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雜誌》追根溯源，十分清醒地將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最終歸結於其國內軍國主義的政治體製。這就為自己的日本觀得以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保持高度的理性精神，在認識論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耐人尋味的是，正是在日本田中內閣上台前後，《東方雜誌》開始強調必須高度重視研究現代的日本政治。1927年4月本刊發表周鯁生的文章《現代日本的政治》，指出：近年來國人對於外國政治的研究表現出了不少的興趣，但多集注於歐美，卻忽略了近鄰日本，以至於其關注程度甚至還不及戊戌維新時期。這從一方麵看，固然是一種進步，因為它畢竟反映了我們已越過了“間接輸入的時期”，可以徑直研究西洋近代的政治思想與製度；但從另一方麵看，卻不免退步，“因為我們把一個實在和我國最有關係的近鄰的政治事情，應當特別注意的，反而看過了”。文章特別強調，不能因為日本是“敵國”，便掉以輕心：“一個外國，不能因為她是我們的敵國，而可以不去研究她的事情。反之，研究這國的政治，便是了解她的國情和政策最重要的一步。我們感覺得日本侵略中國，壓迫中國很久，我們是不是應當去考究日本這種侵略政策的原動力，探求她那主持這些政策的中心權力呢？有的人也許因為根本的輕視日本而不屑注意她的政治事情，那便是一種盲目的不管事主義了。”[1]此後，發表的相關文章明顯增多。
可以說，所有這些文章的結論都是一致的：日本軍國主義植根於日本的現代政治結構之中。它們都指出，“日本名為立憲，但去近世民主政治、國民政府的本義甚遠”。就其帝國憲法而言，“這是德意誌的帝王神權說與日本所謂萬世一係的皇位觀念的混合品；這是把近世立憲政治，樹立在中世紀封建製度的遺跡上的”。因之，其政治體製體現了產業金融資本與封建勢力的二元結合，國家真正的政治權力不在內閣，也不在天皇，而操縱在代表二者利益的包括藩閥與元老在內的軍閥手中，表現出了強烈的軍國主義取向。周鯁生說，在這種體製下，“當然維持一種專製的軍國主義。對外發展，擴張軍備，是為軍人的利益，因為如此可以增加軍人的勢力及位置。於是藩閥政府根本是主張軍國主義侵略政策的”。[2]黃季陸則指出，日本的政治權力既掌握在軍閥手中，其內閣的更迭便隻是走馬燈般換人的把戲而已，“並不是表示日本國家政策的變更”，“於軍閥的政策是無所動搖的”。明白這一點是重要的，不然，應對日本，視其內閣更迭為樞紐，“那便是太錯誤了”。“田中一個人算不得是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中心，打倒了他，而不能以一種力量來變更日本的政情，便是隔靴搔癢，搔不到癢處的”。[3]這些觀點即便在當今看來，也無疑是正確的。日本著名曆史學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一書中就曾指出，其時的日本政治體製是體現了“天皇製與資本家、地主階級的同盟”。他說：“日本資本主義是在專製天皇製的培育下，同半封建式的寄生地主製相結合而成長起來的。因此，雖說資本主義已經確立，但資本家階級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來取代天皇製而掌握國家政權。”盡管如此，它的勢力畢竟發展起來了，“其結果，不隻是資本家階級依賴天皇製，而且天皇製也不得不依賴他們了”。[4]
但是，人們的觀察並未止於此，而是進一步指出了日本現有的政治體製尚有更加可怖的一麵，即它導引並強化了朝野上下崇拜軍國主義與強權的非理性主義的嚴重傾向：其一，日本政黨已異化為強權的附庸。“故今日在所謂封建勢力與資產政黨之間，表麵上雖還是各個對立，實質上則已為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之環緊密地係在一起了”。它們同樣“信奉國家主義，高唱軍國主義”。[5]對於日本侵華政策，各政黨的主張隻有程度差異，“而不是根本的不同”。故有人強調說：“所謂聯合日本在野各黨打倒田中對華侵略政策的空想，簡直是癡人說夢。”[6]政黨成為強權的附庸，議會隻是擺設，這裏所謂日本政黨政治的異化，美國學者安德魯·戈登則稱之為“帝國民主主義”：政黨與權貴“交換經濟利益，政治上則官官相護。在思想上，他們的意識形態基本上相同，亦即接受一定程度的民主參與，但前提必須是支持天皇製度及大日本帝國”。[7]其二，軍國主義“綁架”了日本國民。有文章說，“日本的軍閥是侵略主義的火車頭，把大多數的車輛般的日本人民拖起往前跑”，無論今天的日本人民並無權力，即便將來有了足以左右政治的權力，“也恐怕在這樣一種國家組織之下，也免不掉仍是要向中國進攻嗬”！[8]這可以說是軍國主義“綁架”了日本的國民；但這又非全然是被動的，因為恰是日本民族性上弱點的存在本身為此提供了可能性。人們指出，日人最大弱點是“彼族的侵略性”，從曆史上看，即具有“誇大性等的遺傳”。其古代神話中有“天孫降臨”的敕言，就反映了“惟我獨尊”與恃強淩弱、“殘酷好殺”的根性。也惟其如此，“日本民族有好欺善鄰的天性”。曆史上豐臣秀吉先後侵犯朝鮮與中國，其《答朝鮮王書》“把他那種妄自尊大，驕傲無禮，野心勃勃的怪性，活映在紙上”。20世紀以來，西人也多批評日人“傲慢無禮而複仇念強”，“神秘而深藏”，“偏狹而善疑”，[9]足見並非偶然。日本民族性上的此種弱點與軍國主義有相通之處，所以易於一拍即合，從而形成民族的瘋狂。周鯁生因之寫道：日本“國民方麵因為曆史的傳習及事實的經驗，漸養成一種崇拜官權，篤信軍國主義的心理”。經中日、日俄戰爭的勝利，既增加了軍人政府的威信，“於是一般人民也安於這種專製的政治，甚而因為崇拜軍閥主權、崇拜強權、抱持狹隘的國家主義之故，愈益篤信強有力政府說，寧願擁戴藩閥官僚政府，而不信議院政治、民主製度。這種國民心理，又實為日本民治進步之一個阻力”。“那種政治及於國民精神上之弊害殊大，有以減殺國民之自治能力，久之可以使國民在政治上墮落下去，則確是不可否認之事”。[10]上述人們對於日本民族弱點的批評是否準確，可不置論；但是，他們強調日本瘋狂的軍國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性上弱點的存在，則不僅是平心之論，而且是十分深刻的。
