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諸種能源品種中，石油占據著特別的優勢地位，這是由其開發的簡易程度和運輸的便捷程度決定的……對石油的開發正開始取代煤炭開發的地位，許多經濟學家確信，達成電氣時代之前的過渡時期將是一個石油時代。
黑色的石油對俄羅斯來說如同美酒，然而，酒喝多了人是會醉的……
始於諾貝爾家族的俄國石油工業
俄羅斯石油工業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晚期，最早在俄國建立石油工業的則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發明炸藥的諾貝爾兄弟。諾貝爾兄弟的父親叫伊曼紐爾·諾貝爾，是一個生活不怎麽富裕但卻有一肚子發明的瑞典人。
1837年，伊曼紐爾來到俄國發展自己的事業，當時沙皇為了應對英國的威脅，正在積極擴軍備戰。伊曼紐爾發明了一種新型水雷，並設法把它推薦給了沙皇。在克裏米亞戰爭中，沙俄軍隊正是通過伊曼紐爾發明的水雷，把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隊擋在了克列斯塔要塞之外。為此，伊曼紐爾得到了沙皇頒發的金製帝國勳章，諾貝爾家族從此算是徹底翻了身。
憑借皇室的賞識，伊曼紐爾在俄國的上層社會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脈。諾貝爾家族開始設立工廠，主要業務是船舶動力和機器製造。最後，步入晚年的伊曼紐爾選擇了落葉歸根——回到了瑞典。
老伊曼紐爾共有四個兒子，小兒子早夭並沒有太多記載，剩下的三個兒子分別是老大羅伯特（Robert）、老二路德維格（Ludwig）和老三艾爾弗雷德（Alfred）。他們兄弟三人從小跟著父親在俄國長大，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在老伊曼紐爾返回瑞典後，大兒子羅伯特在芬蘭的赫爾辛基經營煤化油工廠，老二路德維格在芬蘭搞軍工廠，而小兒子艾爾弗雷德，則正是黃色炸藥的發明者。
19世紀後期，諾貝爾三兄弟已經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混得風生水起，但這還隻是開始，不久之後，這個家族將因為一塊俄國的土地，最終成為可以左右整個歐洲局勢的豪族。這塊土地就是位於現在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巴庫。
在曆史上巴庫是波斯拜火教的聖地，因為這裏的地下會冒出“天火”——其實就是地下天然氣散發出來後出現了自燃。在公元9世紀，人們就在巴庫發現了石油，由於埋藏得非常淺，靠手工就可以挖到。當時人們主要是用石油來點燈，此外還有人認為把石油敷在身上可以治病。到16世紀的時候，巴庫的石油買賣有了一定的規模，人們把石油挖出來後裝入皮囊，用驢子運到中東賣給阿拉伯人。
1723年，圍繞著阿塞拜疆的歸屬，沙俄和當時的波斯帝國開始了長達近百年的爭奪戰。1813年，在打了整整90年之後，阿塞拜疆最終歸屬了沙俄。
沙俄得到阿塞拜疆的時候，石油對人類的價值還不明顯。俄國政府以四年為一期把巴庫的產油區分片承包給各國來的商人，以此賺些算不上很可觀的租金。
而到了1873年，沙俄政府的策略完全改變了。克裏米亞戰爭之後，俄國急需大量的資金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所以就模仿當時美國的機製，對當地的資源開采權進行拍賣，拍得者將獲得當地資源的勘探、開采權，有效期長達數十年。
當時巴庫已經打出了第一口高產油井。此時，隨著燃油發動機的出現，人們已經開始逐漸認識到石油的巨大價值——這東西不僅能拿來點燈，而且很可能會成為未來的一種新型燃料。[1]
也正是在1873年，路德維格的軍工廠接到俄國政府的一筆大訂單——45萬支步槍。那個時候生產步槍需要用到大量的胡桃木，於是路德維格就請哥哥羅伯特到俄國的高加索地區去采購所需的這批木材。羅伯特到高加索搜羅了半天，還是沒有湊到足夠的木頭，卻發現很多商人都在往阿塞拜疆的巴庫跑——大夥都在競拍當地的油田。羅伯特來不及和弟弟商量，果斷用身上帶的原本用於買木材的25000盧布，在巴庫購買了一座位於布萊克湯的煉油廠。一切辦妥後，羅伯特才回去說服了兩個兄弟。
1879年，諾貝爾三兄弟在俄羅斯注冊成立了第一家石油公司——諾貝爾兄弟石油公司。為了便於運輸，諾貝爾兄弟在俄國修建了第一條輸油管道。此外，1878年諾貝爾公司在瑞典定製了世界上第一條散裝油輪——索羅阿斯特號，用於裏海的石油運輸。
到了20世紀初期，油將代替煤成為新主要燃料，這已經是毋庸置疑的大趨勢。在這個大背景下，1906年，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諾貝爾家族在石油領域實現了聯手，這兩大家族又一道與英國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結成了歐洲石油同盟。對比跨越大西洋從美國或者墨西哥購買石油，從俄國進口石油的運輸距離顯然要短得多，而且巴庫地區開采的石油品質更好。這樣一來，原本由美國資本壟斷的歐洲石油市場，開始麵臨歐洲石油資本強有力的挑戰。[2]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標準石油公司一度想收購諾貝爾公司，但馬上遭到了對方的拒絕。標準的東家洛克菲勒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企圖以低價傾銷的方式衝垮歐洲石油集團，這場美歐之間的石油價格戰最終以兩敗俱傷的局麵宣告收場。最終，在1910年美歐兩方達成了市場分割協議，標準石油公司占有歐洲75%的市場份額，歐洲集團占20%，其餘5%留給其他的公司。這樣一來，諾貝爾家族在歐洲石油產業的地位算是完全穩固了下來，成了名副其實的石油大王。
