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持續高漲是一引人注目的曆史現象。“民族”、“民族主義”、“愛國”、“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等概念，顯然構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話語係統。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概念分別都是由梁啟超先後第一個提出來的。[1]這說明了梁啟超對於民族主義問題的充分自覺和思考的係統性。考察在梁啟超民族主義的理路中，“民族主義”、“愛國”、“民族精神”三個重要概念的內在邏輯關係，對於進一步理解他的中華民族精神論，是十分必要的。
梁啟超說：“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民族主義不僅以建立現代的國家為中心，說到底，是一種固結同族，“以謀公益而禦他族”的思想主張和價值取向。梁啟超強調，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必經的曆史過程，但它又非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植根於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他說，國有與立，“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即民族精神，“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2]民族主義與民族精神一脈相承，但民族主義的高漲定然反轉來促進民族精神的高揚。因為民族主義不僅是催生民族國家的原動力，而且，“此主義既行，於是各民族鹹汲汲然務養其特性，發揮而光大之。自風俗、習慣、法律、文學、美術，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與他族相競爭”。[3]他還借重伯倫知理的話說：“民族之立國，……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於國家。”[4]梁啟超晚年回想往事，仍這樣說：近世中國衰敗，“恰好碰著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昌的進代了，他們的學說給我們極大的激刺，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積的民族精神，盡情發露，……”這即是說，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必然要重視弘揚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依此，梁啟超時常將這兩個概念混同使用。例如，1902年，他致書乃師康有為主張排滿，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之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5]不難看出，這裏是將“民族精神”與“民族主義”兩概念，等量齊觀。又如，1921年，梁啟超撰《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促進了現代中國人的自覺。其中“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他說，這“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6]但第二年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卻又稱這“是民族建國的精神”，[7]也說明了這一點。同時，如前所述，梁啟超強調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但他又說民族主義是為了“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8]而“外國侵淩，壓迫已甚，喚起人民的愛國心”，[9]足見在他的心目中，愛國同樣也是民族主義的核心。
至此，我們不難體會到梁啟超運思的理路：民族精神是國有與立的靈魂或根本，民族主義則既是麵對外侮進逼民族成長必經的階段，同時也是民族精神發展的內在要求。二者相互依存，互為表裏，其銜接的機樞或點化的精靈，則在於國民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即愛國主義。故他複強調：“天下之盛德大業，敦有過於愛國者乎”？[10]“吾輩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愛國”。[11]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精神論，又如何構成了以下他的兩大重要思想主張的根本基礎。
其一，民族精神論與“新民說”。
人所共知，“新民說”是梁啟超提出的一生中最為著名、影響也最為深遠的一種思想主張。他將戊戌時期維新派提出的“開民智、新民德、強民力”的思想，進一步提升到“新民說”，這絕非僅是簡單的概念更換，而是體現了他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對現代的民族、國家、國民內在聯係的整體性思考，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係和具有宏富的內涵。對此學界已有很多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精神論與其“新民說”間的內在聯係，迄今尚未被人注意到。實則，前者構成了後者的邏輯起點和根本的思想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梁啟超即將《新民說》的部分內容與此前發表的《少年中國說》、《中國積弱溯源論》、《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等內容相關的共12篇文章，編輯成上下兩卷，交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並取名為《中國魂》。此後連續再版，到1906年即已發行至16版，到1913年更發行至於19版。此書不僅影響甚廣，而且說明在梁啟超的心目中，“新民說”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鍛鑄“中國魂”，即“中國民族精神”說。《新民說》的基本觀點認為：國家既由國民構成，“國民之文明程度”自然決定著國家的強弱。“在民族主義立國的今日”，中國必須借自己的民族主義去抵禦西方的民族帝國主義，但民族主義並非是個人的行為，“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製也”。所謂提高“國民之文明程度”，或叫“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說到底，就是“新民”。所以，梁啟超說：“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未由。”[12]然而，欲“新民”，其道複何由？梁啟超在“釋新民之義”一節中，開宗明義，即如前述提出了民族精神（“獨立之精神”）的概念，強調民族精神是固結民族，形成國家的根本，同時也是“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不僅如此，更重要還在於，梁啟超既肯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獨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於群族者”，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富有辯證思維的重要觀點：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變的，必得與時俱進，才能永不衰竭。