《東方雜誌》上述認識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事實上是將日本的軍閥政府即統治階級與廣大的日本人民作了必要的切割（盡管也指出了日本民族性上存在的弱點）；緣是，其日本觀邏輯的發展便是，不僅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視野也大為拓展了，即不僅僅局限於揭露與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同時還自覺地體察和關注中日兩國人民間終究割不斷的情誼的存在，及其共同的理想。
所以，《東方雜誌》不讚成簡單否定日本民族。它著力揭露了日本政治體製的種種弊端，但同時也強調，“日本國民並不是一種墮落的民族，他們急公好義的精神不在任何他國民之下”。其政治的黑暗，“似乎不能全歸咎於日本人道德之弱點，而隻說是大半係政治製度的效果”。[11]“簡單說完全是惡教育——軍國主義教育的結果”。[12]不僅如此，人們強調日本民族能在短短的30多年時間裏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定然有自己的優點。日俄戰爭後，本刊所以與國人一樣“醉心日本”，重要一點，也是欽佩其勇於變革與創造的精神：“嗚呼，吾黨之欽羨無極於日本三十年之維新史者宜矣。”[13]所以有人比較中日的成敗興衰，將原因歸結為五：“日本人愛國，而中國人不愛國”；“日本尚武，而中國不尚武”；“日本善變，而中國不善變”；“日本得人，而中國不得人”；“日本務遠，而中國不務遠”。[14]所言固未必精當，但其欽佩對方和勇於自省，卻是顯而易見的。1923年東京大地震，記者發回的報道，對於日本民族麵對突發的大災難，依然保持冷靜、堅韌與井然有序，深表欽佩，也同樣說明了這一點。[15]特別要提到的是，人們雖指出了日本民族的弱點，但並不相信它一成不變，故誠心誠意勸說日本民族需正視並努力改變自己的弱點。其誠懇的程度，實到了言之諄諄，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地步：“日本人不是沒有優點，如勤勉好美等等，都是很特出的。如果能把彼不好的部分，如傳統的誇大傲慢和殘忍好殺等——尤其是迷信神話一事——根本除去，盡量發揮天才，則定為世界上的上好民族。關於地小民眾，那都不成問題，因為世界上，絕沒有一個平和的民族，是為著糧食不足而滅亡的。”[16]
中國人的此種善意與厚道，在對待東京大地震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時中國政府與人民迅速為日本災區發起了募捐，中華學藝社、中華教育團等民間團體還派出慰問團到日本調查災情，時間長達一個多月。《東方雜誌》為此配發了許多報道與評論，一方麵對日本人民表示慰問，同時強調這也是世界的不幸，對國人的募捐活動表示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刊希望借助天災中的人類之愛，以進一步喚醒中日兩國人民間的友誼與理性精神，用心十分良苦。災後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感情確實很好，“在日本人心裏，初時都以為中國人排日到這麽激烈，對於日災一定要落井投石，沒想到中國人不但不落井投石，還如此熱心來救濟他”。[17]所以許多報刊都紛紛報道此事，《朝日新聞》且刊長篇社論《感謝善鄰之同情》。林騤在《日災的觀察》中說：“君子施恩不望報，中國人因為救濟日災，將來會收甚麽結果，我很不願意推測。我隻說一句：中國人此次的行動，完全得當，因為救濟恤鄰，是人類愛的一種表現。人類能夠進步完全是由於這種的美德。但在中國人能夠發揮出來，由中國的民族進化上看去，的確是很好的一樁事來。雖使物質上不能夠有十分的援助，隻要精神上能夠如是，已足把中華民族寬仁大量的特性表現無餘了。”但是，就在此次地震中，日本青年自警團卻趁機殺害了大批無辜的華人與韓人。所以，林騤接著評論說，“中日今後的關係能改善與否一層，我敢斷言，其責任完全在於日本”。“日本人這種殘忍心若是一天不改，日本將來不獨不能成一等國，還要因此亡國呢！”[18]堅瓠的《日本地震雜感》一文，為本刊第20卷第15號的首篇文章，相當於社論。他在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願望。他認為，近代以來日本侵華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害以及造成了兩國間的對立，無須諱言。對於中國人來說，應自處的是“第一須知國際間的不平等，隻是兼弱攻昧的自然作用，決不能歸怨於任何一國。第二，須知中日兩國實有共處之必要，我們應該以患難之交，抵禦方興未艾的經濟侵略。那些幸災樂禍或得過且過的下劣心理，是我們所絕對不應有的”。他強調日本侵華是其“資本製度的自然結果”，不應歸罪於日本民族；兩國人民當以此次共同抗災為契機，共同反對軍國主義。同時，他複強調“資本製度之本身，未必能維持久長的生命”，日本社會近年來一直處於動**之中，維新的成果在地震中更幾乎全被毀掉，日本人民在重建中當有所反省，“此種重建若有助於世界和平與中日友誼，對日本也是有利的”。[19]國人如此以德報怨，如此為兩國和平大局而苦口婆心，這在國際關係中實不多見。
