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雖肇端於1915年9月《青年》雜誌的創刊，但它真正得以發舒，並進而掀起洪波巨瀾，卻是始於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將陳獨秀諸人及《新青年》引進學校。“五四”前的蔡元培，沒有直接介入新舊派的論戰，甚至也沒有發表過直接表態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文章；但他卻頂住了舊勢力攻擊所謂“覆孔孟、鏟倫常”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勇敢地保護了陳獨秀諸人。人所周知的蔡元培著名的分別致《公言報》和林琴南的公開信，以及他為保護陳獨秀不惜拍案而起，反映了這一點。陳獨秀說：“蔡先生自任校務以來，竭力擴充，而各方麵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樂部當權時，即無日不思與北大反對，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於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於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1]胡適也說，自己在北大得到了蔡校長的大力支持：“他是一偉大的領袖，對文學革命發生興趣，並以他本人的聲望來加以維護”，[2]同樣反映了這一點。也惟其如此，梁漱溟以下的論斷便自有其合理性：“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畢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3]足見，“五四”前的蔡元培，其主要的貢獻之一，便在於充當了新文化運動的庇護人。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著名的短文《洪水與猛獸》。他將新思潮即新文化運動形象地比作洪水，將軍閥比作猛獸，以為中國現狀可算是洪水與猛獸鬥，“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胡適在發表是文的“附記”中強調，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許多人要說而不能說的意思”。[4]羅家倫則稱之為“光芒萬丈的短文”。[5]筆者以為，是文公開號召支持新思潮以反對軍閥，固屬難能可貴；但它以洪水比喻新思潮的“洪水”論，同樣值得重視。在蔡元培看來，新思潮似滔滔洪水，來勢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同時，猶如水源太旺了，泛濫岸上，難免衝毀了田廬。對付洪水，禹用導法，使歸江河，結果不但無害，且得灌溉之利。對於新思潮，也不能湮，隻能導，令其自由發展，自然有益而無害。蔡元培的“洪水”論，耐人尋味：既將新思潮比作洪水，他實際上便是預設了它難免有自己誤區的前提；強調“來幫同疏導洪水”，很顯然，他也不單是強調支持新思潮的自由發展，而是同時強調了積極引導的必要性。要言之，強調對新思潮即新文化運動要加以積極正麵的引導，這是蔡元培“洪水”論的根本取向；從整體上看，它是“五四”後蔡元培推進新文化運動發展策略轉變的重要思想表征。
“五四”後的蔡元培接連發表了諸如《新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何謂文化》、《東西文化結合》等一係列的文章與演講，就新文化運動如何進一步健康發展，直抒胸臆。這表明，蔡元培的角色正悄然發生了變化，即由庇護人進而轉變為積極和正麵引導新文化運動的“疏導洪水”者了。“五四”後，蔡元培對“洪水”即新文化運動的“疏導”，主要表現有三：
其一，尖銳批評新文化運動的流弊。蔡元培對新文化運動有崇高的評價，以至於將之與歐洲的文藝複興相提並論。例如，他在舊金山中國國民黨招待會上演講，說：歐洲文藝複興始於但丁的文學，“今中國之新文化運動，亦先從文學革命入手。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諸氏所提倡之白話文學，已震動一時。吾敢斷言為中國文藝中興之起點”。[6]至於他親自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作序，予以高度評價，大力推薦，如何有力地提升了作者的聲望，更是人所盡知。但是，這一切並不影響他尖銳批評新文化運動存在的流弊。1919年12月蔡元培在《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指出：文化運動已成時髦，“解放嗬！創造嗬！新思潮嗬！新生活嗬！在各種周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是，人們若不能超越利害，保持平和的心態，單憑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而投身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必然會出現三種流弊：一是言行不一。看得明白，責備別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二是假公濟私。“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欲望”；三是偏激與急功近利。“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到他的極端的主義”。他強調，上述三種流弊，事實上已經發生了：“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麽？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麽？”為此，蔡元培呼籲“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7]使文化運動得以健康發展。
其二，不讚成簡單否定舊文化，主張對複雜的文化問題，應持分析的態度。陳獨秀諸人不乏批判舊文化的勇猛氣概，但他們強調新舊不兩立，主張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全盤否定傳統，不免失之簡單化。蔡元培對此不以為然，主張對複雜的文化問題，應持分析的態度，反對絕對化。他指出：“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它裏麵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衝突的，非不可能。”例如，孔子強調因材施教，“可見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經驗與思想並重的意義”；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這就是試驗的意義”。[8]蔡元培主張白話文，他曾指示北大平民學校中學班，“國文全練習白話文”。[9]但是，他並不認為一定要絕對排斥文言文。他在女高師講演說：“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10]他在另一處又說：“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11]同樣，蔡元培全力支持新文學，但相信舊文學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價值：“舊文學，注重於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12]他既熱心地為沈尹默的新體詩集作序，同時也不讚成“青年抱了新體詩的迷信，把古詩一筆抹殺”，[13]故同樣樂於為浦瑞堂的《白話唐人七絕百首》作序。蔡元培主張對新舊文化問題持更加冷靜、平和與客觀的分析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其三，反對民族虛無主義，主張東西文化結合。