他以林木歲歲發新芽、古井息息湧新泉，故得以避免枯朽與涸竭，作生動比喻，來彰顯這個道理：“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煉之成其體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13]梁啟超的此一辯證觀點，同時即邏輯地包含著以下更加可貴的見解：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單蘊涵著精華，同時也存在著自己的弱點與不足，否則，何以需吐故納新、日征月邁才能保持其青春呢？事實上，梁啟超其後曾反複明確地強調了這一點。例如，他說：“凡人之受性，恒各有其所長與其所短。大人者，能自知其所長，而善用之，發揚之，淬勵光晶之。而能自知其所短，而矯變不吝也。……夫國民性則亦猶夫一人之性焉爾。凡一民族之性，終不能有長而無短。而長短之數有絕對的恒久不變者，有相對的與時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積之甚久而難治者，有為一時之現象而易治者。今欲語中國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國民自知其所長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長矯變其所短而已。”[14]
梁啟超將自己的“新民之義”，概括為二：“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以為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實則，前者即是指當繼承與弘揚民族精神的精粹，後者則是指當承認自己的不足，虛心學習世界各民族的長處，“以補我之所未及”。[15]《新民說》共10餘萬字，其絕大多數篇幅都用以分別論述“公德”、“國家思想”、“自由”、“進取冒險”、“權利思想”等等，實際上就是以西方近代的原則進行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國魂》一書所收其他諸文的取向也是如此。例如，《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從“理想”、“風俗”、“政術”、“近事”四方麵，探討中國積弱的原因，其中“風俗”又概括有六：“愚昧”、“為我”、“好偽”、“弱怯”、“無動”。強調弘揚民族精神與民族自省的統一性，反映了梁啟超理性批判精神之深刻。
在梁啟超的“新民說”中，所謂“民族精神”、“民族主義”、“愛國”、“新民”，彼此是相互依存的有機統一。梁啟超認為，中國民族精神或叫“元氣”，所以不振；國人所以尚屬“部民”而無“國民資格”，愛國精神隱而不彰，根本原因是專製政治長期統治的結果。“現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顧吾又嚐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製政體以使民畏懼為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靳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16]梁啟超強調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有二，即“民族建國問題”與“參政問題”，前者是反對外來壓迫，爭取民族與國家的獨立；後者則是反對專製政府，實現國民自由。他將民族與民主問題統一起來，視之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這同樣是深刻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既強調因專製君權的壓迫，“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17]“愛國當自興民權始”，[18]又強調欲行民族主義須從“新民”始，並謂“然則救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甚至倡言“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顯然，其“新民“說的鋒芒主要是直指專製的清政府。現在我們再看前引1902年他致書乃師言：“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之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梁啟超的民族精神論構成了他的“新民”說的邏輯起點與根本之思想基礎，在這裏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民族精神論與“大、小民族主義”。
1903年，梁啟超訪美，對共和政體的弊端深有感觸，歸來後其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即由原先向往民主共和與傾向排滿革命，轉而複歸君主立憲。同時，他深受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說的影響，同年發表了《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其中，他根據伯倫知理強調國家有機統一與有力秩序的理論，從原先視為民族主義、新民與愛國前提的民權說上後退了：“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9]同時，梁啟超對自己原先所強調的“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和所有國家發展必經階段的民族主義，也作了很大的修正。他說：“由此觀之，伯氏固極崇拜民族主義之人也，而其立論根於曆史，案於實際，不以民族主義為建國獨一無二之法門。”[20]這就是說，建立現代國家，民族主義不是唯一要素，具體的曆史文化傳統與現實的國情，尤其不容忽視。緣此，梁啟超複轉而反對排滿，並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大、小民族主義”說：“伯氏下民族之界說曰：同地、同血統、同麵貌、同語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風俗、同生計，……而以語言、文字、風俗為最要焉。由此言之，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他斷言，“合漢合滿合蒙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共同對外，乃是中國救亡不二之法門。[21]
