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梁啟超自1899年發出“中國魂安在乎”的呼喊以來，其一生的奮鬥即在於倡言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以複興中華。1920年初，他遊歐歸來發表著名的《歐遊心影錄》，其中就特別強調說：國家之存在就是“要把這國家以內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繼續起來，增長起來……”[1]這裏的“文化力”，最根本的自然是“中國魂”，即中華民族精神。梁啟超對此的思考，以下幾方麵最值得關注。
其一，強調民族自省與自信的統一。
梁啟超早年撰有《說悔》一文，指出：“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汙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汙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他認為，“悔”之發生力有二：自內與自外。前者非大智慧不可，後者受感動而起。但無論如何，凡言“悔”，必曰“悔悟”、“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所謂“悔”，就是自省。一個人能“悔”，則一身進步；國民能“悔”，則一國進步。一個民族的自省與自信是統一的：“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強調：真能悔者，必定是真能不退縮者。“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步之謂也”。[2]基於此種識見，梁啟超不僅看到了國性若人性，有優長自有其短，而且強調弘揚民族精神應當是一個揚棄的過程，需揚長去短，與時俱進。他說：“今欲語中國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國民自知其所長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長矯變其所短而已。”[3]由於近代社會開通風氣維艱，為救衰起弊，梁啟超於晚清著力點顯然偏於民族自省，上述《中國魂》一書就反映了這一點。但是，隨著民初“醉心歐化”的民族虛無主義日漸抬頭，其著力點明顯複轉而趨重強調自信力。例如，他說，以往有國人常尊中抑西，是不對的；但現在不少人卻尊西抑中，不承認中國有自己的優長，這是“矯枉過正”：“中國人既不是野蠻民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的長處，“我們雖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到一錢不值呢？”[4]他堅決反對“全盤西化”論，以為且不說它不可能，即便可能，將中國完全變成東方的美國，也是個悲劇，“因為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羅素所說的，把這有特質的民族，變成醜化了”。[5]所以，他連續撰文倡言弘揚國性，並斷言：“而以吾所見之中國，則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者也。”[6]不僅如此，遊歐歸來，他反省歐戰，愈益堅信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優長，自覺在思想上由被動轉為了主動。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強調“中國人之自覺”，這樣寫道：“……我覺得我們因此反省自己從前的缺點，振奮自己往後的精神，循著這條大路，把國家挽救建設起來，決非難事。”[7]足見梁啟超對自己的民族充滿了自信。
其二，必須重視愛國主義教育。
梁啟超既認愛國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他格外重視愛國主義教育就是合乎邏輯的。耐人尋味的是，梁啟超最初提出“愛國”與“國魂”的概念雖然都在同一年即1899年，但前者要略早於後者。是年2月20日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愛國論》，這是他一生中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專論愛國的長文。而他的《中國魂安在乎》，則要晚到是年年底。是文明確認定“愛國心”是“中國魂”的核心，這說明梁啟超的民族精神論是其“愛國”論的發展與升華，而後者從一開始便也構成了前者的中堅與基軸。梁啟超強調，愛國大義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大倫理要素，這即是說，“愛國乃天下之盛德大業”。[8]“若是國家這樣東西一日尚存，國民缺了這點精神，那國家可就算完了”。他認為，國人智力欠發達，尚是容易補救的事情，但是，若愛國的“情操不發達，那卻是不治之症”。[9]所以，重視愛國主義教育應成為弘揚與培育民族精神，實現民族建國最重要的一環。而實現愛國主義教育最有效的途徑，是學校教育和整個社會風氣的潛移默化。他說：“吾嚐遊海外，海外之國，其民自束發入學校，則誦愛國之詩歌，相語以愛國之故事，及稍長則講愛國之真理。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則相告以愛國之實業；衣襟所佩者，號為愛國之章；遊燕所集者，稱為愛國之社。所飲之酒，以愛國為名，所玩之物以愛國為紀念。兵勇朝夕，必遙禮其國王。尋常饔餮，必祈禱其國運”。惟其如此，其國人“愛國之性發於良知，不待教而能，本於至情，不待謀而合。嗚呼！何其盛歟！”[10]與此同時，梁啟超尤其強調中國曆史文化教育對於培育國民的民族認同感、愛國心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作為國民，對於本國曆史文化要有最起碼的了解，這樣才可能“在我們的‘下意識’裏頭，得著根柢，不知不覺令‘發酵’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並與整個社會“形成共同意識”。[11]在這過程中，中小學的國史教育又是根本。“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12]“倘若中小學裏頭沒有好好的國史教育，國民性簡直不能養成。”[13]需要指出的是，梁啟超的上述見解實代表了近代許多誌士仁人的共識。例如，1904年《江蘇》上刊有《民族精神論》一文，即指出：“民族之精神濫觴於何點乎？曰其曆史哉！其曆史哉！”[14]章太炎則將愛國主義比作莊稼，以為其培育同樣需要澆水施肥，這即是曆史教育。他說，“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15]包括梁啟超在內，他們不約而同，都強調“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欲培育國人的愛國心，於此事絕不容等閑視之。這對於我們今天的愛國主義教育，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其三，要有“大國民之器度”。
近代中國，列強環伺，民族可危。在此種情勢下，倡言弘揚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固然順乎天應乎人；但是，如何能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正確處理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的關係，卻是需要更高的智慧與理性。梁啟超從一開始便遇到了這一個問題，但是他的認識顯然有一個過程。1899年他在《答客難》中說：“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16]梁啟超顯然未能理直氣壯地將同仇敵愾的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統一起來，他認國家主義是現實的需要，世界主義隻是未來的理想，以為國難當頭，強調世界主義隻能是清談誤國。這在實際上，是將二者對立起來了。到1902年他著《新民說》，仍不脫此種困惑：“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為美也，然以其為心界之美，而非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何也，其為部民而非國民一也。”