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東方雜誌》直麵日本，顯露自己全新的應對態勢，還要晚到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召開的太平洋會議之時。
這是美、英、日諸列強繼巴黎和會之後，為進一步協凋彼此關係和安排戰後的世界秩序，而舉行的又一次分贓會議，並最終形成了凡爾賽—華盛頓體係。中國應邀出席了會議，但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會議雖規定日本將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歸還中國，但仍保留了許多特權。國人的希望再次落空，但其爭取民族獨立的精神卻愈加增強。《東方雜誌》對此次會議高度重視，出版了包括第18卷第18、19號在內的專號：《太平洋會議號》，旗幟鮮明地將自己對日的關注提高到了全新的境界：專號集中發表了《太平洋會議與中國》、《廢除1915年中日條約及其附屬文件之研究》等共14篇長篇專文。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此前對日評論以轉錄其他刊物文章為主的做法，這些文章全部由本刊撰述。此後，以本刊撰述為主成為了慣例。這說明它全力加強了對日評論的力量。此其一。不僅對於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了更加完整的認知，而且十分尖銳地將日本軍國主義視為製造中國及遠東危機的禍根。何海鳴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僅限於中國，還想稱霸太平洋。“日本侵略世界之陰謀，分南進北進二派。北進者在大陸，東三省首當其衝，蒙古與中國北部為其最後之目的，且或欲達到大隈侯身為中國總監之誌願”。南進誌在南洋，包括太平洋夏威夷群島、菲律賓、馬來半島、東印度、婆羅門洲各島等。人所共知，日本早在明治之初即提出了對外擴張侵略的所謂“大陸政策”，並分五個步驟，試圖有計劃地實現其征服中國、朝鮮以至於亞洲與世界的狂妄野心。這裏何海鳴的指陳顯非泛論，它具體而準確，反映時人已十分確認日本的陰謀。所以，他斷言：“世界不幸而有一日本，欲步普魯士帝國之後塵。又不幸而有一疲弱之中國，以供日本侵略主義之試驗品。於是世界多事，而外交壇坫上各呈其飛躍暗鬥之狀態矣。”[1]武育幹也說：“數十年來，遠東局勢之不安，無一非日本軍閥主義所造成之結果”；“釀成吾國今日之現象，質言之，殆均可謂日本軍閥主義所造成者也”。[2]人們不僅視日本為中國與遠東危機的禍根，而且將日本與中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鬥爭認作遠東與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主題之一，其認識顯然大為深化了。此其二。人們注意到了太平洋會議並沒有完全解決列強間的矛盾衝突，尤其看到了美日間的矛盾終究不可調和。盡管對於提出“門戶開放”與“保全主義”的美國仍抱有幻想，但他們提出不妨將聯美或聯俄作為選項，重新思考應對日本侵略的戰略，卻不乏創意：“中立乎？聯美乎？與勞農俄國合而維持遠東之和平乎？凡此皆宜作深長思者。”[3]足見人們已完全超越了日俄戰爭期間曾一度突顯的所謂歐亞黃白種之爭的舊思維模式，而展現了歐戰後全新的世界視野。此其三。
緣是之故，《東方雜誌》對於太平洋會議後日本朝野大肆宣傳“中日親善”，揚言將改善對華政策，嗤之以鼻。早在1914年初，新任日本總理大臣大隈重信就發表《東方平和論》等文，大談中日同文同種，“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幫助中國是日本的天職：“日本而滅中國，乃日本之大害。中國而仇視日本，亦中國之不利也。”“維護中國之安全，啟發中國之文明，以為維持東洋平和之基本。此日本之天職，欲棄而不能棄，欲奪而不能奪者也。”[4]但話音剛落，次年他就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足見其虛偽之至。為了平息中國不斷高漲的反日浪潮，同時也為了擺脫太平洋會議後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以便在“保全中國”的名義下與西方列強抗衡，保持自己在華的優勢地位，寺內正毅以後的日本繼續渲染“中日親善”。但今非昔比，中國人已不願上當了。張梓生在《日本改變對華態度的觀察》一文中說：“向來日本方麵所講的中日親善，我們早已聞命，現在沒有重複討論的價值了。”