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巧合，1904年3月《東方雜誌》創刊之時，正趕上了日俄戰爭。當年它刊載的相關文章包括戰事報道，多達95篇；創刊號開宗明義之第一篇文章，即是由“本社撰稿”的“社說”：《論中日分合之關係》。足見《東方雜誌》開張伊始，便與日本問題結下了不解之緣。
日俄戰爭，是兩大列強為爭奪滿洲，在中國領土上爆發的一場**裸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故於雙方並無是非正邪可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戰爭一開始，《東方雜誌》的輿論便全然站在了日本一邊。例如，其《日俄交涉決絕始末》一文這樣寫道：“維持韓國自主獨立，暨疆域地土之完全無缺，藉以保護日本帝國在韓國所享莫大之利益，於日本國泰民安，實為緊切，亦屬不得不然之舉。是以凡有令韓國淪於阽危之一切舉動，日本帝國政府實不能漠然觀望之。”俄不僅違約占據滿洲，且危及韓國安危。“日本帝國政府為保維東亞永遠和局起見，深願將日俄兩國在滿洲及韓享利益與俄國和衷相商，妥為調和。”[1]但是，俄拒絕協商，終釀成了兩國戰事。這裏顯然偏袒日本，將之說成了是正義的一方。不僅如此，它還借英報的輿論，頌揚日本國民“莫不視其力之所及”，慷慨解囊，全力支持這場戰爭；日本軍人更是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其心有所信仰，故精神奮勵，常欲建立功名，以盡其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天職”。[2]這自然進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形象”。
時距中日甲午戰爭不過9年，《東方雜誌》所以不記“前嫌”而站到日本一邊，端在於存在強烈的心理預期：日俄戰爭實為黃種與白種之戰，立憲與專製之戰；中日同為黃種，卻有立憲專製之別，故若日勝專製之俄，則邏輯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黃劣白優之說固破，而立憲優於專製之理自明。這對於久受西方壓迫和正在籲請立憲的國人來說，自然是樂觀其成的絕好兆頭。本刊中的許多文章都在強調，日俄戰爭關乎中國乃至世界的命運：“案此戰於世界最大之關係有二：一則黃種將與白種並存於世。黃白優劣天定之說，無人能再信之。二則專製政體為亡國辱種之毒藥，其例確立，如水火金刃之無可疑，必無人再敢嚐試。此二者改，則世界之麵目全換矣。”“若中國則黃種專製國也。鑒於日本之勝，而知黃種之可以興，數十年已死之心，庶幾複活。鑒於俄國之敗，而知專製之不可恃，數千年相沿之習，庶幾可捐。”[3]中國前途從此有可望之機，豈非其明？因此，不難理解，人們相信，若有望俄勝日敗者，其心定然不可問；也不難理解，戰爭結局果然是日勝俄敗，《東方雜誌》上立刻響起了一片黃種之中國將興的歡呼聲：“偉矣哉！鐵血主義之能左右世界也。今者日勝俄敗，戰局將終，向時黃白優劣之說，不足複信，太平洋日本海之間，驟辟一新天地也。戢列強膺瞵鶚視之態，紓華族豆剖瓜分之禍。當此之時，正我中國四萬萬人投袂奮起，力圖自強之日也。”[4]
應當說，上述人們的心理預期不乏自己的合理性：黃白本無優劣之分，日勝俄敗確實有助於進一步打破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此種謬說；而俄敗也無疑是進一步暴露了這個專製帝國的衰微，它反映了國人反抗西方壓迫憤怒情緒的宣泄。事實上，這也是其時亞洲各被壓迫民族共同的心態。[5]因之，日俄戰爭對中國政局及其思潮的影響，不容輕忽。但是，也應當看到，日俄戰爭正是日本走上帝國主義不歸路的重要節點，此種心理預期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誤導：麻痹和淡化了人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應有的警覺。這表現有二：其一，誤判事實，將日本的對俄戰爭視作仗義之舉，進而一廂情願，倡言中日攜手雙贏的虛幻願景。《東方雜誌》上有不少文章，將日俄戰爭視為日本代中國而戰的“仗義”之舉，稱之為“良友”“善邦”、“友邦”，感激不盡。例如，有文說，“日本受此一番虧捐，厥根源，實由中國衰弱之所致”。[6]另有文也說，我既無力收回東三省，日本“友邦仗義出而為爭”，卻複稱中立，“不能出一兵一矢之助”，[7]不免大失臉麵。更有甚者，指責清政府不忘甲午舊仇、親俄拒日之非：“甲午之日本，於我誠為仇敵，然既已媾和之後，日本上下議論，皆欲締好於我，動我以同種同文之感情。”然而，政府應對失策，“以喪師失地之故，銜恨日本”，[8]促成三國幹遼，終親俄拒日，使東三省局勢為之一變。