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與陳獨秀珠聯璧合，共同推進新文化運動之前，二人的思想進路，同中有異。這一點，是我們理解前者在新文化運動中個性獨具的重要切入點。
1912年7月，蔡元培辭去教育總長，留學德國。在歐期間，他先後參與發起組織世界社、華法教育會等。包括稍後的留法儉學會在內，這些團體的目的都在於“相與致力於世界之文化”，“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界之文明，而進益於社會”。[1]蔡元培經曆過戊戌政變，深感康、梁的失敗，歸根結底，端在不先培養革新人才，而欲借少數人成事，故堅信致力於人才培養之教育，乃是救國之不二法門。[2]1916年9月，教育總長範源濂邀蔡元培歸國出長北京大學，不少友人以為北大腐敗，不足與為，力勸婉拒；但他深思之後，仍毅然應命。他在致友人信中說：“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3]足見其著眼點，仍在看重教育。曆史證明，蔡元培是對的，他抓住了曆史的機遇。
與此同時，陳獨秀以自己獨特的思考，同樣也抓住了曆史的機遇。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先亡命上海，次年應章士釗之邀，至日本助其編輯《甲寅》雜誌。陳獨秀一度思想消沉，但終在李大釗激勵下，決心重新奮起。他對汪孟鄒說：“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4]第二年，他果然創辦了《青年》雜誌，開創了思想界的新紀元。有趣的是，蔡元培與陳獨秀不約而同，都曾撰文反思“袁世凱現象”，以為它反映了國人集體無意識中的思想痼疾。但前者強調，“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5]這自然舍教育莫由；後者則強調，“吾國思想界不將此根本惡因鏟除淨盡，則有因必有果”。新青年“勿苟安，勿隨俗，其爭以血刃鏟除此方死未死餘毒未盡之袁世凱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張之袁世凱二世，導吾可憐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6]這自然是端在辦雜誌，以訴諸激烈的思想批判和輿論宣傳。陳獨秀所謂“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其命意也在於此。
由上可知，發展新思想新文化，是蔡元培與陳獨秀的共同目標，差異隻在策略與路徑有別。然而，兩人一經聯手，差異恰成互補，浸成珠聯璧合。蔡元培到京後，經湯爾和推薦，並在讀過《青年》雜誌後，決然聘請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後者最初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勸他“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7]他才答應就任。前者的高明，於此可見一斑。《青年》雜誌借北大的平台，從此愈益發舒，類多能言；但是，人們似乎又忽略了問題還有更為重要的另一麵，即蔡、陳聯手，依托北大，從此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發展全新的格局：蔡元培“主內”，將北大改造成了新文化運動強大的策源地；陳獨秀“主外”，借《新青年》“橫掃”舊思想舊文化，為北大及全國新教育的發展創造了日益改善的外部環境。二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最終助益於推動“全國思想都全改觀”宏大目標的實現。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此一格局的成立，還有賴於蔡元培的智慧：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主義”和教員“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的法則，[8]為其提供了有力的學理依據。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理解在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的獨具個性，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集中精力將北京大學改造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和示範區。
蔡元培既相信對於培養新人才和建設新文化而言，出長北大較之境外辦學，將更切實可行，他自然集中精力改革北大。蔡元培赴任不到兩周，就致函吳稚暉說：“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嚐不可一試……改良之計劃，亦擬次第著手。”[9]這裏，“改良之策”的核心精神，就是他所謂的留德多年，“考察頗詳”的歐洲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義之正大”，亦即他所認同的《新青年》雜誌宣傳的主義：科學與民主。此核心精神在北大改革的展開過程中，其犖犖大者，表現如下：
其一，明確學校改革的新文化方向。蔡元培到校後，首先發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這實際上是有力地宣示了學校改革的新文化方向。馮友蘭說：“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北大的這種局麵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運動”。“蔡先生到北大首先發表的是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明顯地支持了這個方向，確定了這個主流。在這個布告一發表，學生們和社會上都明白了，有些話就不必說了，都不言而喻了”。[10]鄭天挺也有同感，他說：“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請全國側目的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作文科學長（相等於文學院院長）；這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學說新興起，蔡先生就請中國第一個介紹相對論的夏元瑮作理科學長。這種安排，震撼了當時學術界和教育界，得到學生的歡呼擁護。”[11]隨後，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陸續受聘到校，北大改革的新文化方向，自然愈顯鮮明。蔡元培事後回憶說：“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12]其二，建立民主的學校管理體製。