可是好景不長，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宣布將把帝國主義在俄國境內的資產全部收歸國有。諾貝爾家族的成員因此全都跑到了英國，在那裏坐等局勢逆轉——由於企業主敲骨吸髓式的壓榨，在當時的歐洲，工人起義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而這些起義最終無一不是在資本家的武力鎮壓下以失敗告終，沙俄就是因為在歐洲地區四處鎮壓工人起義，一度獲得了“歐洲憲兵”的頭銜。因此，歐洲的資本集團在當時普遍認為十月革命不過是又一個“小插曲”而已。
十月革命勝利後，國外的幹涉軍很快就如期而至。[3]在這段時期，巴庫一度被英、法、土耳其的幹涉軍占領。出乎歐洲上流社會的預料，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列強的聯合幹涉下最終頑強地生存了下來。1920年4月，紅軍重新解放了巴庫，並且兌現了當初的承諾，將當地的石油工業收歸國有。由於諾貝爾公司的上層戰爭期間同外國幹涉軍裏應外合，很多高管在戰後以間諜罪被俄國政府逮捕[4]。
這時候諾貝爾家族們就麵臨一個問題：在俄國這麽多年的經營很可能全部賠掉，怎麽辦呢？最好的辦法是找人接盤。雖然對俄國的武裝幹涉以失敗告終，但當時歐、美的政界和商界依舊普遍認為，俄國的紅色政權是無法長期存在的，等到蘇維埃政府倒台，當初他們被沒收的資產照樣會被收回來——這種認識之下，工人運動在當時的歐洲此起彼伏也就不足為奇了。很快，諾貝爾兄弟找到了以前的老冤家，美國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在此之前，標準石油遭到了拆分，新澤西標準石油是拆分的產物之一），雙方很快就達成了協議。新澤西標準石油以1400萬美元的價格購得諾貝爾公司一半的股份，成為控股方。這就意味著，假如蘇維埃政權垮掉，美國人就將控製俄羅斯1/3的石油生產、40%的煉油能力和60%的國內石油市場，在工業時代，這就等於是控製了俄國的命脈——戰略產業假手於人就是這個下場，隻要價格合適，對方隨時可以把你的命脈當商品賣掉。
當然，出乎幾乎所有人的預料，在強敵環視的情況下，列寧帶著布爾什維克竟然挺過來了。這樣一來，美國人不但什麽都沒有得到，還白白的替諾貝爾家族分擔了至少一半的損失。到此還不算完，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建立之後，諾貝爾公司和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又拉著皇家荷蘭殼牌集團一道，組成聯合陣線，先後拉了十幾家國際資本集團近來，要求蘇聯政府對他們進行“賠償”。這一次攻勢很輕易地被蘇聯外交部門化解，諾貝爾家族又碰了一鼻子灰。
能源危機背後的機會
十月革命後，擺在列寧麵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燃料短缺。在1917～1922年時，新生的紅色政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派人四處收集一切可以作為燃料的東西——石油、煤炭、頁岩油、泥炭甚至是木材——恐怕誰也想不到一個已經進入工業時代的國家，木材在整個國家的燃料體係當中還是占有很大的比重。
和其他的工業國家一樣，俄國最初也是以煤炭作為主要能源，十月革命前，俄國在頓涅茨克、莫斯科州、烏拉爾地區和遠東地區已經開發了很多大型煤礦。在俄國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這些煤礦的地麵設施被白軍在敗退前徹底炸毀，許多礦井還被注了水，而且由於戰亂，很多礦井因長時間無人維護發生了坍塌。1913年沙俄一年的煤炭開采量是2920萬噸，到1922年戰爭基本結束，這一數字已經銳減至1120萬噸——隻有戰前的1/3強。
我們知道，人類的一切生產活動說白了都是能量的轉化，這其中必然要選一種能源作為基礎。在農耕時代，一切生產都是建立在人的體力加上少量水力、風力的基礎之上；而所謂的工業時代，從這個角度說最大的進步就是把基礎能源變成了礦物燃料。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能源對現代工業意味著什麽——沒有能源，我們周圍的一切活動幾乎都將停滯。
1917年後的俄國，麵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老電影《列寧在1918》裏講的主要問題就是戰爭時期的饑荒，當時百廢待興的俄國工業麵臨著崩潰的境地，蘇維埃政府在各個農業地區強行從富農的手中征糧，但這還遠遠不夠，你還得把糧食運到各大城市去，在電影裏有這麽一句台詞“運糧食的火車就要來了”——在當時，由於缺乏燃料，俄國常常連讓火車開起來的煤都湊不夠，糧食運輸因此成了一個大問題。當時列寧在各種會議上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務必能讓所有的火車都開得動。
