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一詞，肇端於18世紀文化民族主義思潮日漸高漲的德意誌。它指一個民族因曆史文化諸因素形成的共同精神或秉賦。被認為是“‘文化民族主義’直接的啟迪者”的德意誌學者赫而德，也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意理的始作俑者。美國學者艾愷說：“在赫得（即赫而德——引者）的思想上我們首次遇到了幾乎所有文化民族主義意理——無論東方或西方——所共有的中心概念：‘國民精神’（spirit of the people），德文為‘Volksgeist’”。赫得以為，“不同種族首先由於地理氣候的特點開始分化，其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語言、文學、風習等等；乃至於保有了個別的‘民族魂’。”[1]英國哲學家羅素也指出：在18、19世紀的歐洲，隨著民族國家的成長，各國維護民族精神的觀念愈加自覺。特別是地處文化周邊的國家，更強調吸納外來文化必須接受本土精神的整合，建立國魂維護民族的獨立與尊嚴。這種觀念被概括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國魂”的原則，尤其在日耳曼民族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總原則。[2]從赫而德到費希特，德意誌知識分子對“民族精神”的深刻闡發，不僅為實現德意誌國家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且也為其後東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民族精神”一詞傳入中國，固然最早始於1904年留日學生刊物《江蘇》雜誌上發表的《民族精神論》一文，但是，迄20世紀初，很少為人使用，時人更多的是使用“中國魂”、“國魂”、“國性”等詞，以指稱民族精神。因之，從嚴格意義上說，1899年梁啟超發表的《中國魂安在乎》一文，當屬國人最早揭出弘揚與培育民族精神，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文字。他在是文中寫道：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杳不可得。籲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為此懼，……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3]
很顯然，在這裏，所謂“中國魂”、“國魂”，就是指中國的民族精神。盡管他說“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尚不免失之於狹；但他一針見血，強調“中國魂”的核心是“愛國心與自愛心”，卻是十分深刻的。
其後，在不同的語境下，梁啟超先後還使用了“中國武士道”、“國民之元氣”、“精神之精神”、“根本之精神”、“國民之精神”、“民族的活精神”、“民族精神”、“獨立之精神”、“國性”、“國民之特性”等概念來指稱中國的民族精神，其表述也愈益完整。例如，1902年他在《新民說》中寫道：“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於群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4]1912年，梁啟超在《庸言》上發表《國性篇》，這是他一生論述民族精神問題最為係統的一篇文字。梁啟超在文中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之所以與立者何？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性”。國性之形成，緣於種族、地域、曆史諸因素。“人類共棲於一地域中，緣血統之（耳而）合，群交之漸靡，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語思想之感通，積之不知其幾千百歲也，不知不識，而養成各種無形之信條，深入乎人心……熔冶全國民使自為一體而示異於其他也”，[5]故一國之語言、宗教與習俗，最能反映一國之“國性”。1915年，他在《大中華發刊辭》中再次談到了“國性”：“國之成立，恃有國性。國性消失，則為自亡。剝奪人國之國性，則為亡人之國。國之亡也，舍此二者，無他途矣。國性之為物，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見。其具象之約略可指者，則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為禮文法律，有以溝通全國人之德慧術智，使之相喻而相發，有以綱維全國人之情感愛欲，使之相親而相扶。”[6]無論是強調“獨立之精神”，還是強調“國性”，民族精神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精神的基本理路，梁啟超是準確地把握住了。
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梁啟超的概括，主要有四：
其一，道中庸，重和諧。梁啟超稱之為“我國民之中庸妥協性”。他指出：中國人無論是對於個人，對於社會，還是對於自然界，“最能為巧妙的順應，務使本身與環境相妥協，而其妥協，且比較的常為‘合理的’。此中國人一種特別天才也”。緣是之故，與歐人好走極端、講絕對，因之種族、宗教紛爭不已不同，中國強調“禮讓為國”，即講包容，道中庸，重和諧。“坐是其包容涵孕之力極大，若汪汪千頃之波，無所不受”。“故含納種種民族、種種宗教，而皆相忘於江湖，未或齟齬破裂”。“其所最貴者厥惟秩序，務使其所包含之種種異質，與隨時變化之環境相應，常處於有倫有脊之狀態。”[7]梁啟超強調國人善於與環境（包括人際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相處，以追求“合理的”即中庸、包容、和諧的境界，他實際上是從哲學的層麵上肯定了中國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核心乃在於“中和”。