舊北大不脫京師大學堂的遺風，類衙門，一切校務由校長、學監主任等少數人專權，並學長也不得與聞。為打破專製的舊體製，蔡元培仿照歐洲大學，不僅恢複了學長的權限，而且設立評議會、各門教授會等分掌立法與事務，建立起了體現“教授治校”的現代學校民主管理體製。馮友蘭說：新的體製調動教授們的積極性，“他們在大學中有當家做主人的主人翁之感”。[13]顧頡剛也說，蔡元培以身垂範，尊重民意，平等待人，給學校帶來了民主新風：“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很平等的。”[14]其三，廓清混資格準備做官的陳腐思想，樹立研究學問的新學風。蔡元培強調，“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15]為此，他不僅大力聘請名師，改革課程，提倡開闊視野，融合中西，而且注重通過營造良好的校風，陶冶學生的性情，培養完全的人格。蔡元培在一次開學典禮上說：“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體育會、音樂會、書畫研究會等，來涵養心靈。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儻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望諸君特別注意。”[16]蔡元培所言，似未超出今天常說的“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範圍；但實際上，他強調從事學術研究需要“涵養心靈”，“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此種見解之深沉博大，對於浸染過多功利色彩的當今中國大學而言，仍是一種重要的啟迪。
蔡元培的改革卓有成效，北京大學麵目一新，不僅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而且成為了新文化最重要的示範區，影響深遠。顧頡剛說：“北大一天天地發皇，學生一天天的活潑，真可以說進步像飛一般快，一座舊衙門經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為新文化的中心。”[17]馮友蘭則將蔡元培領導下的新北大形象地比作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座燈塔”，以為她“使全國的人們看見了光明，認識了前途，看清了道路，獲得了希望”。[18]他強調的顯然是對全國的示範意義。這在梁漱溟，則叫開風氣之先，他說：“五四”時期，“那新風氣，就是喜歡談思想，談學術。報紙競出副刊（如《學燈》之類），人們競著結學社，出叢書，競著辦大學，請外國學者來中國講學等等。始於文學、哲學，而歸於社會問題、政治、經濟。這種風氣，怕無人能否認是自北大發動；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則民六以後蔡先生來主持的結果也”。[19]對於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曆史地位，著名的五四運動史專家周策縱的見解，十分精辟，他說：“蔡元培在國立北京大學由1917年（蔡於1月4日就職）開始推動的各種改革，其在‘五四運動’發揮的重要性，不下於陳獨秀之創辦《新青年》。”[20]將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與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相提並論，既是肯定了前者的一大貢獻，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方麵，指出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個性獨具。
第二，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思想主張，為新文化運動指明了思想解放應有和更高的境界。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最早提出了這一思想主張。他指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的大學，無不學派林立，相反相成，如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經濟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等等，“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中國承千年學術專製傳統，喜歡一道同風，故外界對北大兼開中西課程，大驚小怪，實屬誤解。月刊的發布當有助於校外讀者，“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21]次年3月他在《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中，對自己的主張又作了進一步概括：“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22]由於這封著名的公開信影響巨大，蔡元培的這一思想主張，也不脛而走。很顯然，在蔡元培看來，“思想自由”與“兼容並包”是一個體用統一的有機體。前者乃天賦之人權，人人得以捍衛之權利，為原則、前提，即為體。故他強調，“個人思想之自由，則是臨之以君父，監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種社會之習慣，亦將無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23]後者乃就個人對他者而言，為應然的主義與價值取向，即為用。它表現為對他人“思想自由”權利的尊重和對其思想主張的寬容，因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蔡元培主張無原則的新舊調和，因為他說得明白：“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24]這即是說，包容的前提是在現代社會的層麵上，仍不失其存在價值的思想與主張。“思想自由”並非鼓勵謬種流傳，所以他強調研究學問的“勇敢性質”，必須“由科學所養成”。[25]蔡元培對不聽勸告，一味攻擊辜鴻銘、劉師培的新潮派學生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固然說明了這一點；他請巴黎華法教育會的同人幫助推薦法國專家來校講學，“要求其資格第一條就是‘新黨’，還有一條是‘熱心教授中國人，而不與守舊派接近者”，[26]同樣也說明了這一點。