除了煤炭產業外，當時俄國的石油工業也受到了極大破壞。前文提及了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英、法、土幹涉軍曾經一度占領了阿塞拜疆的巴庫，在這段時期油田設施因為無人維護加之故意破壞，也已經損失殆盡。更麻煩的是人力資源的缺乏，戰爭期間一部分石油工人被征召上了戰場，此外在被土耳其占領期間，大批亞美尼亞工人被迫逃離了巴庫，因為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民族仇恨由來已久，在奧斯曼帝國時代土耳其統治者就曾對亞美尼亞人展開過大屠殺。1913年巴庫共有石油工人3萬多，石油開采量可以達到1030萬噸，到1920年巴庫被重新解放時，隻剩下1萬多石油工人，石油開采量已經跌至不足390萬噸。
由戰亂導致的能源不足成了俄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但也給它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借戰後重建的時機來改變能源結構。
在20世紀初期，特別是“一戰”結束後，人們對現代工業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認識，石油將取代煤炭成為新的核心能源。對比煤炭，石油的優勢非常明顯：液態的燃料使得機械的設計變得大大簡化。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僅僅以煤炭為燃料，那麽你該如何設計飛機和汽車呢？（1885年德國工程師戈利伯·戴姆勒發明了第一台燃油發動機。）
在19世紀末，英國海軍的一組統計數據更能說明石油對比煤炭的優勢：燒煤的蒸汽機要達到最大轉速需要4～9個小時，而以汽油做燃料的內燃機隻需要5分鍾；同樣噸位的船，裝滿燃料煤需要500人工作5天時間，可是要加滿油，隻需要12人工作12個小時；要得到相同的動力，操作一台燃油發動機的工作量隻有燃煤發動機的1/3，而且以重量來計算，燃油的消耗量隻有煤炭的1/4。綜合計算之後，一支船隊如果以油為動力，一次補給之後的活動半徑是以煤為動力的船隊的4倍。
所以，“一戰”結束後各國開始了一場以石油為核心的軍事革命。當時，英國海軍40%的艦艇已經用油作燃料，此外英軍在戰爭期間共計裝備了10.5萬輛卡車和4千架飛機；法軍在1914年戰爭爆發前隻有卡車110輛、牽引車60輛、飛機132架，到1918年猛增至卡車7萬輛、飛機1.2萬架；在戰爭後期，美、英、法在西線戰場平均每天消耗石油12000桶。法國將軍福熙在1917年12月曾對總理克萊蒙梭說：“如果不能及時供給石油，我們的軍隊立即就會癱瘓，這將迫使我們不得不在對協約國不利的條件下媾和。”
對石油而言，“一戰”就像一支助推火箭，把它直接推到了能源的王座之上。“一戰”結束後，石油成了決定軍隊技術水平的根本要素，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存亡。軍工的發展，又進一步讓石油成了這個工業體係的王者。
戰爭是工業體係的破壞者，但如果發生在“恰當”的時候，也會是產業升級的最佳“協調者”。和平時代，技術更新換代往往麵臨舊產業已成型、尾大不掉的問題，而戰爭恰恰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直接的手段。對於當時的蘇聯而言，這一條同樣適用。布爾什維克黨高層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國內戰亂平息之後，俄國從1921年開始推進國家的戰後重建，即《全俄電氣化方案》，當時列寧反複強調石油在新工業體係下的重要性，他在聯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提到：
“在俄羅斯諸種能源品種中，石油占據著特別的優勢地位，這是由其開發的簡易程度和運輸的便捷程度決定的……對石油的開發正開始取代煤炭開發的地位，許多經濟學家確信，我們達成電氣時代之前的過渡時期將是一個石油時代。”
“煤、油”之爭背後的隱患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國政府製定的《全俄電氣化計劃》的能源開采規劃部分，石油隻占到10%～11%的比例，遠遠低於煤炭——這份計劃事實上就是未來俄國工業體係的遠景規劃，石油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和列寧此前的重視程度顯然不成比例，而且在以油代煤成為大趨勢的20世紀20年代，這樣的發展規劃早已嚴重脫離了時代。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不可思議的局麵，究其根源，其實完全是“人”的問題。
前蘇聯的經濟政策在各個曆史時期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源，內核都是一樣，即以國家行政力量來直接主導經濟的運行。相對於西方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這種模式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所謂市場調節，說白了就是一種“撞了南牆才回頭”的模式，這其中必然會造成社會動**和資源浪費，而在當時，蘇聯模式恰恰可以避免這個問題；在分配領域，蘇聯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基層勞動者的權益，這也是為什麽國際共運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一直對西方國家處於攻勢；而在發展規劃上，蘇聯模式更適於建立長遠規劃，因為主導經濟運行的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短期賬麵收益，很多潛力巨大但短期見不到的投資，都需要依靠這種模式來推動。