所以，在《東方雜誌》看來，由此引出的教訓，便是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當捐棄前嫌，走“與日共興”、黃種共贏之路。上述創刊號首文《論中日分合之關係》寫道：“天下有自然之勢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經數千百年之後，神光離合，起伏萬端，而其歸於天然之局。此所以哀歎於天定之不可逃也。”中日相知甚古，其間雖不無衝突，無傷大局。甲午之役雖屬例外，但實因韓而起，雙方未必成見在先。“我國不能知是役牽動之巨，想日本亦未必能測其終”。今當亞歐榮落，黃白興亡之際，中國欲不自處於奴隸與牛馬的境地，唯有走與日並興這一曆史必由之路，“則必與我之同利害者相共而後可以集事也，明矣。此所謂天定而不可逃者歟”？要看到，中國分而日本孤，固不如中國強而與日本並立為得計。所以，即便沒有日俄之戰，中日並立同樣“有可決之於天理人情之際者矣。若是者，宗旨既明，而後政策自此始”。[9]不難看出，《東方雜誌》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自然是以相信日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為前提的，為此甚至不惜罔顧事實，重新解釋曆史。故本刊以下的論調十分流行：“日本既成東方強國，則本其種種之感情，必有一日扶植中國，而攘斥歐美。”[10]“中國雖不振，要亦黃人之餘裔，……經此番刺激，急起而直追，與日本相為後先，全力而扼東方之霸權，則天下事亦可量也。於乎，存亡之機，在於今日。”[11]從一般意義上講，中日同文同種，應攜手雙贏，自然沒有錯；但問題在於，人們於日本的侵略正步步進逼，視而不見，卻一廂情願地侈談並立與雙贏，實無異與虎謀皮，自蹈險境。其二，輕率斷言日本對東三省不抱野心。與上相應，《東方雜誌》輕率斷言日本對東三省不抱野心。例如，有文說：人有疑日本在韓獨霸，今百戰之後，於東三省也必然要獨占，其實不然。日本人口不過五千萬，得韓已足，不可能貪得無厭。“故其所以爭者若是其烈，然固非有殖民之見存。得之雖難，而其所以視東三省之初意，固與其視韓國迥殊。必謂欲以如此遼闊之幅員，據為私有，屏他人於門外，坐令地有遺利，是斷非日本之用心矣”。[12]另文也說：日雖勝俄，但不會獨占東三省，因為“日本果欲全占滿洲之利益，則將以何詞以解仗義興師之舉乎”？“故吾料日本將來之對於滿洲，仍當持美國所首倡之開放主義以處置之，而己亦與利益均沾之列”。[13]此後殘酷的曆史事實證明，這是多麽天真幼稚的想法。
《東方雜誌》的對日評論，除了“本社撰稿”的社說之外，常轉錄諸如《時報》《中外日報》、《大公報》、《南方報》、《天津日日新聞》等全國各地重要報刊的文章。故其上述“心醉日本”的心理及輿論傾向，在全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文說：“諦視吾國今日社會之現象，朝野上下，殆可謂具同一心醉日本之傾向者矣。”[14]此種“心醉日本”固然包含著羨慕日本這位“新進少年”，[15]學習西方有成、足資楷模的積極成分，但是，相信日本是包括中國在內亞洲黃種的代言人，甚至是解放者的盲目傾向，顯然存在。虛幻的東西終究不能長久，人們很快便失望了。美國學者安德魯·戈登指出：日俄戰爭後，亞洲各國多視日本為自己反對殖民統治的代言人，“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強權政治考慮下，各種解放亞洲的夢想很快便煙消雲散，更不用說尋求日本人的協助”。“在其後的日子裏，日本先並吞韓國，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在亞洲人眼中，日本的擴張政策並非代表亞洲解放力量，而是壓迫的象征”。[16]這是合乎實際的。
但是，就《東方雜誌》而言，其由“醉心日本”轉變到警惕並進而自覺地批判日本的侵華野心，畢竟經曆了一個不短的過程。迄1915年前，其“醉心日本”的傾向雖在日漸淡化，也有個別文章對日本的野心曾表示了某種擔憂；但從總體上看，畢竟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應有的警覺，甚至沒有發表過一篇由國人撰寫的正麵揭露和批判日本侵華野心的文章，更多的文章包括譯文在內，是在“客觀”地介紹日本在滿蒙地區及韓國的所謂“調查”、“開發”，甚至不乏稱頌之詞。[17]1907年發表的梁啟超《中日改約問題與最惠國條款》一文，還在強調日本對華友好，不存“歧視”，相信日本能帶頭推動列強取消對華最惠國條款。[18]1911年雖譯載俄刊文章《日本之帝國主義》，但譯者卻在“按語”中強調說：“其說之當否，姑置不辨。”[19]刊物立場之遊移曖昧，足見一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圖窮匕首現，輿論嘩然，激起了全國抗議的浪潮。