北大改革的成功與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分不開。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不僅兼容了像陳獨秀、胡適與辜鴻銘、劉師培這樣新舊派的人物，而且兼容了不同學派的傑出學者。鄭天挺說：“過去中國學術上流派很多。經學有今古文學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時聘請了今文學派的崔適……，也聘請了古文學派的劉師培；在古文字訓詁方麵，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黃侃、馬裕藻，還有其他學派的陳黼宸、陳漢章、馬敘倫；在舊詩方麵，同時有主唐詩的沈尹默，尚宋詩的黃節，還有宗漢魏的黃侃；在政法方麵，同時有英美法係的王寵惠，也有大陸法係的張耀曾。其他學科，同樣都是不同學派兼容並包。”[27]此外，在課程建設上，則是兼容了中西。1922年蔡元培曾指出，北大曆史可分三期：開辦至1912年為第一期，辦學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校重舊學，西學“很有點看作裝飾品的樣子”；1912年至1917年為第二期，國體初更，百事務新，“大有完全棄舊之慨”學校重西學，雖然“也還是販賣的狀況”，中學卻“退在裝飾品的地位了”；1917年至今為第三期，學校不僅注重學術研究，“課程一方麵，也是謀貫通中西”，即是真正體現了中西方文化的兼容並包。[28]
論者常謂，在當時陳腐的舊北大，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思想主張，明顯是為陳獨秀等新文化的力量張目。這自然是對的，但是，若僅僅停留於此，便未免低估了它的意義。盡管蔡元培反複強調這是大學的通例和自己辦學的理念，但實際上，它的意義超出了校園的範圍，強調的乃是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黃侃說：“餘與孑民誌不同，道不合，然蔡去，餘亦決不願留，因環顧中國，除蔡孑民外，變無能用餘之人。”[29]其言耐人尋味。不僅如此，比較胡適與蔡元培對其時思想界分歧的不同態度，將更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點。
胡適明確反對蔡元培的思想主張，他致信陳獨秀說：“蔡老先生欲兼收並蓄，宗旨錯了。”[30]由此可知，他雖是自由主義者，對思想界的分歧，卻缺乏包容的雅量，原來並不足奇。歐戰前後，歐人反省社會文化危機，現代社會思潮因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動。其主要取向有二：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主張社會主義；二是反省現代性，即表現為以柏格森、倭鏗的生命哲學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後者反映了自19世紀末以來，西方理性主義進一步衰微和西人對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固不待言，後一思潮緣梁啟超諸人的宣傳，尤其是杜威、羅素、杜裏舒諸人先後來華講學，不僅也傳到中國，且在“五四”前後形成了不小的熱潮。[31]胡適既不讚成馬克思主義，對後者也深閉固拒。他在《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中，有意貶抑柏格森學說的價值。他說，柏格森的所謂“直覺”，無非源於經驗，這是包括杜威在內許多學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見其學說近於“無的放矢”了。胡適刻意將柏格森為代表的“反理智主義”，列為“晚近”的“兩個支流”之一。他說：“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32]實際上，柏格森哲學在其時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羅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學史》中，對柏格森有很高的評價，稱他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33]英國學者彼得·沃森則在其《20世紀思想史》中強調說：“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紀頭10年最被人們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後，他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34]有趣的是，時胡適的老師杜威正在華講學，專有一講介紹當今世界三位重要的哲學家，其中一位便是柏格森。足見胡適的意見有失褊狹。不僅如此，他甚至還對陳獨秀說：“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35]胡適對梁啟超、梁漱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傳歐洲思想界反省現代性的觀點，也十分不滿，前者明明在《歐遊心影錄》中聲明“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36]他卻將鼓吹“科學破產”的帽子強加在了後者的頭上，強調梁啟超無非謠言惑眾。[37]梁啟超請趙元任為羅素翻譯，胡適私下卻“警告”後者，“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38]對於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三種路向”說，胡適的批評也有欠厚道。[39]
蔡元培也是位自由主義者，但相較之下，卻是另一種氣象。他同樣不讚成馬克思主義，但卻支持北大學生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甚至親臨成立大會致辭。他自1913年留學德國後，很快便注意到了歐洲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消長，尤其是柏格森生命哲學的興起（下文將具體談到）。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利用訪歐機會，曾登門拜訪了倭鏗（本想同時拜訪柏格森，未成）。他邀請柏格森與倭鏗講學雖未成，卻促成了倭鏗推薦自代的杜裏舒來華講學。對於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他完全取開放的態度，積極去迎受它。他不僅自己節譯有柏格森的《玄學導言》，而且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長文中對柏格森哲學有相當篇幅的介紹，並極力推薦柏格森與倭鏗共同的學生張君勱介紹他們的學說：“他要是介紹兩氏的學說，必可以與眾不同。”