蘇聯這套經濟體製的缺陷和它的優勢一樣，同樣表現得異常明顯：在這套體製中，由官僚組成的行政力量在整個經濟體係中的地位就如基督教的上帝一樣——可以主宰一切。而對於“上帝”的錯誤，蘇式體製的容錯率是非常低的。也可以這麽說，蘇聯經濟體製最大的問題不在體製本身，而在於“人”。人有信仰，有道德，但同樣有利益、有私欲……
蘇共是一支非常純粹的工人政黨，而在俄國的工人構成中，權重排第一位的是鋼鐵工人，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煤炭工人——以蒸汽機為標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核心就是煤和鐵，自然這兩個領域的從業者數量是最多的。
當“權利”和“權力”糾纏在一起後，很多事情就不再是應該不應該那麽簡單了。蘇共高層在當時必須麵對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發展石油產業必然會壓縮煤炭產業，這會影響到煤炭行業從業者的利益——1923年蘇維埃政權最動**的時候，各行各業中罷工次數最多的就是煤炭工人，當年一年罷工達155次，共計77189人次參加。有句話叫“愛哭的孩子有奶吃”，這句話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是適用的。
此外，很多蘇共官員也都是來自革命時期的煤炭工人領袖——既然煤炭工人數量第二，按比例算出身於此的官員數量自然也不會少，領袖都出身於煤炭行業，其地位也就排在了石油前麵；當時如果煤炭行業的權重下降，就意味著會有一批領導幹部及其身邊親信的實際權力可能因此削弱。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高層最終選擇了把出身於煤炭行業的斯達漢諾夫樹立為當時工業建設的偶像；而同樣的道理，中國在工業大發展時期，樹立的典範則是石油鐵人王進喜。
與煤炭行業相比，當時蘇聯的石油產業工人數量要少得多，除規模不對等的問題外，石油開采原本也不需要那麽多人。在蘇聯石油開采的成本通常隻有煤炭的1/4，而且他們工作的油田都分布在遠離莫斯科的高加索地區，因此對蘇共高層的影響力顯然要小得多。在這種局麵下，即便是列寧和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出妥協——通常人們對於政治會有一個錯覺，那就是認為政治強人是無所不能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隻是能掌握更多的主導權，但絕非全部。
在這種重煤輕油的政治利益格局下，蘇聯政府曾做出了一些在外人看來非常不可思議的決策：1930年蘇聯計劃經濟委員會曾經做出一個決策，要大力發展煤化油產業，最終的目標是50%的液態燃料從煤炭中獲得——煤化油技術來自19世紀初的德國，由於德國本土沒有石油分布，所以以此來作為替代手段。對於蘊藏有大量石油的蘇聯而言，這顯然是多此一舉。更荒唐的是，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德國本土生產煤化油的成本是從墨西哥購買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戰時物資極端匱乏的環境下，否則這個技術很難在生產領域大規模推廣。
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成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加快了工業化進程，新的發展規劃被製定了出來。和列寧一樣，斯大林對未來的能源格局有著清醒的認識。1927年蘇共十五會議期間，雖然這次會議的核心內容是要進行農業集體化，但斯大林在會議中還是特別強調：“誰在石油工業中擁有優勢，誰就在未來的戰爭中占據主動。”但是，以油代煤依舊進展緩慢——即便是斯大林，也無法杜絕蘇共幹部的官僚主義。[5]
逆向行駛的蘇聯工業
一方麵，蘇聯的石油工業一如既往地受到煤炭業在政治上的擠壓；另一方麵，石油工業自身也同樣存在“人”的問題。
在當時，各個行業普遍存在浮誇的現象，因為一組好看的紙麵數字，對主管官員而言意味著更多的政治資本以及更好的升職前景；而對部門來講，則意味著更多的資源傾斜。這些虛誇的指標最後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當時他們通常的應對方式是在部門裏找一個大夥都看著不順眼被排擠的人，把他定性為“破壞分子”，把所有責任都歸結到這個人身上。於是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出現一批“破壞分子”。在大清洗時期，這些人麵臨的將是被流放，甚至是被處決。在這股風潮中，石油工業領域同樣不能免俗，這使得蘇聯的石油工業在這段時期損失了大量的技術人員和工程師——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沒有太多話語權。
“人”的問題對石油工業的衝擊遠不止於此。當時蘇聯真正成熟的采油區主要是巴庫和格魯茲尼兩個油田。官員們為了把自己虛報上去的數字盡可能填充起來，對這兩處油田進行掠奪式的開采——在最短的時間內，隻開采最容易開采的油層，一旦采完，就不再對油井進行後續的深度開發，而是馬上換地方進行下一輪的開采。