長期以來，論者多批評梁啟超上述思想的轉變是一種倒退，但同時又肯定其“大、小民族主義”說，並將之歸於伯倫知理學說的影響。這自然是對的。但是，從梁啟超中華民族精神論的邏輯出發，問題似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首先，無論上述梁啟超關於國家、民族主義與民權說的具體主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從一開始便強調的作為民族精神或國魂核心的“愛國心”即愛國主義，卻是不變的。他曾反複強調愛國是絕對的，但每一個人具體的愛國道路與方法的選擇，卻不妨見智見仁，容許不同的意見，殊途而同歸。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說：“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國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於而後唱喁，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罔不相合。”[22]1905年，他又在《德育鑒》中說：“此言為道與為學，兩不相妨也……如誠有愛國之心，自能思量某種某種科學，是國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種某種事項，是國家必當行的，自不得不去調查之”。“則其所以救國者，無論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也。”[23]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樣的觀點：“政策無絕對的是非利害，隻要是以國家為前提，則見仁見智，終可以有兩相反的議論，而彼此都不失為愛國者。”[24]由是以進，我們對於梁啟超，便可有進一步“同情的理解”。
其次，將梁啟超的“大、小民族主義”觀的提出，僅僅歸結為伯倫知理的影響是不夠的，要看到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又是與他的民族精神論息息相通的。梁啟超對民族精神的界說，其具體表述先後容有差異，但他強調民族精神是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質，是實現民族認同、國有與立的根本，卻是一以貫之的。這一點與伯倫知理的說法：“民族之立國，非必舉其同族之部民，悉納入於國中而無所遺也，雖然，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於國家。”[25]互相發明，顯然是有助於梁啟超得出上述的結論：“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此外，梁啟超在強調民族精神的同時，實際上也就已經在逐漸醞釀他後來提出的“大、小民族主義”觀。例如，1900年他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說：“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故未有兩種族之人，同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國能久安者。我漢人之真愛國而有特識者，則斷未有仇視滿人者也。何也，日本之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而何在於滿洲？”“故有特識而真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為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為重”。[26]是時，梁啟超尚未趨向於革命，故不主張排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這裏他以國人對日本，“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為參照，將漢、滿視為同一種族。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又指出：因曆史上各民族婚姻互通，血統相雜，遊牧民族更遷徙無常，要想一一指認今天的中國各民族與曆史上各民族的對應關係，“非愚即誣”，是不可能的。“今且勿論他族，即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問題也”。百姓雖無不奉黃帝為始祖，實則南北各地民人性情習俗也多有差異，也反映了這一點。最後他說：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不易分得清。“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棕紅黑諸種，吾輩劃然黃種也；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龐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27]相對於歐美諸民族而言，我們都是黃種，一個大民族；相對於“中國史內之人民”而言，則有漢、滿、蒙古、苗、圖伯特、匈奴等民族之分，即就中國人內部而言，又有小民族間的彼此差異。但是，無論如何，中國人民實為一家：“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如果說，於此梁啟超的“大、小民族主義”說，尚嫌不夠清楚的話，那麽，他往下的論述，顯然又進了一步。梁啟超將中國曆史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上世史，自黃帝迄秦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競爭自團結的時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至清乾隆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之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漢種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彼此競爭。“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製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至今，“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28]梁啟超所謂上古的“中國民族”，實指漢族；所謂“亞洲各民族”，實指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所謂中世末年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實指中國各民族大融合的曆史趨勢。這樣，梁啟超為我們勾勒出了中國民族大融合的曆史及其三期發展的大趨勢：漢族——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漸成合一全體一致的運動——與西方民族的競爭。其用詞、表述雖非確當，但綜合以觀，梁啟超的“大、小民族主義”的提法，不是呼之欲出了嗎！所以，毫不足奇，翌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徑直首先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並謂學術發展是實現國人思想統一的根本：“統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攘斥異端之謂也”；又說：“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29]如此鮮明地將中國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統一起來了。而僅過一年，梁啟超便緣伯倫知理國家學說的啟發，進一步將自己醞釀已久的思想最終提練為“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這樣富有理論色彩的觀點，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不僅如此，與此同時，梁啟超還寫下了《愛國歌四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況乃堂矞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芸芸哉！我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浸昌浸昌偏大陸。縱橫萬裏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眾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餘歲曆史古，光焰相續何繩繩。聖作賢述代繼起，浸濯沉黑揚光晶。君不見朅來歐北天驕驟進化，寧容久扃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孔西域，歐亞摶陸地天通。每談黃禍我且怵。百年噩夢駭西戎。君不見博望定遠芳蹤已千古，時哉後起吾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30]