其二，重統一與團結。梁啟超強調，中國很早就開始了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進程。“春秋戰國之交，是我們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時代”，“在這種時代之下，自然應該是民族的活精神盡情發露”。[8]但此種統一，絕非“攘斥剿絕之謂，乃吸聚諸族，蛻變其原質，作為我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內容”，即表現為一種以漢民族為主體，多民族相互融合的曆史過程。這隻要看看當今的中國，“任舉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東胡乃至其他諸異族之遺血者”，就說明了這一點。民族融合的現象在世界上固然不乏其例，但像中國這樣“吸聚者如此其繁複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渾融而無間”，[9]實為舉世所僅見。也惟其如此，重統一與團結形成了中華民族族精神中的一大優長。梁啟超以為這集中體現為三方麵：一是“國民思想之統一”。所謂“思想統一”，是指學術進步所導致的國人共同精神與價值取向的形成：“統一者謂合全國民之精神，非攘斥異端之謂也”。[10]漢以後，此種思想統一固然以孔子為中心，但又不盡然，它實融合了此前的諸子百家之思想，故漸成為包括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內的“一種有體係之國民思想”；[11]二是追求國家統一。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統一的時間長，紛爭割據的時間短，“雖有紛爭割據，恒不及百數十年，輒複合一”。世界上許多國家常存在內部種族與宗教的紛爭，中國“人種地勢宗教，皆可謂之為一統，未嚐有分裂於內者”，[12]也都說明了國人具有追求國家統一的情結；三是珍惜各民族間的團結。梁啟超說，中國數萬萬同胞，能數千年結團一致，立於世上，實為世界奇觀。歐洲英、法、德民族，原本同源，較我國古代各民族血緣關係尤切，但至今尚分裂為三國，歐洲諸國內部更是民族矛盾日甚。反觀中國，“我則以多數異民族錯居，從不發生此問題”，各民族實“久已合作一家”。[13]他說：“我堅強之國民性，經二千年之磨煉，早已成為不可分之一體。”[14]“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這便是我們幾千年來能夠自立的根本精神”。[15]梁啟超主張“大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近代史第一個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概念的人，他所強調的四萬萬同胞的一家親，無疑就是強調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堅強團結。
其三，重德。梁啟超指出，各國皆重道德，但以中國為甚。數千年來國人心中有三種觀念，根深蒂固，浸成“中國道德之原”，“吾國所以能綿曆數千年使國性深入而鞏建者，皆恃此也”：一是“報恩”。“中國一切道德，無不以報恩為動機，所謂倫常，所謂名教，皆本於是”。人生在世，無論如何聰明才智，都不可能無所待於外而能自立，故其一生直接間接受恩於人者，實無量無極。中國人看重這一點，於父母、家庭、社會、國家多心存報恩之思，尤其“報國之義重焉”。西方社會那種絕對的個人主義，“吾國人所從不解也”。報恩之義，聯係過去與現在，個人、家庭、社會與國家，產生極大的民族凝聚力。二是“明分”。梁啟超以為，不能將“明分”簡單視為懸階級與不平等。社會分工無限，需個人分任，分工協作。“故人人各審其分之所在，而各自盡其分內之職，斯社會之發榮滋長無有已時”，反之，“必至盡荒其天職，而以互相侵軼，則社會之紐絕矣”。安分心太強，固易生守舊，但“向上心”與“僥幸心”有別。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明分”精神，強調立足現有的地位，求漸進於理想的地位，這是中國之組織“所以能強固致密搏之不散者，正賴此矣”。三是“慮後”。中國文化重現實，同時又最重將來。“夫各國之教祖，固未有不以將來為教者矣，然其所謂將來者，對於現世而言來世也。其為道與現社會不相屬。我國教義所謂將來，則社會聯鎖之將來也”。所謂“社會聯鎖之將來”，就是強調社會曆史文化之傳承。所以，西方的“絕對個人主義”與“現在快樂主義”，中國人難以理解，他們更強調個人對於社會與後代的責任。“二千年來，此義為全國人民心目中所具。縱一日之樂，以貽後顧之憂，稍自好者不為也。不寧惟是，天道因果之義，深入人心，謂善不善不報於其身將報於其子孫，一般人民有所勸，有所懾，乃日遷善去惡而不自知也。此亦社會所以維係於不敝之一大原因也”。[16]梁啟超強調，“報恩”、“明分”、“慮後”三種觀念作為“中國道德之大原”，將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有機銜接起來，將個人、家庭、社會與國家有機銜接起來，它不僅有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同時也彰顯了中國重德的民族精神。
其四，重愛國。如前所述，梁啟超早在《中國魂安在乎》一文中即強調指出，“中國魂”的核心應是“愛國心與自愛心”。他雖在多處講過國人愛國心薄弱，但是，那是重在抨擊專製政治壓製了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而非否定國人具有可貴的愛國傳統。他強調“中國道德之大原”之一，是重“報恩”，尤其是“報國之義重焉”，就說明了這一點。同時，他極力表彰鄭成功、鄭和等曆史上的愛國者並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以期進一步高揚國人的愛國精神。他說：“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類，觀其類而其民族精神可見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17]同樣也說明了這一點。晚年的梁啟超更是明確肯定，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講愛國主義的國民。他說：“（當今的中國人雖極困苦）然而我民之眷懷祖國，每遇國恥，義憤飆舉，猶且如是，乃至老婦幼女，販夫乞丐，一聞國難，義形於色，輸財效命，惟恐後時。以若彼之政象，猶能得若此之人心，蓋普世界之最愛國者，莫中國人若矣。嗚呼！此真國家之元氣而一線之國命藉援係也。”[18]斯時的中國，政治如此黑暗，民生如此困苦，但國人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卻能一如既往，輸財效命，共赴國難，這充分映證了“中國魂”的核心正是國人的“愛國心”。緣此，也不難理解梁啟超何以感慨係之，盛讚中國人是最富有愛國精神的國民，並歎喟“此真國家之元氣而一線之國命所藉以援係也”了。