如前所述，[40]蔡元培對年輕胡適的提攜，人所共知；與此同時，他對梁啟超、梁漱溟同樣坦誠相待。他與梁啟超合作組織“講學社”，專門負責聘請西方學者來華講學。所請杜威、羅素、杜裏舒三人，不僅彼此學說各異，蔡元培本人對此也不盡認同，但是，他都一視同仁，盛情接待。[41]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這篇長文中，蔡元培不僅對備受胡適等人責難的梁漱溟的觀點作了具體的介紹，而且以這樣的一段話，作為長文的結束語，尤具深意：“梁氏所提出的，確是現今哲學界最重大的問題；而且中國人是處在最適宜於解決這個問題的地位……梁氏所下的幾條結論，當然是他一個人一時的假定，引起我們大家研究的興趣的。我所以介紹此書，就作為我這篇《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的末節。”[42]蔡元培未必讚成梁漱溟的觀點，但重要在於，他肯定了作者所提出的問題本身，“確是現今哲學最重大的問題”，具有助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價值。梁漱溟的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至今仍有重要的影響。足見當年蔡元培的遠見與寬容，不僅支持了年輕的學者，而且助益了中國學術的發展。
說到底，蔡元培強調“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並不意味著一定要讚成或接受不同的觀點，而是強調要尊重思想的多元化和堅持學術發展的多樣性統一。因之，它不單是一種識見，同時也是一種胸懷。[43]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認為蔡元培在北大能做包容新舊派學者，實體現了最令人欽佩的品格：“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44]而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對胡適反對蔡元培的“兼容並包”主張，則作了這樣的評論：“胡先生由於牢固的科學觀而示人以不廣，他在中國新文化啟蒙運動史中，就難免退處於蔡先生之下了。在‘兼容並包’的啟蒙學風裏，孑民先生是置身於‘兼容’之上的，而適之先生則局處於‘並包’之下了。”[45]所言甚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以為，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其意義超出北大，為新文化運動指明了思想解放應有和更高的境界。
第三，堅持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趨向在教育。
隨著“新文化運動”一詞在“五四”後出現，[46]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不僅更加波瀾壯闊，且愈益越出思想文化的範圍，而與社會改造的實際運動相結合。與此相應，關於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發展趨向問題的討論，也成為了時人關注的焦點。從總體上看，主要意見有三：其一，強調普及，主張擴大新文化運動的範圍。例如，蘇甲榮說：“普及乃是現代唯一的精神。若是不要普及，那麽，就沒有文化運動的可言。”“我們認定文化運動是普及民眾運動，不要當它是智識階級裏的交換智識。”[47]其二，強調提高，主張整理國故，提升學術。其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是16個字：“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48]依其說法，“再造文明”是目的，“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是手段，新思潮的趨勢包括兩個方麵：研究社會人生問題與整理國故。由於在胡適眼裏，談政治雖然也是個選項，但為政治提供基礎的文藝思想卻是根本，所以，“整理國故”即倡導學術研究，實成了他所要指引的新思潮發展的真正方向。其三，強調超越新文化運動，主張轉向社會革命。這當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主張以俄為師，轉向社會革命。[49]
蔡元培的見解有不同，他堅持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趨向，當在教育。
早在留學期間，蔡元培就已認定教育是可大可久的救國事業，他所以決意歸國出任北大校長，也在於此。但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出掌北大之初，更將此一認識進一步提升到了經國大計的高度。他在愛國女校演講說：民國既已成立，改革目的已達，如大病已愈，不再有死亡之憂了，現在講愛國就不當提倡革命，而當提倡教育：“則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人格。”[50]他甚至建議國民黨放棄“暴激行動”，轉向注重“國民教育”，主張從大多數國民入手，以待時機，“可為吾國民黨規臬”。[51]蔡元培實際上是將教育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出路，他說：“今之策國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育，莫不謀普及。夫教育曷貴乎普及，豈不曰教育普及，則社會國家一切至重要至困難問題，根本上皆得解決也。”[52]如前所述，“五四”後蔡元培愈益自覺地轉向“疏導”新文化運動，倡言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趨向當在教育，自然更成為了他的重要著力點。蔡元培指出，據自己觀察，所謂五四運動喚醒國人，成效僅在一時，且“技止此矣，無可複加”。故欲國人“為永久的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誌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53]這長效機製的建立，端在教育。此期，蔡元培不僅喜歡反複提醒人們，文化是要實踐的，空談無補；而且強調說：在諸多的文化實踐中，唯有教育是基礎，是根本。道理很簡單，“要他實行，非有大多數人了解不可”。如何能做到這一點？“便是要從普及教育入手”。[54]所以，“從教育入手，去改造社會”，事半而功倍。歸根結底，是人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隻有新興的一代能受到新型的教育，古老的文明才能獲得新生”。[55]