盡管其時日本“知識分子及民間的主流聲音是擁護大日本帝國”，但是“當時確實有一股反對軍方的氣氛”，[20]一般民眾中仍存反對軍國主義的呼聲。《東方雜誌》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故能自覺去體察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善意，並及時積極地加以宣傳。有文指出，必須注意“日本國民之對華態度，今非昔比”，受軍國主義流毒深的人固然仍持舊的態度，但一般民眾與輿論界對於中國強烈要求廢除“二十一條”，頗表同情。對此，“吾人固不能一概指為別有作用而加以忽視也”。[21]這就是強調，軍國主義雖籠罩日本，但不能將日本社會視為鐵板一塊，從而忽略了日本民眾親善的一麵。正是依此思路，《東方雜誌》重視報道日本民間的友好言行。1925年初本刊曾報道為支持青島日紗廠工人罷工，日本勞動總同盟匯款五千元接濟罷工工人。記者接著評論說，日本工人既然都伸出援手，日方老板所謂罷工係華人仇日心理所致，豈能成立？[22]它還刊登了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吉野造作致北京大學某教授表示支持五四青年運動的信，其中說：“侵略主義的日本，不獨為貴國（指中國）青年所排斥，抑亦為吾儕所反對也。侵略的日本，行將瓦解，未來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與貴國青年提攜，此仆所確信不疑者也。”[23]如果說，這是日人直接表達了對中國的善意；那麽，下麵兩位對軍國主義的批判，則是反映了更加令人快慰的日本民眾的深刻覺醒。池田一郎在《今日之滿洲問題》文中說：“帝國主義者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這是因為日本為著維持帝國主義的生存，半殖民的滿洲是她一天都不能缺少的資料地的緣故。”“沒有滿洲的煤鐵，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存在。在這種經濟的重要性外，日本支配著滿洲，可以完成一種防止革命勢力從蘇聯侵入朝鮮的作用”。所以，日本政府所謂“滿洲懸案”，指的就是“第一是滿洲殖民地化的問題，第二是進攻蘇聯的問題”。[24]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早稻田大學教授大山鬱夫的《就國法學上論太平洋會議》，對於日本軍閥的批判，同樣入木三分。他說：“日本軍閥沒有一個人不說美國抱如何侵略的野心，他們自己又何獨不然。現在極東方麵，中國仿佛是被征服者的寶庫，日美各國都是垂涎萬丈”。勞動者都是戰爭的受害者，日本對中俄的兩次戰爭，都是盜用國家的名義發動的。現在民眾開始覺悟了，原來戰爭雖然勝利了，“但是我們勞動者呢，每天像機器般的清早到晚，已得的工資仍舊連仰事俯蓄都不夠用。國家雖然富，也隻限於資本階級而已”。隻有勞動階級征服了征服者，即當權的統治者，民族間的衝突才能真正解決：“唯有勞動者的解決，方是真正的解決。”[25]不難看出，對日本民眾上述言行的報道與宣傳，不僅有助於國人更加冷靜全麵地看待日本民族，增進彼此的溝通與友誼，而且對於日本軍國主義也是一種有力的孤立與打擊。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國內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各地農民反抗運動與工人罷工不斷發生。尤其受俄國革命的影響，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國民爭取社會民主與進步的呼聲日高。這形成了對日本軍閥統治的有力挑戰，故其針對國民反抗與進步人士的野蠻鎮壓，也愈加嚴厲。《東方雜誌》對日本國內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感覺敏銳，都作了廣泛的報道，以下的文章題目已足見其一斑：《日本勞動界之覺醒》、《日本農民運動的趨勢》、《日本神戶造船廠之罷工事件》、《震駭日本全國之長野縣民大暴動》、《日本大興黨獄》、《日本空前大黨獄》、《日本青年的社會運動》、《日本各大學的思想和人物》、《日本的無產政黨樹立運動》、《日本無產政黨的再生及其將來》。對於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廣泛影響，本刊也給予了關注：“要之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實為最可觸目的現象。在每家書鋪子上陳列關於這類的書報，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有人說美國化的運動競技與馬克思主義平分了日本青年的天下，當也不是過言。”[26]但更值得重視的是，《東方雜誌》明確指出，日本國內社會的變動關乎中國民族的獨立運動，不容輕忽。