其五，重人文，向往人類大同。這在梁啟超叫做“世界主義”，或是超越國家界限的“文化理想”。他說，中國的倫理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以個人為起點，以天下世界為終極，國家與家族等，都僅被認為是“進化途中的一過程”，故最樂道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古代中國所以“汲汲焉務醇化異族者”，非為權利，乃認為是義務。“蓋吾先民常覺我族文化之至優美（此感覺是否正當當屬於別問題）而以使人類普被此文化為己任。凡他族與我遇者，不導之入於此途，則自覺其悲憫之懷不能遂也。彼但能自進而與我伍，我遂欣然相攜而無或歧視。故其義曰：‘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所謂國者絕無界線，惟以文化所被為推移，擁有廣漠之國土不以自私，當欲與世界人共之，故以‘懷柔遠人’為一種信條”。[19]這既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也是中國自古內部各民族能融合相安的重要原因所在。梁啟超的上述見解容有好自高標之嫌，但他強調在中國文化與民族精神中包含著重人文與人類大同的特質，卻是合乎實際的。
應當承認，即便從今天來看，梁啟超對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上述概括，雖然未必周全，卻是把握了最重要的精華；一些提法也未必精當，卻不失其深刻。同時，更重要還在於，正是對民族精神內涵的上述把握，構成了梁啟超這位著名的愛國者，在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複興漫漫的長途上，矢誌不渝的堅強精神支柱。因為，在他看來，道理很樸素：世界曆史上古國林立，迄今卻唯有我中國獨存，說明中華民族確有自己深沉不竭的精神活力在。此種精神活力既奠定了中國曆史數千年發展的基礎，也一定會為中國未來的複興創造新的生機。因之，任何喪失民族自信心，相信中國必遭淘汰的言行，都是沒有根據的。所以他執著地說：“今之論支那者，自表麵觀，既已氣息奄奄，危於風燭，然於其裏麵，實有所謂潛力者，未可輕蔑視之也。”[20]“我祖宗所留貽我之國性，成之固難，毀之亦不易……吾就主觀方麵，吾敢斷言吾國之永遠不亡！吾就客觀方麵，吾敢斷言吾國之現在不亡！”[21]
[1]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25頁。作者在同頁加注說：“赫得本人未有‘VOLKGEIST’一詞，但他用了非常類似的詞，如Genius des volkes Geist des volkes等來表達 Volkgeist一詞日後所表示的意思。”
[2]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21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8～3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4]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6頁。
[5] 梁啟超：《國性篇》，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9），83～84頁。
[6] 梁啟超：《大中華發刊辭》，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3），83頁。
[7] 梁啟超：《曆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6），30～31頁。
[8] 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8），57頁。
[9] 梁啟超：《曆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6），27頁。
[10]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7），4頁。
[11] 梁啟超：《曆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6），32頁。
[12] 梁啟超：《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67頁。
[13] 梁啟超：《曆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6），29頁。
[14] 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6），12頁。
[15] 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7），3頁。
[16] 梁啟超：《中國道德之大原》，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8），14～20頁。
[1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8），1頁。
[18] 梁啟超：《痛定罪言》，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3），7頁。
[19] 梁啟超：《曆史上中華國民事業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6），29頁。
[20] 梁啟超：《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69頁。
[21] 梁啟超：《大中華發刊辭》，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3），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