梁啟超借助詩的語言，昭告天下：“我中華”，“是一家”；“我種族”，黃帝子孫，“縱橫萬裏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我文明”，“五千餘歲曆史古，光焰相續何繩繩”，熱烈而又鮮明地將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與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振興中華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他大聲疾呼：“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不僅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矢誌不渝的愛國主義情操，而且也再次有力地彰顯了他的“大、小民族主義”觀與其中華民族精神論，一脈相承。
晚年的梁啟超不再用“大、小民族主義”的概念，但其思想卻愈形深刻了。1921年他將辛亥革命的曆史意義概括為“現代中國人”的“自覺”，其中最重要的即是“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權來管中國的事”。他強調此種自覺，也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覺”。其時“中華民族”的概念已成常識，梁啟超所謂“現代中國人”或“我們這一族人”，無疑都是“中華民族”的代名詞。所以，他說：“所謂自覺心，最要緊的是覺得自己是‘整個的國民’，永遠不可分裂不可磨滅”。“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不可分裂的整體，這辛亥革命曆史意義所昭示的“現代中國人”的“自覺”，也就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自覺”，[31]梁啟超中華民族精神論得到了進一步升華，顯而易見。
[1] 在近代史上，梁啟超於《東籍月旦》（1899年）、《愛國論》（1899年）、《中國魂安在乎》（1899年）、《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1901年）、《論中國學術思潮變遷之大勢》（1902年）四文中，分別最早使用了“民族”、“愛國”、“中國魂”、“民族主義”、“中華民族”的概念。
[2]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4、6頁。
[3]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1頁。
[4]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3），72頁。
[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286頁。
[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7），2頁。
[7]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39），46頁。
[8]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6），6頁。
[9]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見《飲冰室合集·專集》（89），5頁。
[10]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見《飲冰室合集·專集》（11），1頁。
[11] 梁啟超：《德育鑒》，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6），4頁。
[12]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4～5頁。
[13] 同上書，6頁。
[14] 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6），11～12頁。
[15] 梁啟超：《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6頁。
[16]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5），33頁。
[17] 梁啟超：《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0），3頁。
[18] 梁啟超：《愛國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73頁。
[19]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3），69頁。
[20] 同上書，74頁。
[21] 同上書，75～76頁。
[22]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見《飲冰室合集·專集》（11），1頁。
[23] 梁啟超：《德育鑒》，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6），42頁。
[24] 梁啟超：《如何才能完成“國慶”的意義》，見《飲冰室合集·專集》（41），60頁。
[25]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見《飲冰室合集·文集》（13），72～73頁。
[26]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5），36頁。
[27]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6），6～7頁。
[28]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6），12頁。
[29]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7），4、21頁。
[30] 梁啟超：《愛國歌四章》，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5）（下），21～22頁。
[31] 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7），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