《東方雜誌》“醉心日本”之夢，才隨之真正幻滅。1915年4月主編杜亞泉（高勞）發表《日本要求事件》長文，明確指出：日本的國策就是“執行擴張主義，以準備戰爭”。他說，甲午之役，日本割占台灣，因三國幹遼，未得展其夙願，但要求福建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並終通過日俄戰爭占有了東北權益。此次它提出“二十一條”，就是想利用歐戰乘機控製中國：“此次歐戰發生，日本既加入協約國方麵，以兵力攻取青島。其政府官僚，乃以此為解放對華問題之適當時機，要求條件，遂乘時提出矣。”[20]前後相較，其持論差若天淵。
至此，《東方雜誌》早期緣日俄戰爭浸成的所謂中日並興共贏的心理期待，既煙消雲散；其後，尤其經五四運動之後，隨著中日關係發展到新階段，它便得以進而形成自己清醒理智的日本觀。
[1] 《日俄交涉決絕始末》，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1號，1904-03-11。
[2] 《日本致勝之由》，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5號，1904-07-08。
[3] 《論中國前途有可望之機》，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3號，1904-05-10。
[4] 翰富：《論日勝俄後列強於亞東之現象》，載《東方雜誌》，第2卷第9號，1905-10-23。
[5] 美國學者安德魯·戈登在所著《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一書中說：“日本在1905年戰勝俄國，其結果是中國、越南以至菲律賓、緬甸、印度等地，卷起一股反殖民浪潮，亞洲各地人民均視日本為反殖力量，認為日俄戰爭是近代首露曙光，顯示黃種人可能戰勝白種人。”（李朝津譯，218～219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6] 《中國衰弱非日本之福說》，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10號，1904-12-01。本文為轉錄八月初二日大公報之文。
[7] 閑閑生：《論中國責任之重》，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1號，1904-03-11。
[8] 華生：《論國家倚賴第三國之無益》，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8號，1904-10-04。
[9] 別士：《論中日分合之關係》，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1號，1904-03-11。
[10] 《論各國保全中國之不可恃》，載《東方雜誌》，第2卷第3號，1905-04-29。
[11] 孤行：《論中國必不能破壞中立》，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2號，1904-04-10。
[12] 《論東三省終宜開放》，載《東方雜誌》，第2卷第8號，1905-09-23。
[13] 依可：《東三省權宜策》，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9號，1904-11-02。
[14] 《論朝廷欲圖存必先定國是》，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7號，1904-09-04。
[15] 孤行：《論中國必不能破壞中立》，載《東方雜誌》，第1卷第2期，1904-04-10。
[16] ［美］安德魯·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219頁。
[17] 例如，第9卷第3號譯載美國《評論之評論》雜誌上的文章《論日本之治高麗》，說：高麗歸入日本，後者也確實負起了責任。“蓋高麗之人，素以故見自封，而日本人則在以西洋文明輸入之。其堅軔不撓，通籌全局，常注意於國家之福利，而不圖個人之利益，皆足以顯其行政之能力也”。（1912-09-01）
[18] 梁啟超：《中日改約問題與最惠國條款》，載《東方雜誌》，第4卷第2號，1907-04-07。
[19] 佩玉譯：《日本之帝國主義》，載《東方雜誌》，第8卷第4號，1911-06-21。
[20] 高勞：《日本要求事件》，載《東方雜誌》，第12卷第4號，1915-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