“‘大隈式’的親善政策，政客們口是心非的親善議論，我看了不但不能領受他們的善意，反覺得中日兩國間的鴻溝，因此愈劃愈深，中日親善之道路，因此愈走愈遠。”[5]因為，這無非是日本外交政治上宣傳的一種需要罷了。溥賢的見解更加尖銳，他指出：“日本對華，始終以擾亂中國為唯一政策。中國‘亂’而後日本始有機可乘，始有辭可藉。中國愈亂，日本愈利。彼當局政客日言希望中國日臻治理，皆自欺欺人之辭耳。讀者不見日本在華之行動乎？複辟黨也、帝製黨也、直派也、皖派也、安福部也、政學會也、張派也、北方政府也、南方政府也，有一不受日本直接的間接的教唆挑撥者乎？最近二十年來之政變，謂之日本在華之活動史，亦非過言。”“日本所設之陷井，中國人無一不蹈之，一蹈再蹈，而不知覺悟，亦可悲也。”[6]其言沉痛，良有已也。1929年日本外交界要人小村俊三郎在東京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散發所著文章《日支不侵犯條約締結論》，鼓吹為緩和兩國國民對立情緒，“約定日本不侵害中國獨立主權，中國也不要妄用不法手段侵害日本之條約權”。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本身就是侵害後者主權的產物，既堅持“日本之條約權”，所謂“日本不侵害中國獨立主權”又何從談起！這顯然是顛倒是非的強盜邏輯。《東方雜誌》在轉載此文時加的記者按，力斥其謬，可謂義正詞嚴：要中國承認中日現行條約以保障日本的固有權利，“那豈非舉國所不承認的二十一條以及數種不合法的鐵路草約，也要加以承認嗎？以這樣重大的犧牲來換取空洞的日方尊重我國主權的虛名，恐怕國人雖愚，也絕對不能加以承認吧！”[7]
需要指出的是，在渲染“中日親善”的同時，日本國內鼓吹“大亞細亞主義”或叫“亞細亞主義”的聲浪，也甚囂塵上。日本的所謂“亞細亞主義”，原為19世紀70年代末形成的民間思潮，它強調亞洲各國是命運共同體，應平等聯合共同對抗西方的壓迫，不無積極的意義。但是，“甲午戰爭是近代日本亞細亞主義‘質變’的開始”，它日益成為了為日本政府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服務的工具，蛻化成了“大亞細亞主義”，即“大日本主義”。[8]1924年10月，日本有影響的刊物《日本及日本人》雜誌出版增刊《大亞細亞主義》，集中發表了共50篇文章，雖具體的觀點各異，但其主要傾向就是鼓吹擴張主義。如蕨橿堂的文章題目就公然標明：《大亞細亞主義等於大日本主義》。[9]由於“大亞細亞主義”表麵上主張亞洲各國共同反抗歐洲的帝國主義，故有一定的迷惑性。例如，中穀武世寫道：“今日的中日相爭——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家以今日這樣的心意和態度對付日本，以煽揚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敵愾心為能事，這實在是給歐美帝國主義以可乘的絕好機會和便利。已漸漸退去的歐洲帝國主義將重新恢複它的勢力，而策劃在東方再建霸權罷。……（中國人）關於這種危險，非深深地加以考慮不可。”[10]正因為如此，李大釗曾多次著文指出，日本所謂的“大亞細亞主義”，無非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和“並吞中國主義的隱語”。[11]《東方雜誌》對此的批判，用力尤多。高元在《咄咄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德富蘇峰與浮田和民諸人對於“亞細亞主義”的具體說法容有不同，但他們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張目卻是共同的。“我們知道亞細亞孟祿主義——新亞細亞主義，——是要把日本做個東亞的主人翁，別個國家都是它的奴隸。等到它搖身一變，它還要做個向外邊搶的主義”。“所以新亞細亞主義，簡直是‘日本人的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的種子。有發生大危險的可能性。老實說一句，新亞細亞主義就是‘大日本主義’的別名罷了”。[12]明燳更進了一步，他尖銳地指出：勞資階級的對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對立，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對立，20世紀種種矛盾正集中於亞洲。