1922年它有文評論日本農民運動的趨勢，說：“自從農民運動勃發以來，他們（指軍閥財閥——引者）就不能高枕無憂了”，因為過去農民青年常被騙去當兵，“為他們侵略土地，作封侯立銅像的工具”，“可是現在有點覺悟了，不但坐食的資本家軍閥們要根本動搖，就是準備萬世一係的一個帝王的古董，也有些靠不住了。這確是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情”。[27]1926年日本發生震動全國的長野縣民大暴動，《東方雜誌》也發表評論，指出：這是日本經濟衰敗引起各階級民眾生活困苦導致的結果。隨著列強在中國市場爭奪的進一步加劇，日本經濟將更加惡化，“因此愈使其國內革命的形勢迸發，或許在近幾年內，逼至不得已時，日美要相見於太平洋——日本國內到處造此空氣——我們想了，在這些將來必至的狀況下，中國民族獨立的機會，將要怎樣順利的來到呢？所以我們要注意日本——歐美各國也在內——國內的事件，尤其是要看破這次長野暴動是日本帝國主義身攖重症的表現”！[28]這顯然是更為明確地將日本國內的變動與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聯係了起來。人們盡可以批評作者不免過於樂觀，但從其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偷襲美國珍珠港等一係列事態的發展看，作者的目光顯然又不無獨到之處。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東方雜誌》對於實現中國民族獨立問題，除了促國人猛省，強調“必先息內爭”之外，[29]一再發出以下兩種呼聲，就不僅合乎邏輯，而且不失先見之明了：其一，希望中日兩國人民聯手阻遏日本軍國主義：“中日人民已經有了一致反對田中內閣出兵山東的形勢，所差的隻在未能切實聯合作積極運動的一層上。”“中國人民已準備盡所有能力，應對今後的事變，希望日本人民也能夠起來作積極表示，阻遏軍閥的荒謬行為，防止兩國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30]其二，希望與俄國攜手打倒日帝國主義：“我敢鄭重向世界疾呼，太平洋問題若無俄國的幫助，是不能解決的”。“為抵抗侵略起見，願意代表中國青年向俄國青年致敬，希望可以攜手去打倒東亞的侵略主義與和平之賊，更願與俄國永久攜手。俄國人民與政府注意！中國國民與政府注意！”[31]
20世紀最初30年，正是日本通過日俄戰爭最終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並加緊推行侵華政策，為全麵發動侵華戰爭作最後準備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東方雜誌》的日本觀，走出了最早因日俄戰爭而“醉心”日本的誤區，堅持全力揭露和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不僅反映了國人的民族自覺和愛國情懷，而且在申明大義中複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它正確地將後者的侵華政策歸結於日本現代的政治製度，而將日本民族與日本統治階級相區別，深切體察並宣傳日本人民的親善與堅信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發展，展現了高度自覺的理性精神。如果我們注意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變本加厲地發動了全麵瘋狂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難以計數的災難，而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與人民卻以德報怨，強調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並主動放棄了戰爭賠款；那麽便不難明白，其時《東方雜誌》的日本觀，就不僅是反映了國人的普遍觀感，而且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至今一以貫之的可貴的理性與寬容。同時，與此期的民族危機日亟相應，中國經曆了辛亥革命、護國戰爭、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等一係列事變，社會長期動**，正醞釀著深刻的變革。《東方雜誌》洞察日本的侵華野心並大聲疾呼未雨綢繆，不可謂不力；但它於中國社會變革與前者間的內在聯係的思考，卻顯得蒼白：“我故曰：欲救外交之勝利，必先息內爭，此實傷心之語。望國人勿視如秋風過耳，漠然無所動於衷也”；[32]“吾願國人自圖振作，速謀實力之培養，國防之充實，庶幾乎一切困難問題，俱迎刃而解矣”。[33]這顯然製約了其日本觀的進一步深化。但這無需苛求，因為這既是《東方雜誌》的局限，更可以看成其時孱弱的中國，為其帶來的無奈。毫無疑義，無論得失，《東方雜誌》的日本觀，對於今天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都不失借鑒的意義。
[1] 周鯁生：《現代日本的政治》，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7號，1927-04-10。
[2] 同上。