蔡元培所以不讚成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趨向是社會革命，除了不相信馬克思學說外，[56]還在於他認定政治不同於教育，無非是急功近利的無根之談，不足以為國家社會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奠定基礎。所以，他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寫道：“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於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為畢甲不足，畢乙而後可，豈知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誇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滿誌之一日，可以斷言。此次世界大戰，德法諸國，均有存亡關係，罄全國勝兵之人，為最後之奮鬥，平日男子職業，大多數已由婦女補充，而自小學以至大學，維持如故。學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間或提前數月畢業，而未聞全國學生，均告奮勇，舍其學業，而從事於軍隊，若職業之補充，豈彼等愛國心不及諸君耶？願諸君思之。”
至於強調普及以擴大新文化運動的範圍和胡適的主張“整理國故”，在蔡元培看來，二者無非都是教育發展中的應有之義，乃屬於第二個層麵的問題。所以，他說，“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教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為一般國民之知識，若誌趣，若品性，各有所盡力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57]“整理國故”是重要的，蔡元培指示北大國學研究所“格外留心”，說明它畢竟是少數學者的責任，與全國性的教育事業相較，不是同一層麵的問題。
在教育問題上，蔡元培主張普及與提高並行不悖；但考慮到中國高等教育畢竟剛剛起步，為數不多的大學生是國家急需的未來的棟梁，是“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之希望所在，故他更重視大學與大學生的作用。這也是“五四”後蔡元培苦口婆心勸導學生退出政治運動，以學業為重的原因所在。他在告全國學生書中說：“讀諸君十日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勤勤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化前途百年大計。”[58]
時人關於新文化運動發展趨向的各種主張，說到底，隻是兩種：擴展和深化新文化運動與超越新文化運動而轉向社會革命。諸家之言，不應等量齊觀，但無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人們盡可以批評蔡元培輕忽政治，不免有失幼稚；但是，僅就發展新文化運動本身而言，他強調，中國新文化的建設，歸根結底，有賴於新教育的普及與發展，卻是不磨之論。
緣上可知，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和示範區，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運動指明了思想解放應有和更高的境界，終至堅持新文化運動的趨向在發展教育，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主張，一脈貫通，成一家之言。但我們還需指出：蔡元培將反省現代性的視角引入新文化運動，不僅愈顯個性，而且進一步豐富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
[1]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2卷，400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16。
[2] 蔡元培在自傳中說：“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身於教育雲。”（《蔡元培全集》，第3卷，320頁）
[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18頁。
[4] 轉引自唐寶林、林生茂：《陳獨秀年譜（1879—1942）》，65頁。
[5] 蔡元培：《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2卷，470頁。1916年，蔡元培與陳獨秀分別發表了《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袁世凱複活》（見氏著《獨秀文存》），評論“袁世凱現象”。
[6] 陳獨秀：《袁世凱複活》，見《獨秀文存》，89～90頁。
[7]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上），632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8]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271頁。
[9] 同上書，10頁。
[10] 馮友蘭：《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見《三鬆堂全集》，第14卷，217頁。
[11] 鄭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見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191頁。
[1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見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264頁。
[13] 馮友蘭：《三鬆堂自序》，見《三鬆堂全集》，第1卷，274頁。
[14] 餘毅：《悼蔡元培先生》，見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45頁。
[15]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191頁。
[16] 同上書，344頁。
[17] 餘毅：《悼蔡元培先生》，見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47頁。
[18] 轉引閔維方《以改革開放精神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載《中國教育報》，2008-10-24。
[19]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75頁。
[20]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65頁。