日本“亞細亞主義”倡言“種族之聯合與抗衡”，“可謂昧於世界潮流，思想陳腐”，無非“完全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來說話”。中國、朝鮮等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不通過武力反抗是不可能獲得解放的。列強正集注於中亞角逐，太平洋問題有可能釀成二次世界大戰。有識之士絕不能成為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的應聲蟲：“當此風雨狂暴的前夜，我們東方的被壓迫的民族，應該聯合起來，積極奮鬥，將來方可在世界潮流的洪濤中救出自己而不至於淪喪。我們身為智識階級的人，就使不負起喚醒正在沉夢中的被壓迫民族及弱小民族的責任，也萬沒有反過來粉飾太平的道理。”[13]
20世紀初，列強對華侵略的手法多有改變，由**裸的武力征服變為以經濟掠奪為主，借以控製中國的政治經濟命脈。但是，感覺到的東西不一定能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容易感覺到它（毛澤東語）。如前所述，在未走出緣日俄戰爭產生的“醉心日本”的誤區之前，《東方雜誌》對日本在華的經濟掠奪，多熟視無睹，故甚少有專文揭露者；1915年後既廓清了“中日親善”、“大亞細亞主義”等等迷霧，其目光自然變得尖銳了起來。這表現有二：一是注意利用日本朝野自身狂妄的擴張言論，助益國人洞察其奸。例如，它曾譯載日本《太陽雜誌》文：《日人之開發中國富源論》，其中公然這樣寫道：“中國之富源，亦世界之富源也。”中國既無力開發，隻能借助外人，中國官民若不明此理，“自閉其寶庫，則各國為文明進步之故，當強製執行”。日本既缺乏煤鐵等工業原料，糧食也不夠，“中國乃其最大之供給地”，它向中國提出“特別之要求”，自是理有固然。[14]這種恬不知恥的強盜邏輯，當令國人驚心。二是通過具體事實揭露日本在華尤其是在東三省進行的大肆掠奪。1926年馬寅初的《中日現行通商航海條約之研究》一文指出：現有在華日僑約25萬多人，北部以南滿為中心，侵入東蒙；南部以上海為中心，蔓延於長江一帶。他們有往來居住通商工作之權，且享受最惠國待遇。以中國每年每人送金額約150元計，則我輸入於日本，除入超一億數千萬元、借款利息一千五百萬元、投資盈餘一二億元、留學生費三百萬元之外，又須增加四千萬元左右之送金額。換言之，我四萬萬人，每年每人對日本應負擔一元左右之稅金。“其數目之巨，真令人毛骨聳然，聞而卻走”。反之，日本對我僑民卻施以種種惡行，包括我小行商非隨身帶百元以上者不準上岸。故此不平等條約倘不改訂，“將何以平吾民之憤耶”！[15]陳世鴻的長文《我國煤鐵礦與日本國防及工業之關係》，對所有與日相關的中國煤鐵礦，按地點、因緣性質、品質、產量四個方麵，分別作了具體的考察與統計。他指出，日本每年由中國進口的煤，占其進口總量的一半以上；而鐵礦石“幾全仰給於我國”。推原其故，端在價廉、運便、質優。但問題在於，日本正是利用這些煤鐵原料加強它的國防工業，然後反過來，又藉此不斷加強對中國的侵略。“是今日與敵以煤鐵，又何異乎遺敵以堅甲利兵，而資寇糧也耶？甚矣！以我國之煤鐵，製之成器，轉而威脅我，侵略我，恃強要挾，無所不至，我非至愚，安忍袖手坐視，任人臠割乎？”[16]如果說，上述二人所論還僅是限於通商條約及煤鐵單項的情狀；那麽，何維華因在東三省旅行有感，撰成的《日本南滿鐵道公司經營東省之現狀》一文，通過對南滿鐵道公司的考察，則是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在整個東三省的野蠻掠奪。他說：日俄戰爭後成立的南滿鐵道公司利用歐戰的有利機會並借助“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迅速擴張。從業人員多達近4萬人，經營涉及鐵道、港口、礦山、製鐵業、電氣煤氣業以及地方事業六大項。其中的兩大鐵道及其支線形成了龐大的路網，經此東省富源不斷外溢，而日貨則日增。港口內分大連、營口、安東、上海等埠，以大連為中心。航線分大連——上海；大連——香港，前者為運送旅客百貨之樞紐，後者則為運輸撫順煤炭專用。地方事業包括土地房屋、市街經營、教育、衛生設施、試驗場及研究所五大方麵。文章附有所營各業每年總收支及並年純收入統計表。據作者統計，1907年純利為200餘萬元，1926年則增至約350萬元。作者進而寫道：南滿鐵道公司名為公司，實則負有日本政府的使命，其目的“不僅為經濟侵略，開發產業，構成他們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同時具有強占東省之野心，作他們人口問題之解決。年來移植，源源而來者，年必數萬計。直等東省如朝鮮，而該國內滿鮮並稱，更無憚諱”。他最後強調說：“願國人速起認清帝國主義者築成要素之所在，去努力做打倒帝國主義——日本的工作。今草此篇，就是證實日本帝國主義築成要素之所在，為在‘打倒帝國主義’聲浪中一個參考。”[17]