通過石油出口換來的資金會很快被用於其他領域——當時蘇聯正處於工業大躍進時期，什麽地方都缺錢。這樣一來，石油工業創造的利潤很少能反哺到本行業上來，對油井的維護和深度開發於是進一步被荒廢。這種掠奪式開采導致很多油井隻能開采短短數年，1937年年初，即蘇聯“二五計劃”的最後一年，按照往年的估算，預計當年石油產量是1.38億噸，可是到年底隻有4680噸——這就是竭澤而漁的後果。
最終，在整個“二五計劃”期間，蘇聯的石油開采僅僅增長了32.4%。雖然從列寧到斯大林一直對“以油代煤”寄予厚望，但最終也隻能麵對現實的無奈。至1937年，蘇聯的能源構成中，煤炭依然占47.5%，石油隻占16.1%，剩下則是泥炭和木頭。
這種局麵最終激怒了斯大林，石油產業部門的主要領導幹部幾乎被一鍋端——全部被逮捕了。但現實是無法改變的，“二五計劃”的總結性文件如此說道：“石油該讓出自己的地位了，它已經不是蘇聯主要的能源品種。在總的能源需求中，石油需求也將降低。”
在此之後，煤炭在蘇聯能源構成的比例當中不降反升，全蘇能源消耗的一半幾乎都是由煤炭完成的，此時其他主要工業國都在大力推進自己的石油工業，並且在石油的基礎之上建立了新的工業體係。即便是像英國和德國這樣本身不產石油的國家（英國北海油田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產油），也不惜提高自己的國防安全成本，不遺餘力地推進“以油代煤”。此時，蘇聯的整個工業體係都處於“逆向行駛”當中。
“二戰”成就了蘇聯的石油工業
真正讓斯大林在能源問題上擺脫困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雖然在“二五計劃”後蘇聯的煤炭集團在“煤油之爭”中大獲全勝，但斯大林並沒有由此放棄既定方針。在斯大林大力推動之下，石油勘探部門一直在蘇聯腹地尋找新的油田，希望借此增加石油產量，促成蘇聯能源結構的改變。當時勘探隊把勘探區域放在了伏爾加河與烏拉爾河流域。在蘇共十八大上，最終通過了“在伏爾加和烏拉爾之間建立新石油基地——第二巴庫”的決議。
當時雖然有利益集團的阻撓和不配合，但對新油田的勘探和開采依然在不緊不慢地進行著。為了表現對新油田寄予的厚望，當時蘇共高層把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新油田稱為第二巴庫——這裏最終勘探出的產油區麵積達70萬平方公裏。
當然，前景是一回事，現實則是另一回事。直到1940年（蘇德戰爭爆發前一年），第二巴庫僅發現十幾個小油田，產量也僅為180萬噸，占全蘇的5.8%，蘇聯71.4%的石油依舊是由巴庫提供的。一方麵伏爾加—烏拉爾產油區此時尚處於起步階段；另一方麵這裏的石油蘊藏量雖然非常大——1937年發現了儲量達3.2億噸的杜馬茲大油田，但這裏的主力油層都埋藏在更深的泥盆紀地層——巴庫油田的油層主要分布在更淺的石炭紀地層，而且這裏的油品質量密度大，黏稠度和含硫量高，單從經濟成本考慮，短期效益並不顯著，因此在當時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優先開發第二巴庫顯然是不可能的。而最終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則是希特勒。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隨著德軍的一路南下，阿塞拜疆於1942年一度被德國占領，蘇聯因此不得不采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把人員和重要的儀器設備全部轉移到伏爾加—烏拉爾地區，並在撤離之前把巴庫油區的設施全部炸毀，以防德國人利用這裏的石油資源（當時希特勒曾下令德軍組建一支15000人的“石油旅”，用以接管蘇聯的石油工業設施。而蘇聯人的破壞措施非常有效，以至於德軍明明在產油區，卻一直麵臨燃料匱乏的問題）。而這一舉動正好大大強化了第二巴庫的力量。在戰時各類資源最匱乏的時期，蘇聯的工程人員依然在這裏進行勘探開采作業（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斯大林格勒戰役打到最慘烈的階段時，那裏的坦克修理廠也依然在工作）。1944年，在第二巴庫又發現了木哈諾夫油田，儲量達2.2億噸，新油區截至1945年，產量比1942年增長了52%。
阿塞拜疆被重新收複後，原本疏散到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人員和設備又重新撤回到了巴庫產油區，雖然有點釜底抽薪的意思（畢竟當時巴庫地區依舊是最大的油田，恢複這裏的石油生產對蘇聯來說才是重點），但第二巴庫的基礎在戰爭時期依舊夯實。此外，戰爭還一舉解決了前麵反複在說的蘇聯“煤油之爭”。從物質角度來說，蘇聯能夠贏得衛國戰爭，除了廣袤的國土所提供的戰略縱深之外，靠的就是在資源特別是石油資源上對德國人的壓倒性優勢。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二戰”期間，德國共製造虎式坦克1354輛，而蘇聯在同一時期共生產T-34型坦克超過5萬輛——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德國所有型號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總和，雖然虎式坦克的火力和精密程度超過了T-34，但麵對如此懸殊的數量差距，這點質量優勢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這並不是因為德國人真的就是一根筋，隻會走精品路線，而是因為德國當時隻能從羅馬尼亞得到有限的石油供應，即便他們降低性能要求、簡化工藝能造出5萬甚至10萬輛坦克出來，但他們也找不到足夠的油讓這麽多坦克開起來。而蘇聯人則完全不用擔憂這個問題。
