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須指出，各國人民對於自己祖國的此種深厚的感情，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裏，是不自覺的。愛國或愛國主義，成為一種自覺的思想主張與社會倫理，是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相適應的。
在歐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早期，但民族意識卻是很久以後才出現的。“整個中世紀時代，一個人首先是個基督徒，其次是他家鄉地區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話），才是一個法國人或德國人。教會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長的時間裏，從理論上講，教會就是國家。”[2]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使人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實現了對神的解放，從而也使人們的忠誠由神聖的天國，轉移到了世俗的人間，即以國王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時，開始認識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體，民族情感愈益增長。但是，隻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標誌著歐洲開始進入了近代民族建國的新時代。所以G.P.古奇說：“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3]與此相應，公民取代臣民，國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們的忠誠最終由封建王朝轉向民族的國家，即浸成了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與歐洲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徑由反抗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漸次生成不同；作為後發性的現代國家，中國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於甲午戰爭之後勃然興起，卻是因三大曆史機緣風雲際會的結果：戰後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維新運動即反抗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興起、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傳播。體現三者的有機結合，最初揭櫫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旗幟的先進人物，正是梁啟超。
“梁氏是一位感覺最靈敏的人。”[4]梁啟超在戊戌時期雖然僅是康有為的助手，但他對於西學的感悟能力，實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維新派倡言變法圖強，固然是將變革封建政治與民族救亡相統一；而“保國、保教、保種”的口號，則表明民族主義乃是他們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發出的最強音。維新派高揚民族主義，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無疑是“合群”說。1895年康有為在《上海強學會後序》中說：“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像馬牛駝不能群，故人得製焉”。“故一人獨學，不如群人共學；群人共學，不如合什百億兆人共學。學則強，群則強，累萬億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5]梁啟超也曾指出：“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6]在這裏，“合群”的理念已內含近代愛國的意蘊。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內，維新派民族主義的思想源頭和理論依據，蓋出於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天演論》“於自強保種之，反複三致意焉”，且明確強調“善保群者，常利於存；不善保群者，常鄰於滅，此真無可如何之勢也”。[7]梁啟超在給嚴複的信中說，康有為於《天演論》極為推崇：“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如穗卿，言傾佩至不可言喻。惟於擇種留良之論，不全以尊說為然，其術亦微異也。”[8]需要指出的是，康有為的“合群”說並未全然照搬《天演論》，於其主張“擇種留良”，尤其不以為然，著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強群體固結本來的意義。這是康有為的特出之處。但是，康有為於“合群”說，畢竟並未作係統的闡釋；相反，追隨乃師的梁啟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變法通議》之後，卻“又思發明群義”，在整合嚴複譯《天演論》、康有為主張與譚嗣同“仁學”思想的基礎上，計劃“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9]雖然最終僅完成了《說群·序》，卻有力地將“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現代愛國主義的意蘊，進一步豐富和突顯了。
梁啟超借助西學關於“吸力”、“拒力”；“愛力”、“離心力”；“六十四原質相和相配”，以及“造物”、“化物”；“合群”、“離群”等等新的概念，演繹“群理”。他說：“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夫群者萬物之公性也”。國乃合群的結果。“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何謂獨術？即人人皆知有已，不知有國。其結果是一盤散沙，有四萬萬之民，即有四萬萬之國，實則為“無國”。天下有列國，故有已群與他群的分別與競爭。善治國者，必須懂得君民同為一群中人，善於“使其群合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群術”。要言之，所謂“合群”，就是要使國人萬眾“一心”；所謂“亡國”，就是“土崩”與“瓦解”，即“離群之謂也”。[10]梁啟超所謂的“說群”，就是要揭示國人當超越個體，以群體即國家的共同利益為重，加強全體國人的凝聚力的根本道理。很顯然，在梁啟超的文中，“愛國”一詞雖未出現，但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思想主張，已是呼之欲出了。
梁啟超最終形成並明確地提出愛國主義的思想主張，當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本年2月發表的長文《愛國論》。據筆者所知，這裏的“愛國”一詞，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現的。該文則既是近代論愛國的第一篇文章，同時也是梁啟超本人專論愛國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開宗明義，即以十分尖銳的形式和充滿感情色彩的語調，揭出了“愛國”的主題，它寫道：“泰西人之論中國者，輒曰：彼其人無愛國之性質”，人心渙散，一盤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時客曰：嗚呼！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對於現代意義的愛國的理解而言，梁啟超的《愛國論》諸文提出的以下觀點，尤其值得重視：
