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啟超看來，愛國固然因人而異，可以有許多具體的內涵和多樣化的途徑；但是，在國勢陵夷，危若累卵的當今中國，愛國首先必須考慮如何救國。“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真正的愛國者，應當認真思考救國良策並將之付諸實踐：“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1]
“愛國心之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2]但所以然者，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傳統的天下觀使國人隻知天下，不知有國；更重要還在於專製君權對於國人的壓製，造成了人心的冷漠與散亂。梁啟超認為，未有子弟不愛家，不視家事為己事，但惟奴隸未見真愛其家，因為他認為那是主人的事。國事亦然。所以，欲觀其國民有無愛國心，必當問其民是否自居子弟或奴隸的地位。專製君主視民為奴隸，民於國家既不敢愛，也不能愛，惟有漠然視之而已。這就是何以民主的西方各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而中國則恰恰相反，“有國者隻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所以，問題的邏輯結論是不言自明的，欲喚起國人的愛國心以救國家，端在反對專製君權而興民權：“故言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梁啟超寫道：有人或者要問，奈何朝廷壓製民權？答之曰：“不然，政府壓製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西人視自由權利為生命，不惜流血奮鬥。“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權，而能成就民權之政者”。中國人不知民權為何物，實為奴性的表現，如此與西人競，自然無不敗。但以民權號召天下，光緒皇上將何如？梁啟超回答仍然是明快的：民權與民主有異，英國民權發達，皇位仍存。但欲存皇位，也仍需以興民權為前提：“則保國尊皇之政策，豈有急於興民權者哉！”[3]如前所述，梁啟超曾強調外國的侵略，激起了國人的愛國心；在這裏，他複強調專製君權之“壓抑之**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4]其愛國主義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鮮明特質，是十分鮮明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梁啟超“按脈論而投良藥”，其救國的方案，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而異的。換言之，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具體內涵，與時俱變。在戊戌時期，他強調“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製”。[5]戊戌政變後，他亡命日本，一時思想日趨激進。1899年，他撰《愛國論》，如上述倡言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已反映了這一點。1902年複撰《新民說》。廣智書局後發行《中國魂》單行本，即為《新民說》的一部分。而梁啟超以為“中國魂”就是國人的“愛國心”。[6]所以，《新民說》雖有豐富的內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它是在強調要培養與造就具有現代愛國精神的國民。在《新民說》中，梁啟超思想之激烈程度更達到了頂點。他強調，國家不同於朝廷，前者如公司或村市，後者則為公司事務所或村市會館，二者性質、輕重不同，應以哪個為本，“不待辨而知”。故有國家思想者，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愛國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梁啟超顯然是認為現在由西太後控製的朝廷是非法的，無可愛的，所以他斷然說：“然則救危亡求進步，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如若必要，行“有血之破壞”，[7]也在所不惜。不僅如此，梁啟超在文中還充分肯定立憲、革命兩派都是出於愛國的熱忱，對於立憲、革命兩主義，表現出了包容的態度，甚至主張二者應“互相協助”。他說：“今日之中國，宜合全國上下以對列強者也，藉曰未能，亦宜合全國民以對付政府。立憲革命兩者，其所遵之手段雖異，要其反對於現政府則一而已。”[8]足見其傾向革命，難怪乃師康有為大為震怒了。
但是，1903年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又突然發生了大轉折，先前所謂的“破壞主義”“排滿革命”，全行放棄，退回漸進立場，而與革命派對立。對此學界已有太多的論述。從總體上看，人們多將之歸於以下三方麵的原因：革命形勢高漲引起的憂慮；師友的勸說；美洲遊曆的影響。[9]但是，迄今尚未見有人從梁啟超愛國思想自身邏輯的角度立論。在梁啟超愛國主義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觀點值得重視，即認為愛國是絕對，謀國的政策是相對，隻要是真正的愛國者，見智見仁，不妨殊途同歸。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即提出：“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國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於而後唱喁，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罔不相合。”[10]1905年，他又在《德育鑒》中說：“此言為道與為學，兩不相妨也……如誠有愛國之心，自能思量某種某種科學，是國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種某種事項，是國家必當行的，自不得不去調查之。”“則其所以救國者，無論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也。”[11]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樣的觀點：“政策無絕對的是非利害，隻要是以國家為前提，則見仁見智，終可以有兩相反的議論，而彼此都不失為愛國者。”[12]由是以進，我們對於梁啟超，便可有進一步“同情的理解”。1903年梁啟超遊美，曾與各埠華人有廣泛的接觸，由是生兩大觀感：一是華人富有愛國心。他說：“（哈佛）全市華人不過百餘，而愛國熱心不讓他埠。”尤其是容閎先生已76高齡，“舍憂國外無他思想，無他事業也。餘造謁兩時許，先生所以教督之勸勉之者良厚，策國家之將來，示黨論之方針，條理秩然，使人欽佩”。二是華人素質之差。舊金山華人社區社會秩序混亂，中華會館等團體內部宗派林立，一盤散沙，百事廢弛。“若是者名之為暴民專製政體”。久受專製約束的國人來到號稱最自由的美國，雖不乏愛國愛鄉之心與勤勉，卻非但沒有變成現代的國民，反而劣根性愈加膨脹，實出梁啟超的意料之外。立憲共和“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他深感中國問題不容理想化，即行立憲共和政體，“是無異於自殺其國”。“中國國民隻可以受專製，不可以享自由”。中國需要管、商、克倫威爾一類人物再生，“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煉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13]由是，他轉而主張“開明專製”論。梁啟超政治思想的上述變化，不僅招致革命黨的抨擊，而且在立憲黨中也遭到非議，以為出爾反爾，無非好名。事實上，在受“左”的思潮影響的年代，學界也多斥之為反動。然而，如果我們從梁啟超愛國主義思想自身的邏輯看問題，就不會簡單抹殺其自身的合理性。