就這樣，戰爭徹底地調整了蘇聯的能源產業結構，石油工業在蘇聯開始真正地崛起。[6]
赫魯曉夫時代留下的“裂縫”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成為了繼任者。經過三年的政治鬥爭，最終赫魯曉夫坐穩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會議上，他做出了一個非常驚人的舉動，在大會上做了旨在徹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7]。
為了迅速鞏固自己的地位，赫魯曉夫在當政之後隨即放棄了斯大林時期的鐵腕作風，轉而向地方和各個部門的官僚集團放權，希望通過權力讓渡換得中高層官員對他的支持。各個部委和地區經濟計劃委員會因此都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多到超出了蘇聯體製的承受能力。這種明顯帶有短期目的色彩的權力讓渡，使得蘇聯的政治生態在橫向和縱向都出現了“分裂”的趨勢。各部委手中更多的權力不但增加了他們處理問題的靈活性，也讓他們在處理利益平衡的時候可以有機會把局部利益擺在首位——前麵說到過，蘇聯的經濟體製對於領導層的問題“容錯率”非常低。
相比而言，麵向地方政府的權力讓渡所產生的隱患更為深遠。赫魯曉夫似乎忽略了一個俄國曆史上一直存在的問題：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千百年來俄國同樣浸**在“城邦文化”之中——簡單地講，在歐洲人們認同感最強的是自己所處的城邦，而不是國家。因此在各個歐洲國家，地方政權對於中央政府的忠誠度都始終是個大問題，說的再直白點，隻要是歐洲國家，理論上就存在分裂的隱患，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國的愛爾蘭和蘇格蘭、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等。早在伊凡雷帝時代，俄國政府就製定了旨在強化中央集權的《1550號法令》，但即便是伊凡雷帝，麵對地方勢力和官僚集團時最終也不得不選擇妥協——自立國以來，“反分裂”其實就是沙俄帝國政治生態中一個長期的主題。
更要命的是，蘇聯之所以能稱之為“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於除了俄羅斯之外，在她的西部和南部還存在著14個加盟共和國，而這14個加盟共和國在行政上並入俄國疆域不過是最近兩三百年的事情，有的甚至不超過百年。從某種程度上說，蘇聯麵臨的地方忠誠度的隱患可能比西歐國家還要明顯。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就已經開始喪失對俄國基層的實際控製力，從那時開始，皇權隕落就已經隻是個時間問題；同樣，在我看來蘇聯解體並不是一個曆史偶然事件，俄國曆史巨大的慣性在其中依舊起著極大的作用。
斯大林憑借個人權威，以鐵腕集權的方式不斷地加固著這個國家的“統一骨架”，這在俄國的曆史上其實是常態，但凡是強勢的沙皇，都會如此操作。
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他對這個國家的“加固工作”還沒有來得及最後“凝固”，赫魯曉夫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張又使得一切回到了原點。大麵積放權導致各個地區政府變得如同中國周朝時的封國，地方利益被放到了首位。
蘇聯的石油工業自然也受到了波及：高層的權力鬥爭，使得管理趨於混亂，新領導為了樹立威信會成立新的部門，而一旦個人失勢，其部門也會跟著被邊緣化乃至直接被撤掉，而剛剛製定好的計劃，也會因此推倒重來。蘇聯高層對基層的利益讓渡同樣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問題。當時，一線部門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並且可以分得比例更高的收益。然而由於缺乏監督，一線生產始終處於一種急功近利的狀態，在石油開采中他們往往傾向於棄難從易，因為深層油田的投入大產出小，雖然長期來看是正確的，但是卻不符合一線的短期利益。
雖然如此，但終歸要承認一點：在斯大林之後，蘇聯的國勢在巨大的慣性之下依舊在往上走，“數量”隻要龐大到一定程度，“質量”上的問題就會被稀釋掉。在這段時期，蘇聯的石油產量始終在穩步增加，從遠東地區到莫斯科等工業城市，蘇聯的燃油管道新增加了2萬公裏。第二巴庫在赫魯曉夫時代也從紙麵規劃變成了現實。在這段時期，人們還發現天然氣的價值。在最初的時候，天然氣一直被視為石油開采中的副產品，在開采中被白白的燒掉。在蘇聯的“七七計劃”期間[8]，天然氣成為繼石油之後蘇聯又一大能源產品。
農業——蘇聯的阿喀琉斯之踵
很多觀點都認為，蘇聯的解體從經濟上講是由於20世紀80年代石油價格大跌，由此導致蘇聯在經濟上的崩潰、政權解體。但我們把整個曆史鋪展開來會發現，與其說蘇聯是死在石油上，不如說它死在了農業上。