其一，愛國是現代的理念。梁啟超在《愛國論》中認為，中國人並非缺乏愛國心，而是因為中國自古一統，稱禹域，謂之天下，故無現代國家的概念。“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11]所以，隻能說國人愛國性質隱而未明，不能說缺少愛國的性質。如果說，這已經是在強調愛國是現代的理念；那麽，1902年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中，梁啟超明確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國”的曆史趨勢與歐洲各國愛國思潮的關係，無疑是將此一理念進一步深化了。他說：歐洲中古前也常視其國為天下，“所謂世界的國家……故愛國心不盛，而真正強固之國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國人愛國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歐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數百年來，歐洲民族主義發生，各國因勢利導，“建造民族的國家”，愛國思潮也緣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12]同年，在《新民說》中，他對“民族建國”更作了進一步說明：“……民族建國問題。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國若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幹涉其毫末之內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得之自由也。”而“組織民族的國家”，還需創代議製度，使人民得以參預政權，“集人民之意以為公意，合人民之權以為國權”；複定團體與個人、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的權限，各不相侵，“民族全體得應於時變，以滋長發達”。所以，梁啟超強調，中國當務之急，就是“民族建國問題而已”，[13]即“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的國家而已”。[14]顯而易見，梁啟超所謂的“民族建國”，就是建立一個民族民主的現代國家。
其二，民族危亡激發了國人的愛國情感。梁啟超說，甲午以前，士大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但戰後中國割地賠款，創深痛钜，“於是慷慨愛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於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備受外人歧視、欺淩的海外華人與香港人，其愛國情感要較內地更為強烈。若華人都能了解當下的中國與列強如何不平等，“則愛國之熱血，當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禦也”。[15]1903年，梁啟超赴美，適逢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一隨員為美警察辱毆自戕事，大為憤慨，曾作挽詩，其中說：“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16]他感觸益深，因之十分正確地引出了這樣的結論：“外國侵淩，壓迫已甚，喚起人民的愛國心。”[17]
其三，愛國是現代社會的倫理。梁啟超強調，“國家為近世史新產”，“夫國家者，一國人之公產也”，它與被專製君主視為一人私產的傳統國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語。故“我國自昔未嚐以愛國大義為倫理一要素”，[18]而愛國大義卻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大倫理要素。這即是說，“愛國乃天下之盛德大業”，[19]國人當明白個人小我對於國家大我的責任。他說：“吾非敢謂身家之不當愛也。然國者，身家之托屬，苟非得國家之藩盾，以為之防其害，謀其治安，則徒挈此無所托屬之身家，累累若喪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然非先犧牲其身家之私計，竭力以張其國勢，則必不能為身家之藩盾，為我防害患而謀治安。故夫愛國雲者，質言之，自愛而已。人而不知自愛，固禽獸之不若矣。”[20]
由上不難看出，從《說群》到《愛國論》，梁啟超於戊戌前後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不僅如上所述，體現了民族危亡、資產階級反封建要求與社會進化論三大要素整合的時代特點；而且明顯地已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簡單的進化論層麵，躍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國家為基點的社會政治論的基礎之上，從而具備了更加完整的現代意義。
[1] 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對列寧關於“愛國主義”的一處論述的譯文的訂正》，載《光明日報》，1985-10-13。
[2] ［美］羅蘭德·N.斯特羅姆伯格：《西洋思想史》，李小群、宋紹遠譯，452頁，見丘為君主編：《西洋史學叢書》（九），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3] 轉引自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11頁，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稿本，1993-05。
[4] 鄭振鐸：《梁任公先生》，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89頁。
[5] 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17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6] 梁啟超：《說群序》，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7] 王栻主編：《嚴複集》，第5冊，1321、139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8]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42～43頁。
[9] 梁啟超：《說群序》，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3頁。
[10] 同上書，4～5頁、7頁。
[1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66頁。
[12]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0），35頁。
[13]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41、11、44頁。
[14]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0），35頁。
[15] 梁啟超：《愛國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67～68頁。
[16]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2），104頁。
[17]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見《飲冰室合集·專集》（89），5頁。
[18] 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6），19～20頁。
[19]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大傑傳》，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1），1頁。
[20] 梁啟超：《論中國國民之品格》，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