43] 吳稚暉：《箴洋八股化之理學》，見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308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44] 劉思源等編：《錢玄同文集》，第2卷，32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45] 參見盧毅：《“整理國故運動”與中國現代學術轉型》，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