陳獨秀等人認中西文化乃新舊關係，水火不相容，故多反對中西文化調和。陳獨秀說，“但或是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采用中國的老法子”；“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14]他們實際是主張“西化”，而全盤否定了固有文化。蔡元培不讚成陳獨秀等人的上述觀點，他雖然肯定“我國現正在輸入歐化時代”，[15]但又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固然需要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歸根結底，卻必須“以固有之文化為基礎”；所以，民族虛無主義不足取。他說：“鄙人對於中國之將來，全抱樂觀。”假以時日，“中國文化，必可以與歐洲文化齊等，同樣的有貢獻於世界”。[16]其時，歐戰進一步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梁啟超等因之強調當重新審視東西文化，實現東西文化融合；但卻遭到了胡適諸人的指斥，以為是歐戰重新喚起了東方人的傲慢心。蔡元培對此也不以為然，卻樂於引梁啟超為同調。他說，戰後的歐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點，許多學者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幫助，是客觀的事實。“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我們隻要大家肯盡力就好”。[17]他要求北大國學研究所：“我們一方麵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麵也應該注意將我們固有文明輸出”，對此必須“格外留心”。[18]其時胡適雖熱衷於國故整理，但他強調整理的目的乃在於發現“國渣”，而非發現“國粹”。可是，蔡元培卻不這樣看，相反，他高度評價整理國故，強調胡適諸人的工作本身，恰已成為了實現東西文化結合的典範。他說：東西文化結合“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意識。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徹，就是證據”。[19]蔡元培對陳、胡諸人的觀點不認同，是善意的，本身即蘊涵著積極的引導，是顯而易見的。
蔡元培為人謙和，卻不失原則。陳獨秀說：“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20]他於陳、胡諸人知之深，愛之切，故不妨礙批評。其上述“疏導”，高屋建瓴，對新文化運動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不妨以個性極強的陳獨秀為例。蔡元培曾批評陳獨秀簡單否定宗教有失偏頗；陳初不以為然，但最後還是誠懇地承認了自己不對（下文將談到）。此外，原本簡單否定舊文化的陳獨秀，後來也還是接受了上述蔡元培的觀點：借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舊學說，可以發現新的價值。陳獨秀說：“經、史、子、集和科學都是一種教材，我們若是用研究科學底方法研究經、史、子、集，我們便不能說經、史、子、集這種教材絕對的無價值。我們若是用科學究讀經、史、子、集底方法習科學，徒然死記幾個數、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動、植、礦物底名稱，我們不知道這種教材底價值能比經、史、子、集高得多少？”[21]
“五四”後蔡元培轉向正麵積極“疏導”新文化運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疏導洪水”，勢有必然。經五四運動的洗禮，後期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已成燎原之勢，勢既不可當，庇護也不再需要；但是，與此同時，由於它很快趨向與社會改造的實際運動相結合，先前存在的過於激烈、片麵性和情緒化的傾向，就不免愈顯突出和不合時宜。如何引導新文化運動進一步健康發展，自然成了新的課題。這就是蔡元培何以要反複提醒人們：“文化不是簡單的，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22]原因了。其二，則是下文將談到的，蔡元培同樣受到歐戰後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影響，他主張積極吸納其合理的內核，以謀對新文化運動補偏救弊。所以，“五四”後蔡元培“洪水”論的提出和他轉向正麵積極引導新文化運動，既是其時各種思潮融匯的產物，同時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與深化。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354頁。
[2]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162頁。
[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348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4] 蔡元培：《洪水與猛獸》，載《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04。
[5] 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8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6]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62頁。
[7]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頁。
[8]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頁。
[9]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473頁。
[10]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58頁。
[1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見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233頁。
[12]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33頁。
[13] 同上書，400頁。
[14] 陳獨秀：《獨秀文存》，152頁。
[1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261頁。
[16]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484、62、343頁。
[17]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411頁。
[18]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94～95頁。
[19]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351頁。
[20] 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下），640頁。
[21] 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74頁。
[22]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