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梁啟超逝世後曾這樣評價說：“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達成曆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1]這是十分傳神的概括。梁啟超不僅於歐戰前就預見到了此次戰爭將是人類曆史的轉捩點，對世界與中國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於大戰甫告結束，即毅然赴歐考察，並發表《歐遊心影錄》，揭出“中國人之自覺”這一時代的大課題，將自己的感想“發皇於外”，於晚年再次顯示了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的獨特魅力。
20世紀初的中西方都麵臨著一個反省的時代。正當國人熱衷於“以西學反對中學”的時候，卻發見西方文化也正麵臨著自己的危機。“歐洲文化既然陷於危機，則中國今後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默守舊文論呢？還是將歐洲文化之經過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說呢？”[2]從總體上看，時人的回應主要有兩個取向：一是以李大釗為代表，主張馬克思主義。如毛澤東所說：近人中國人學習西方不僅沒有效，且先生老是侵略學生，時間長了，懷疑便產生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由是中國人轉而“以俄為師”，思想上也由“被動”轉為“主動”，從此中國革命的麵貌便煥然一新。二是以梁啟超為代表，主張新文化的發展“當由我自決”。他剛歸國便在中國公學發表演講指出，中國近代學習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便是處在一種“病的狀態中”。自謂遊歐最大收獲“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思想上也由“消極變為積極”。[3]二者有著重要的共同點：都表現為對西方求解放的一種自覺，都表現了一種豁然開朗、積極、樂觀、自信的心境與愉悅。同時，又都將近代國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事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它們顯然分別師承了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兩個維度：馬克思主義的製度性批判與自由主義的現代性反省。這是耐人尋味的。它說明，“五四”前後國人的思想解放與民族自覺，其內涵實較傳統的認識要遠為宏富。盡管二者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不能等量齊觀，但是梁啟超強調思想解放必須求“徹底”性，即主張將理性批判的原則同樣運用於對西方文化的借鑒，這不僅有力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而且事實上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助力。這是應當看到的。
吳大猷先生在慶祝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指出：新文化運動的曆史功績無庸置疑，但於曆史進程中曾經出現過的“反傳統”風潮，“也要有真切反省的能力”。他認為，對於經曆苦難、四分五裂的舊中國來說，“要其站起來，重新發出，必須先從恢複這個民族的自信心與自尊心著手”。因之，“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是最為重要的。[4]這是至理名言。梁啟超力挽狂瀾，指斥說，將西學說成是中國固有的頑固派，誠然可笑，但“沈醉西風”者將中國說成一錢不值，豈非更加可笑！他希望青年人“第一，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5]並斷言，中國雖雲落後，“然則中國在全人類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6]他主張對於外來文化“盡量輸入”，但要避免形式主義的完全照搬，“評判的態度”不可缺失，如此等等，足見梁啟超以複興中華文化為己任，其文化自覺，歸根結底，是反映了國人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這與其時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也是相吻合的。
《歐遊心影錄》中之《中國人之自覺》一篇，共13節，首節標題：“世界主義的國家”，末節標題則是：“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此種精心的謀篇布局本身即有力地說明了梁啟超的文化自覺與傳統的盲目虛驕無涉，相反，充分體現了世界主義視野下的文化思考。緣於反省現代性，梁啟超不僅堅持反對“科學萬能”論，主張科學與人文並重，從而為國人提示了避免西方業已出現的“兩種文化”對立，發展更富有前瞻性的文化的方向；更主要的是，他指出以崇尚和諧為特色的中國文化，將有助於現代社會最終走出物質與精神分離、個性與社會性衝突的困境，這無疑更將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思考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胡秋原先生在談到“五四”時期的文化討論時說：“我們也不可低估當時中國人在智慧上的遠見。中國人當時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問題考慮中國乃至於世界問題。”[7]梁啟超的上述思考，應當說就是屬於胡先生所說的“當時中國人在智慧上的遠見”。
有趣的是，費孝通先生也有專文論及“文化自覺”，他寫道：
文化自覺隻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複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在形成中的多文化的世界裏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扼其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8]
對於文化自覺，梁啟超自然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刻與全麵的認識，但是，二者畢竟有許多相通之處：其一，都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並強調自覺就是“具有知己知彼之明”或“自知之明”。既須了解本國文化，又須常超出於國群之外，具有世界的眼光；其二，都主張既不應“複舊”，也不應“全盤西化”，而強調“吾國今後新文化之方針，當由我自決”，即強調“文化選擇中的自主地位”；其三，都主張各國多元文化互補，共同助益於全人類。由此可見，梁啟超的文化自覺包含怎樣的合理性與前瞻性。
文化自覺既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是一個艱巨的過程”，梁啟超的文化自覺仍不免有自己的局限，就是毫不足奇的了。例如，他看不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必然性與重要性，就說明他對中國問題與西方思潮變動的認識，還很膚淺。他看到了儒家文化中包含著有益於現代社會的合理內核，因而強調研究儒家哲學不能算逆潮流而動，這是對的；但他讚美儒家是“最美妙的人生觀”，以為可以移植到現代社會，又不免失之簡單化。如此等等。然而，盡管如此，這並不影響我們肯定歐戰後梁啟超的文化自覺，代表其時國人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的向度。
[1] 梁漱溟：《紀念梁啟超先生》，見《我生有涯：梁漱溟自述文錄》，299、29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 張君勱：《歐洲文化之危機與中國新文化之趨向》，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242～243頁。
[3]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738、740頁。
[4] 吳大猷：《弘揚民主科學與愛國主義》，載《光明日報》，1998-06-06。
[5]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37頁。
[6]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見《飲冰室合集·專集》（50），1頁。
[7] 胡秋原：《評介“五四運動史”》，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252頁。
[8] 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載《北京大學學報》，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