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引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蔡元培不僅是北大校長，而且有著晚清翰林、老同盟會員、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等輝煌的經曆，更緣人格魅力，享有崇高的聲望。同時，他與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持者間的關係，實在師友之間。因之，惟有他德高望重，既能承擔起新文化運動庇護人的責任，也能實事求是，揭出著名的“洪水”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疏導”者。胡適諸人尊之為“偉大的領袖”，不是偶然的。
其二，蔡元培與陳獨秀珠聯璧合，既奠定了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大學為依托、以《新青年》雜誌為主要輿論陣地的發展格局，同時，也使自己獨具個性的新文化抱負得以從容施展。從戊戌維新失敗後，他便認定發展現代教育，培養革新人才，是振興國家的根本出路。因之，他將推進新文化運動與自己的教育救國論相銜接，始終堅持“教育家最重要的責任，就在創造文化”、[1]“新文化之基礎”在教育和“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的信念，以大魄力、大手筆，致力於北京大學的改革。檢閱此期蔡元培發表的文章與講演，不難看出，他始終不曾離開教育問題，抽象地和孤立地談新文化，談科學與民主的精神。這不單是因校長的身份，更在於信念使然。論者多強調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這固然是對的；但卻忽略了至少同樣重要的另一麵：蔡元培按照自己關於“文化是要實現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思想邏輯，將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具體而微地體現在了北大成功的改革過程中，使之成為新文化最重要的示範區，或如馮友蘭所說，成為引導全國人民的新文化運動的“燈塔”，對於新文化運動發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北大在五四運動及其後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中都發揮了先鋒與模範的作用，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緣此，便不難理解，何以蔡元培力排眾議，堅持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的發展趨向，當在教育。要言之，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立足北大，發展教育，是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力點，同時，與陳獨秀諸人相較，也體現了他獨具個性的思想進路。
其三，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是，也無須諱言，陳獨秀等主持者在倡導科學與民主，激烈地批判舊思想舊文化的過程中，不免意氣用事和存在情緒化的傾向，故其自身言行之有違科學與民主精神，也往往所在多有。在這種情況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思想主張，其時代意義顯然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而彰顯了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歐洲伏爾泰名言：“我不讚成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的發言權”，被公認是體現現代社會思想自由原則的典範。蔡元培的思想主張，就是要求打破一道同風、黨同伐異的傳統痼疾，真正尊重思想自由。它與伏爾泰的思想一脈相通，為其時的新文化運動提示了思想解放應有和更高的境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蔡元培這一思想主張又重新被人關注和肯定，這是可喜的；但是，其意義似乎仍然隻被限於學術與學校的範圍，而未能理解它所提示的是現代社會思想解放應有和更高的境界。這是令人遺憾的。
其四，新文化運動既是近代中國社會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同時也是西方思潮影響的結果。20世紀初年，中西方都麵臨著各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當陳獨秀諸人熱衷於仿效西方近代文明批判中國舊文化之時，歐人卻在反省自己的文明了。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無論是其社會主義取向還是反省現代性的取向，都不能不影響到中國，並在事實上都給新文化運動打上了自己的印記。[2]1919年底，蔡元培在《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開宗明義即寫道：“現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由歐洲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嗬！創造嗬！新思潮嗬！新生活嗬！在各種周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3]在這裏，“新文化運動”被說成正從歐洲傳到中國。在蔡元培的心目中，這個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心儀久之的以倡導“生命創化”與“新精神生活”為中堅的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他積極迎受反省現代性思潮，使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陳獨秀、胡適所以固執地拒絕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性，重要一點，便是他們對歐戰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點，視而不見；而蔡元培所以強調中西融合，恰恰是借重了反省現性，深刻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在《東西文化結合》中說：在歐洲“尤其是此次大戰以後，一般思想界，對於舊日機械論的世界觀，對於顯微鏡下專注分析而忘卻綜合的習慣，對於極端崇拜金錢，崇拜勢力的生活觀，均深感為不滿足。欲更進一步，求一較為美善的世界觀、人生觀，尚不可得。因而推想彼等所未發見的東方文化，或者有可以應此要求的希望。所以對於東方文明的了解，非常熱心”。“照這各方麵看起來，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4]在很長一個時期裏，學界多貶抑梁啟超諸人主張中西融合為守舊，但卻發現不便貶抑的蔡元培，在這方麵卻恰恰與之趨同，故難免於尷尬。實際上，這正反映了蔡元培超越陳獨秀、胡適，將反省現代性的視角引入新文化運動，有助於進一步拓展國人的視野，新文化運動的內涵緣此愈趨深化。美國學者卡爾·博格斯說：“對現代性的攻擊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積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與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這種攻擊從波德萊爾和尼采延伸到阿爾托、海德格爾和當代後現代主義。”[5]從尼采的反省現代性到當今的後現代主義，一脈相承。包括蔡元培在內，歐戰前後國人反省現代性所業已提出的問題與思考，許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應當看到的。
當然，蔡元培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局限。他對於舊思想舊文化的批判，雖有更加冷靜和避免了簡單化的長處，同時，作為北大校長，也不容放言無忌，但終究缺乏應有的力度。他唯一的一次批評孔子，卻不免誠惶誠恐，就反映了這一點：“吾國分士、農、工、商為四民，而士獨尊。吾不得不犯眾怒，歸咎於人人尊崇之孔子。孔子蓄雄心，欲攬政權，故遊說各國，推士為獨尊，而輕視農、工與商，致門弟子中有農、工、商之才者，亦為所迷，而不知返。”[6]難怪陳獨秀批評說：“蔡先生不反對孔子”，“此餘之所不同也”。[7]
但是，盡管如此，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中，卓然獨立，卻難能可貴。後來梁漱溟在紀念文章中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隻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這雖非一人之功，“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又說：“假如說開風氣，育人才，為貢獻於國家之最大者，則二三十年來總要數蔡先生為第一個。”[8]其言在概括蔡元培的一生，但對於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的獨特貢獻與思想個性而言，它同樣是貼切的。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中），434頁。
[2] 參閱拙文：《新文化運動與反省現代性思潮》，見《近代史研究》，2009（4）。
[3]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頁。
[4]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51～52頁。
[5] ［美］卡爾·博格斯：《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危機》，李俊、蔡海榕譯，225～22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6]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2卷，489頁。
[7] 陳獨秀：《獨秀文存》，92頁。
[8] 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見《梁漱溟全集》，第6卷，346頁；《蔡元培與新中國》，見《梁漱溟全集》，第6卷，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