[17]其後，梁啟超的認識漸生變化，尤其是遊歐歸來，豁然開朗，他更明確倡言要“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他說：“國是要愛的，不能拿頑固褊狹的舊思想，當是愛國。因為今世國家，不是這樣能夠發達出來。我們的愛國，一麵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麵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托庇在這個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18]梁啟超當然沒有忘記世界大同為期尚早，中國依然麵臨著列強的威脅，但他現在卻是理直氣壯地強調講愛國主義，即弘揚民族精神、振興中華，與世界主義是統一的，因為中國的複興恰恰可以為全人類的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就是主張既要講愛國主義，又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梁啟超稱之為“大國民之器度”[19]：“我們做中國國民，同時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麵愛國，一麵還有超國家的高尚理想。”[20]梁啟超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現代學者，於此可見一斑。同時，也不難看出，長期以來論者多斥遊歐歸來後的梁啟超倒退了，他們實未讀懂這位智者。
其四，“要靠新出來的青年”。
梁啟超一生重視青年人。早年他即寫過《少年中國說》，熱情地倡言：“少年智則中國智”，“少年進步則國進步”，中國的希望“全在我少年”。[21]晚年梁啟超對新文化運動催生新青年，深表敬意，他愈加堅信中國的進一步變革發展，“要靠新出來的青年，不能責望老輩”。[22]他說：“將來新社會的建設，靠的是這些人”。“所以我對於現在青年界的現象，覺得是純然可以樂觀的。”[23]在梁啟超看來，所謂民族精神的淬厲發揚，歸根結底，也有賴於新青年，因為“青年無望，則國家的文化便破產了”。[24]也惟其如此，梁啟超高度重視青年教育。歐遊歸來後，他放棄了政治活動，風塵仆仆，奔走於南北各大學，全身心投入了教育事業。梁啟超苦口婆心，教書育人。其重點有二：一是教導學生對中華文化當心懷敬意，要有宏揚光大的使命感。梁啟超強調吸收外來新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反對妄自菲薄，蔑棄固有的遺產。他在東南大學演講說：“諸君聽了我這夜的演講，自然明我們中國文化比世界各國並無遜色。那一般沉醉西風，說中國一無所有的人，自屬淺薄可笑。”“所以我很願此次的講演，更能夠多多增進諸君以研究國學的興味。”[25]在清華，則對即將出國的學生這樣說：“諸君歸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有無貢獻，便是諸君功罪的標準。”即便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若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沒有作用，便毫無意義，因為我們盡可以直接從美國引進一批藍眼睛的大博士，又何必諸君呢？“諸君須牢牢記著，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26]二是教導學生要愛國。他說：將來你們當中會有當政治家的，但須記取，“政治家以忠於國家為惟一的倫理”，斷不容為他國利益而損害國家，否則即是謀叛。愛國未必都要去當政治家，無論何種職業，都是國家所需要的。所以，重要的是，“常常把愛國精神熔注在自己職業裏頭作職業生命。必如此，然後這種職業才有它存有的意義和價值”。比如，當教師不是為了工資，給學生知識便了事，而要想到自己是在為國家與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因而責任重大。總之，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自己職業範圍內充分盡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27]梁啟超實在教導學生：愛國不是抽象的，每一個人都應當從我做起。長期以來，人們隻看到了梁啟超受胡適影響轉向整理國故的事實，但卻輕忽了他本人所一再申明的治國學有“兩條大路”：知識層麵的與人生哲學，而自己區別於胡適諸人，恰在於更看重後者。這就是教書育人：借重曆史文化教育，引導青年光大中華民族精神，高揚愛國主義。而這也正是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精神論與其整個文化思想銜接更富深刻內涵之點。
[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35頁。
[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75～77頁。
[3] 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6），11頁。
[4] 梁啟超：《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1），4頁。
[5]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817頁。
[6] 梁啟超：《中國道德之大原》，見《飲冰室合集·文集》（28），13頁。
[7]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35頁。
[8]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大傑傳》，見《飲冰室合集·專集》（11），1頁。
[9]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118～119頁。
[10] 梁啟超：《愛國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72頁。
[11] 梁啟超：《治國學雜話》，見《飲冰室合集·文集》（71），26頁。
[12] 梁啟超：《新史學》，見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283頁。
[13] 梁啟超：《我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8），5頁。
[14] 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84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
[15]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37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39頁。
[1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4），18頁。
[18]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21頁。
[19] 梁啟超：《國民淺訓》，見《飲冰室合集·專集》（32），15頁。
[20]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150頁。
[2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5），12頁。
[22]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24頁。
[23]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770頁。
[24] 梁啟超：《清華研究院茶話會演說辭》，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3），7頁。
[25]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9），119頁。
[26] 梁啟超：《治國學雜話》，見《飲冰室合集·專集》（71），26～27頁。
[27] 梁啟超：《如何才能完成“國慶”的意義》，見《飲冰室合集·文集》（42），5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