[21]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213～214頁。
[22] 同上書，271頁。
[23] 同上書，261頁。
[24]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271頁。
[2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191頁。
[26] 曾建：《蔡孑民先生的風骨》，見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增訂本），1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通訊·蔡孑民李石曾兩先生報告書》，載《旅歐雜誌》，第22期，1917-08-15。
[27] 鄭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見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191頁。
[28]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295～296頁。
[29]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208頁。
[30] 轉引自周天度：《蔡元培傳》，103頁。
[31] 參見拙文：《五四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載《曆史研究》，2007（1）。
[32] 胡適：《胡適全集》，第2卷，384、381頁。
[33]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346頁。
[34] ［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72頁。
[35] 耿雲誌、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262頁。
[3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37] 1923年胡適發表《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瀨溟曾就胡適的批評，致函後者說：“尊文間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歇為如此？”（《梁漱溟全集》，第4卷，732頁）
[38] 趙元任：《從家鄉到美國——趙元任早年回憶》，15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39] 同上。
[40]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362頁。
[41] 蔡元培1915年在《1900年以來教育之進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對杜威過分強調實用教育，就曾明確表示不以為然。
[42]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382頁。
[43] 陳獨秀雖同意“兼容並包”的思想原則，但在實際上，卻未能做到，就說明了這一點。例如，他在致胡適的信中說：“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讚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獨秀文存》，133頁）其反對舊思想的堅決態度，固屬難能可貴；但衡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便難免褊狹之譏了。
[44] 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見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下），640頁。
[45] 唐德剛：《胡適雜憶》，54頁，北京，華文出版社，1990。
[46] 周策縱先生在其名著《五四運動史》中說：“‘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在1919年5月4日以後的半年內逐漸得以流行。”（［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280頁）
[47] 蘇甲榮：《今後的文化運動：教育擴張》，載《少年中國》，第2卷第5期，1920-11。
[48]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見《胡適全集》，第1卷，691頁。
[49] 參閱拙文：《五四後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討論》，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4）。
[50] 蔡元培：《在愛國女學校之演說》，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7～8頁。
[51]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記”，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38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2] 蔡元培：《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12頁。
[53] 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13頁。
[54]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15、12頁。
[55]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95頁；第4卷，474頁。
[56] 蔡元培認為，中國從來不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故“決用不著馬克思的階級戰爭主義，決沒有赤化的疑慮”。（蔡元培：《中國的文藝中興》，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345頁）
[57] 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13頁。
[5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