很難想象，這個領土世界第一、擁有最強大的核武庫和僅次於美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的國家，人口不到3億，它的糧食供給卻一直是個大問題。
在斯大林時代，1951～1953年糧食年均產量是8400萬噸，人均則是每年450公斤糧，這個標準甚至不及俄國1913年時候的水平（當年糧食產量為8600萬噸，人均540公斤）。很多人把這種局麵歸咎於斯大林強行搞集體農莊，損害了農民的積極性，然而事情恐怕並不是如此簡單。
當時的蘇聯正處於工業化的衝刺階段。任何一個國家在其工業發展的初期，必然會出現工農之間的剪刀差，必然會在資源集中的情況下損害到農民的利益，這並不是蘇聯的個案。在英國、美國和日本，他們在高速工業化時期也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英國是通過海外殖民消化掉了這個問題，美國是通過屠殺印第安人。蘇聯的情況則與日本類似，由於缺乏外部空間釋放，隻能由本國的農民硬抗下來。
看待這段曆史時，我們必須得考慮當時的大背景：蘇聯從建國的那一天開始就處於一種被列強環視的局麵，周邊的各個國家，包括正處於北洋軍閥統治時的中國，都曾對蘇開戰過（1918年北洋政府曾派兵參與美、日、英、法等國所組成的幹涉軍，出兵西伯利亞，站在中國的角度說，這其實是北洋政府試圖收複清代丟失國土的一次努力。在同一時期，北洋政府同時還曾出兵外蒙。然而由於莫斯科很快穩定了局勢，以及北伐戰爭的客觀影響，這次收複失地的努力最終宣告失敗）。在這種強敵環視的局麵下，你要想讓國家和民族生存下來，必要有足夠的鋼鐵、炸藥和內燃機，所有這一切都隻能通過工業化才能得到，而惡劣的周邊環境又不容許你慢慢來……僅僅從紙麵數字來看，斯大林時代的農業的確沒有開好頭，但考慮到當時的曆史背景，對此其實也不該過多苛責。
1953年赫魯曉夫上台，平心而論，相對於政治和工業領域，赫魯曉夫最初在農業方麵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當時蘇聯已經有了比較厚實的工業基礎，政府開始減小工農業的“剪刀差”，增加對農業的投資，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把計劃和管理方麵的權力更多地下放給集體農莊和農場，並且取消了糧食義務繳售（就是強行收購），免除了之前集體農莊對於國家積欠的欠款。這些措施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也刺激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當時赫魯曉夫還號召農民進行大麵積的開荒，通過增加耕地麵積來增加糧食產量。當時開墾的這些荒地，後來成為了蘇聯以及俄羅斯主要的產糧區。
但遺憾的是這種狀態延續的時間並不長。1958年，為了應對來自蘇共高層的權力挑戰，赫魯曉夫急於確立自己的權威。因此高層給農業部門下達了更高的生產指標。
在高指標的壓力下，政府把剛剛給予農場和農莊的自主權又重新收了回去，很多小規模的農莊被強行合並、改造成了國營農場。除此之外，在對土地的利用方麵，當時蘇聯開始采取了寅吃卯糧的耕作方式：最初，蘇聯農業采取的是田草輪作的耕作方式，一塊田耕種一年，再修養一年，恢複土地的肥力，1958年之後這種可持續的生產方式被徹底放棄。在當時，蘇聯的農業用地曾一度按照中央的要求，統一種植玉米，結果導致當年農作物大量減產，由於日照不足，很多指令範圍內的土地其實是不適合種玉米的。
1964年，赫魯曉夫最終在政治鬥爭中宣告失敗，勃列日涅夫成了新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之前的那些不切實際的做法到此才算畫上句號。但從最終的數據來看，蘇聯的農業依然是很不樂觀的。1976～1980年，蘇聯穀物年平均產量是2.05億噸，比赫魯曉夫時代增長了57.3%，這樣算下來的話，人均可獲得的糧食到1980年為785公斤，看上去非常不錯，但其實也不樂觀。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糧食產量一直處於劇烈波動的狀態，比如在1978年，糧食產量達2.37億噸，可到了1979年又跌到1.79億噸，中間相差5800萬噸，這麽大的差距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
整體國力世界第二的蘇聯，把農業搞成這個樣子，細分析起來有下麵幾個原因：
長期以來蘇聯工農業發展都是不平衡的。從外部來講，1917年十月革命後要應對外國武裝幹涉；之後由於歐洲局勢越來越糟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僅僅是時間問題，所以斯大林時期必須搞工業化大躍進；“二戰”結束後，美蘇之間的冷戰又開始了，蘇聯以及她的同盟國麵對的西方陣營擁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業能力，在這種以少對多的情況下，還是不能放鬆對工業的要求。可以說從建國的那一天算起，蘇聯的經濟體係始終沒有一天是真正輕鬆過的。由於投入不足導致農業設備不足，每年因此要少收糧食4000萬噸。
從內部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俄羅斯的軍工部門逐漸形成了利益集團。國家生產任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的問題，在它的背後，哪個權力集團拿到的生產任務大、獲得的資金更多，它在整個權力架構當中的權重也就更大。冷戰讓蘇聯的軍工集團成為了最大的獲益者，而反過來，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力而不是國家安全，國家的各項資源隻能一如既往地向軍事重工業不斷傾斜，這就必然影響到農業發展。