[3] 黃季陸：《日本對華侵略的背景》，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12號，1928-06-25。
[4] ［日］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宿久高等譯，孫連壁校，1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洪康：《現代日本政治之解剖》，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3號，1928-02-10。
[6] 黃季陸：《日本對華侵略的背景》，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12號，1928-06-25。
[7] ［美］安德魯·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210頁。
[8] 黃季陸：《日本對華侵略的背景》，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12號，1928-06-25。
[9] 謝晉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20號，1922-10-25。
[10] 周鯁生：《現代日本的政治》，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7號，1927-04-10。
[11] 周鯁生：《現代日本的政治》，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7號，1927-04-10。
[12] 林騤：《日災的觀察》，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21號，1923-11-10。
[13] 《讀日本外交史之感慨》，載《東方雜誌》，第3卷第1號，1906-02-18。
[14] 丁逢甲：《中日二國同在亞洲同為黃種又同時與歐美通商而強弱懸殊至此其故何歟？》，載《東方雜誌》，第2卷第4號，1905-05-28。
[15] 參見當時記者幼雄發回的報道《日本大地震》，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16號，1923-08-25。
[16] 謝晉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20號，1922-10-25。
[17] 林騤：《日災的觀察》，載《東方雜誌》，第20卷21號，1923-11-10。
[18] 同上。
[19] 堅瓠：《日本地震雜感》，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15號，1923-08-10。
[20] ［美］安德魯·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222頁。
[21] 張梓生：《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之解剖》，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4號，1923-02-25。
[22] 頌皋：《中日兩國之新交涉》，載《東方雜誌》，第22卷第12號，1925-06-25。
[23] ［日］吉野造作：《日人吉野造作之中國最近風潮觀》，載《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1919-07-15。
[24] ［日］池田一郎：《今日的滿州問題》，載《東方雜誌》，第29卷第2號，1932-01-16。
[25] ［日］大山鬱夫：《就國法學上論太平洋會議》，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921-10-20。
[26] 陶文：《日本最近的出版界》，載《東方雜誌》，第25卷第14號，1928-07-25。
[27] 吳覺農：《日本農民運動的趨勢》，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16號，1922-08-25。
[28] 孟博：《震駭日本全國之長野縣民大暴動》，載《東方雜誌》，第23卷第22號，1926-12-10。
[29] 朱經農：《廢止1915年中日條約及其附屬文件之研究》，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921-10-20。
[30] 張梓生：《日本出兵山東》，載《東方雜誌》，第24卷第12號，1927-06-25。
[31] 瞿世英：《太平洋問題與太平洋會議》，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921-10-20。
[32] 朱經農：《廢止1915年中日條約及其附屬文件之研究》，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18～19號，1921-10-20。
[33] 陳世鴻：《我國煤鐵礦與日本國防及工業之關係》，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19號，192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