在梁啟超看來，愛國固然是無條件和絕對的，但具體的政策與主張，因時因人而異，卻不應當是凝固的。這個原則對於持論不同的愛國者來說，就是當尊重意誌自由，和追求殊途同歸的互補性；對於真誠愛國的個人來說，“按脈論而投良藥”，也應當承認人的認識有一個過程，自覺今是而昨非，因而適時修正其藥方，也是允許的。梁啟超強調在專製君權下，國家成了一人私產，壓抑了國人的愛國心，造成了民族渙散無力，是對的；但他相信民權既得，國人即可由傳統的部民變成現代的國民，從而得以舉全國人之力辦一國之事，不出數十年，中國也將如西人然，“舉全地球而掩襲之，民權之效，一至於此”，[14]則顯然又失之理想化了。美國華人社區尖銳的現實，令他幡然思變計，也當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年譜長篇》說：“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見聞益廣，曆練愈深的結果”，[15]是比較客觀的。此外，1903年又是梁啟超放棄盧梭民權論，轉而接受伯倫知理國家學說的重要年頭。後者主張國家有機論，強調統一與秩序對一個國家強盛的極端重要性。是年，梁啟超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其中說：“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於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以視歐洲各國大不同，“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6]這與梁啟超“為道與為學，兩不相妨”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以，所謂“革命形勢高漲引起的憂慮”與“師友的勸說”，都是第二位的原因；新的經驗與新的學理皈依，二者互相發明，愈益堅定了梁啟超愛國主義思想自身邏輯的推演，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誠然，其後的曆史發展業已證明，革命是它的最終取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政治思想的轉變是一種後退。但是，近年來學界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超越了革命、改良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模式，並形成了新的共識：革命派、立憲派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派別，其各自堅持激進與漸進的政治主張，應當看成是二者謀求解決麵臨的共同問題，所設計的具體救國方案之不同。革命派與立憲派雖不應等量其觀，但從根本上說，卻又是互補的（如上所述，實際上梁啟超在《新民說》中也已經提到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政治思想的轉變，又非簡單的倒退，必須實事求是地看成為他是依自己愛國的理路，做了自己認為應該做，並且做出了同樣有助於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業。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何以民元梁啟超初歸國演講，會那樣理直氣壯，以為晚清革命與立憲兩派，各有得失了。
近代愛國者眾，但能致思救國道路且產生實際影響者，畢竟不多。梁啟超無疑是其中的翹楚。毛澤東說，近代的誌士仁人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曾走過了千辛萬苦的道路。這不僅是指眾人前仆後繼之謂也，而且也是指一個愛國者雖不免於失誤與曲折，卻能執著探索救國道路，始終保持愛國的真誠。耐人尋味的是，當年梁啟超在回應時人非議的《答和事人》一文中，曾寫道：“吾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而師友多謂為好名；今者反對破壞主義，而論者或以謂為好名。顧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懷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隱蔽（非直不欲實不能也）。此則其一貫者也。”[17]所謂“吾心之所安”，實指愛國之誌；所謂“其一貫者”，真誠之謂也。聯係到民國後，梁啟超堅持“不問國體，隻問政體”的初衷，不惜冒生命危險和與乃師的對立，兩度成為再造共和的功臣，我們不能不相信梁啟超雖“善變”，但自有“其一貫者”，即愛國之真誠。鄭振鐸先生深得梁啟超之心，他在梁去世後寫下的下麵一段話，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梁啟超：
……然而我們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頑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生平“最愛平和憚破壞”（《盾鼻集，在軍中敬告國人》），所以他在辛亥時代則怕因變更國體之故而引起劇戰，在民國元二年之交，則又“懼邦本之屢搖，憂鬱民力之徒耗”而不惜與袁世凱合作。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不忍國體屢更，授野心家以機會，所以他兩次為共和而戰，護國體，即所以護國家。[18]
[1]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5），12～13頁。
[2] 同上書，14頁。
[3] 梁啟超：《愛國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70、73、75、77頁。
[4] 梁啟超：《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0），3頁。
[5] 梁啟超：《變法通議》，見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13頁。
[6] 參見梁啟超：《自由書·中國魂安在乎》，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8～39頁。
[7]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16、17頁、64～65頁。
[8]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161頁。
[9] 參見李喜所、元清：《梁啟超傳》，第9章，人民出版社，1993。
[10]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見《飲冰室合集·專集》（11），1頁。
[11] 梁啟超：《德育鑒》，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6），42頁。
[12] 梁啟超：《如何才能完成“國慶”的意義》，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1），60頁。
[13]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2），45頁、123～124頁。
[14] 梁啟超：《愛國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75頁。
[1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334頁。
[1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13），69頁。
[17]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334頁。
[18] 鄭振鐸：《梁任公先生》，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88、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