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日本發生金融危機，國內矛盾日益尖銳。與此同時，中國革命運動蓬勃發展，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順利北進，危及日本在山東尤其是滿洲的利益。在此情況下，陸軍大將田中義一於1927年4月20日組閣上台，並開始加快推進侵華政策，於是年6月召開“東方會議”，確定了具體的侵略步驟。次年5、6月間，為阻止北伐軍前進並為最終占領滿洲做準備，先後出兵山東，製造了濟南慘案；炸死張作霖，製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軍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如箭之在弦，一觸即發。與此相應，《東方雜誌》對日本的觀察也超越了前期對其侵略野心的“辨析”，而躍進到了對其直接發動侵略戰爭的危險不斷發出預警，並大聲疾呼了。
1927年4月25日即田中內閣上台後僅五天，《東方雜誌》就已開始提醒國人說：“日本新政府，卻又處處不忘侵掠主義的舊夢，這於東亞時局的將來，關係要算很重大咧。”[18]7月7日“東方會議”剛結束，10日化魯即在《日本的東方政策》中指出：自田中上台，“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的對華外交，要有一個急遽變化了，要傾向於頑強化了。果然，田中就職以後，就竭力想從對華政策中，一顯身手，於是第一件事就是決定了出兵山東，第二件事是如今東方會議，以解決對華問題”。其對外發表的所謂八條綱領，無非包藏禍心，“我們應該格外的加以注目呢”！[19]武育幹是常駐日本的記者，他及時和連續發回的一係列重要文章，最能代表雜誌高度警惕的目光。他的《萬目睽睽的日本對華新政策》，針對“東方會議”，就曾一針見血揭穿了日本的侵略陰謀：日本何以如此急切？原因有二：一是“臨時的動機”，要趕在國民革命軍到來前解決懸案，實現其占領滿蒙的目的；二是“百年的大計”，就是它的“大陸政策”——占據富饒的滿蒙為侵略基地。[20]迨濟南慘案發生，武育幹更是尖銳地預言，這是日本武力侵華的前奏。他在《日本對華急進與滿蒙問題的歸趨》一文中，對此有精辟的分析，入木三分：“濟南慘案隻是決要重燃的東亞一種重大問題的開始：這便是‘滿蒙問題總解決’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日本而言，便是直截了當要“並吞滿蒙”。這種計劃並不自今始，但它現在卻硬要貫徹執行。“因為硬要貫徹這種計劃的緣故，所以非借武力不可。這次出兵山東，強占濟南青島，便算它的武力政策的第一步已大功告成了。近來各方消息，隨處都有可看出它正實施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政策”。武育幹進而指出了人們需要密切關注的事態發展的蛛絲馬跡：其一，日本正向奉天集結軍隊，並以“維持治安，保護僑民”為借口，“掩飾它出兵東三省的陰謀”；其二，日本製造皇姑屯事件，同時正扶植廢帝溥儀，將之由天津轉移到大連，“以便推他作滿洲的皇帝。名義上說是扶助滿洲獨立運動，實際上是假借這個虛君製度，以便夷‘滿洲王國’為日本領土”。這無非是其吞並朝鮮的故技重演；其三，日本大造東三省獨立的輿論，諸如“擁宣統複辟”、“請遺臣擬擁恭親王為滿蒙君王”，以及“滿蒙非中國領土”說，等等，謠言四起。他強調，“蛛絲馬跡，在在足與上說相印證”，“不能不疑於日本的陰謀鬼計，刻下正在分途進行咧”！現在日本人需要的隻是一個借口，“擾亂倘一發生，它便有所借口來派兵‘維持治安’了”。果然，日本人正在奉天製造所謂“炸彈事件”、“日僑恐慌”等等的緊張空氣，“日本人的陰謀已圖窮而匕首現了”。武育幹最後大聲疾呼，日本方針已定，中國人民武裝抗日已不可避免：“中國方麵為圖國民革命成功，為圖國際地位之改善，也終非出於對日用武力不可。這隻是遲早的問題，但我們要怎樣的著手準備，以便傾全力以圖‘滿蒙問題的總解決’呀！”[21]不到三年，日本果然挑起了“九一八”事件，進而占領東三省，繼而發動全麵的侵華戰爭。由此不難看出，《東方雜誌》的上述預警和呼籲未雨綢繆，表現了多麽可貴的預見性和尖銳性。