其次，我們也必須得承認，在蘇聯的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著小農意識。蘇聯政府為了鼓勵農業生產，曾製定過“固定收購，獎勵超售”的激勵政策。即國家對定額之內的糧食以標準價格收購，超出定額部分的糧食加價收購。蘇聯政府以這種方式來提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可是在實際操作中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各個農莊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上報的時候往往是盡可能壓低預計產量，這樣一來定額就不可能製定得太高，如此一來，通過這種“取巧”的方式，在付出更少勞動的同時，收入反倒會增加不少，人們反倒不願意多幹活了。
此外，農民們對於農莊的資產和設施普遍缺乏責任心。當時蘇聯曾經透露過這麽一組數據：農莊由於穀倉不夠或者穀倉設備不足，每年損失的糧食占總產量的5%，打出來的糧食在儲存、烘幹、加工過程當中，由於工作人員的不注意，其中的損失又要占到國家總收購量的6%～8%，之後在運輸過程當中，還要損失掉一部分。
在蘇聯十五計劃時期，政府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生產了大量的農機設備，可這些設備在配發到集體農莊之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維護，結果經常用不了幾天就出現故障，接著就丟在倉庫裏直到報廢。以蘇聯如此龐大的生產工業，農村地區在這五年時間裏拖拉機總數最終僅僅增長了266000台，載重汽車僅僅增加172000輛，聯合收割機更少，隻有26000台。在1965～1977年，蘇聯還曾前前後後新開辟了844萬公頃的農田灌溉設施，同樣是由於缺乏責任心，這些設施在工程全部完工時就已經有四分之一報廢。
還有一個問題，蘇聯的自然條件對於發展農業而言也確實不算理想。蘇聯的大部分國土處於高緯地區，雖然這裏有大量的肥沃黑土地，但自然降水一直偏少，這個國家四分之三的穀物生產集中在烏克蘭南部伏爾加河流域，還有北高加索，再加上哈薩克斯坦，這幾個地方普遍都是降水量少的幹旱地區。由於曆史原因，無論是在沙俄時代還是在蘇聯時代，都沒有像我國建國初期那樣大修農田水利設施——先是國內革命戰爭，接著工業化大躍進，等到“二戰”結束後又開始搞冷戰的戰備，而且前蘇聯也拿不出那麽多人力資源。截至1979年，全蘇聯有灌溉設施的土地1600多萬公頃，這個數字隻占耕地總麵積的7.1%，其中用於種植穀物耕地的灌溉設施隻覆蓋了300多萬公頃，僅占穀物種植總麵積的2.3%。
如此一來，蘇聯農業就成了靠天吃飯。按照之前的氣象曆史統計，1936～1970年，34年裏16年是旱災，1971～1980年，10年裏5年是旱災，平均每隔一到兩年就有一次，其中有時候還是連年幹旱，隻要一逢旱季，糧食產量就要大幅下降。其中，70年代旱情最嚴重的1975和1979年，糧食產量都比前一年減少了5000萬噸以上。
除此以外，農業投資雖然從總數上來講不少，但利用卻非常不合理。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他們對農業的投入都優先放到了畜牧業上，譬如培養優良的畜種，修建牛羊的棚舍，而最需要投入的農田水利，在曆年的投資中隻占15.6%。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畜牧業的最終產品是奶和肉，相對於糧食，副食品更容易讓老百姓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領導人的威信度也會因此提高。這樣一來，就進一步導致蘇聯農業計劃缺乏培本固元的考慮。
而從人口來看，農業是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可偏偏對於蘇聯來講，人口一直是不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一共損失了20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青壯年男性，隨著戰後工業產能逐步恢複、擴大，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就已經凸顯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長滿足不了工業生產的發展，於是隻能從農村大量招收青年，導致蘇聯農業人口從50年代開始一直在流失，平均每年至少有160萬人要進入城市。
以數字來看，1971～1974年蘇聯的農業技術學校培養了220萬農技人員，實際留在農場的隻有22萬；1976～1979年培養了540萬人，留下來的隻有52萬。因為極度缺乏熟練的可以操作機器的技術人員，導致很多複雜的機器設備隻能單單地擺在那裏用不上，由此進一步惡化了蘇聯的農業形勢。
在後麵我們會發現，糧食問題將最終引爆了這顆名叫“蘇聯解體”的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