1932年商務印書館在“一·二八”事變中遭日軍炸毀，但《東方雜誌》堅持出版。其第29卷4號發表主編胡愈之的文章《本刊的新生》，宣告本刊在戰火中獲得“新生”，將以“拿槍杆子的精神”拿筆杆子，投入抗日救國的鬥爭：“我們將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國智識者的新生。”[22]這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它標明，經曆了近30年的觀察與思考，《東方雜誌》不僅洞悉了日本的侵華野心，而且決心從此以全新的姿態，投入全民抗戰的偉大洪流。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東方雜誌》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但這並不影響它在申明大義的同時，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於日本民族始終持理性的態度。
[1] 何海鳴：《太平洋會議保僑案提出之旨趣與華僑之覺醒》，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921-10-20。
[2] 武堉幹：《太平洋會議與中國》，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921-10-20。
[3] 武堉幹：《太平洋會議與中國》，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6頁。
[4] 章錫琛譯：《日本大隈伯爵之東方平和論》，載《東方雜誌》，第10卷第12號，1914-06-01。
[5] 梓生：《日本改變對華態度的觀察》，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6號，1922-03-25。
[6] 溥賢：《日英續盟與中國之命運》，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2號，1921-06-25。
[7] 《中日締結不侵犯條約論·記者按》，載《東方雜誌》，第26卷第21號，1929-11-10。
[8]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1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9] 同上書，27頁。
[10] ［日］中穀武世：《亞細亞聯合果不可能乎？》，載《東方雜誌》，第28卷第15號，1931-08-10。
[11] 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見《李大釗文集》（上），609頁。
[12] 高元：《咄咄亞細亞主義》，載《東方雜誌》，第16卷第5號，1919-05-15。
[13] 明炤：《亞洲聯邦問題》，載《東方雜誌》，第28卷第15號，1931-08-10。
[14] 高勞譯：《日人之開發中國富源論》，載《東方雜誌》，第12卷第6號，1915-06-01。
[15] 馬寅初：《中日現行通商航海條約之研究》，載《東方雜誌》，第23卷第23號，1926-12-10。
[16] 陳世鴻：《我國煤鐵礦與日本國防及工業之關係》，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19號，1922-10-10。
[17] 何維華：《日本南滿鐵道公司經營東省之現狀》，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20號，1927-10-25。
[18] 育幹：《日本之內閣更迭》，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8號，1927-04-25。
[19] 化魯：《日本的東方政策》，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13號，1927-07-10。
[20] 武堉幹：《萬目睽睽的日本對華新政策》，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17號，1927-09-10。
[21] 育幹：《日本對華急進與滿蒙問題的歸趨》，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11號，1928-06-10。
[22] 愈之：《本刊的新生》，載《東方雜誌》，第29卷第4號，193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