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在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態方麵做出了全麵的讓步，這種讓步換來的其實就是蘇聯與西方之間的石油貿易，一般來講，這種戰略物資的貿易其實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條件、可以作為一張政治牌來打的，可在當時的蘇聯高層眼中隻有短期的經濟利益，沒有長遠的政治卓見，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由此徹底被埋下。
斯大林的絕地反擊
石油既是現代工業的基礎所在，又是國際政治中極為重要的政治和軍事籌碼。在前蘇聯的曆史上，自從石油的重要性被人們認識後，這種黑色**在其外交戰略中就一直起著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
近代以來，歐洲地緣戰略的主線其實就是英國和沙俄間的爭鬥。當時，英國把開始崛起的沙俄當成了主要的遏製對象，俄羅斯幾次向中亞、南亞及中東的戰略擴張，都被英國人擋了下來；為了遏製俄國在遠東的擴張，英國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在後來的日俄戰爭中，英國完全站在了日本一邊。
但英國對待俄國的態度在“一戰”前卻突然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石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石油在工業領域的價值已經顯現了出來，英國是不產石油的，相對於進口美國和墨西哥的石油，從俄國進口石油的價格更低，且有利於分散潛在風險。
那個時候英國還明顯地感覺到另外一個威脅。當時在中東地區的巴格達和波斯的西北部也已經勘探到了石油。位於歐洲中部的另一個新興大國德國很快把目光投向了那裏。德國提出巴格達鐵路的戰略構想：從柏林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伊斯坦布爾直達巴格達，修建一條鐵路，由此建立隻屬於德國人的石油大動脈，這條路徑如果最終實現的話，那麽英國人對海洋的統治就將失去意義。此時，英國既需要石油，也需要有一支力量可以製衡德國，從這兩方麵考慮，英國開始減少與沙俄的衝突，最後雙方在一戰爆發前達成了合作關係。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把西方在俄的資產全部收歸國有。1922年，曾經控製巴庫油田的諾貝爾家族聯合美國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英國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等西方資本結成聯合陣線，開始向蘇維埃政權施壓，要求對他們被收歸國有的資產進行賠償。
當時蘇聯百廢待興，急需從國外引進各種技術設備，而且這些設備隻能從歐洲獲得，所以西方資本集團的壓力絕對不容小覷。最終，還是手中的石油資源幫助蘇聯政府瓦解了這次攻勢。蘇聯方麵的首席談判代表、外貿兼交通部長克拉辛提出：可以向外國投資者提供特許經營權的新政策，其中包括租讓巴庫和格羅茲尼各四分之一的油田，這個比例可以保證對方獲益，但絕對拿不到控製權；此外，願意和蘇聯政府合作的西方企業，可以繼續從蘇聯進口到低價的石油。當時蘇聯急需外匯用於國家貿易支付，且當時其國內的工業能力根本消化不了這些石油產能，所以即便是低價出售，也還是能解決大問題。這個政策一經推出，由諾貝爾家族和皇家殼牌等形成的資本家同盟在幾天之內就宣告破裂，原本準備向蘇聯逼債的西方資本家都急於盡快和蘇聯政府展開單獨談判。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石油在蘇聯對外戰略方麵的權重進一步增大了。我們首先從一個更大的背景來說明這個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國對世界新格局的構想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其實有很大的出入。美國的想法是把歐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勢力徹底清除，同時，希望蘇聯能夠在美國主導的格局當中做一個比較聽話的“老二”，這就是所謂的“蘇美共治”最初的由來。
為了誘使斯大林接受這個構想，在決定戰後世界格局的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上，美國事實上都站在了蘇聯這一邊。其中包括同意蘇聯把所有東歐國家納入它自己的戰略體係當中，承認外蒙古的獨立。然而斯大林在接受美國所給予的這些好處的同時，卻沒有被這些眼前利益衝昏頭腦——以蘇聯所處的地緣位置和它所具備的資源來說，即便美蘇之間沒有意識形態的差異，長遠來講蘇聯這個老二的位置也是坐不穩的，一旦接受了美國的安排，也就等於把國家前途一半的主導權交到了別人手裏。與其如此，倒不如分庭抗禮，這樣反倒會使蘇聯獲得更多的機會，甚至可以成為繼英國之後又一個全球的主宰者。
所以在“二戰”結束前後，美國已經逐步意識到蘇聯不會屈從於自己的意誌，在杜魯門接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對蘇政策中遏製的味道開始越來越明顯。而斯大林則針鋒相對地建立了一個在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麵對西方國家完全封閉的一個新的社會主義世界。
政治上，在蘇聯的主導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立起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這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的翻版。通過這個組織，各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政府與蘇共在政治口徑上實現了高度的一致，這樣一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超大號的共和製國家；而與之對應的，美國與西歐所組成的資本主義陣營則更像是由一個個城邦所組成的鬆散的邦聯——雖然美歐手中握著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工業生產能力，可是由於內部實力分散，在麵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時候，他們反倒居於下風。
在軍事上，1949年美國牽頭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北約；蘇聯則針鋒相對地在1955年建立了華沙條約組織。
在經濟上，“二戰”結束後美國推出了向歐洲援助的馬歇爾計劃，同時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歐洲貸款，以此來左右歐洲的外交政策，甚至是國家經濟規劃的製定。斯大林非常清楚，如果東歐國家加入美國的框架，那社會主義陣營其實就是一個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根本立不住，所以蘇聯極力阻止東歐國家參與馬歇爾計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了解決東歐盟國的經濟問題，針對馬歇爾計劃蘇聯推出了自己的莫洛托夫計劃——由蘇聯向遭受戰爭破壞的東歐國家派出技術人員，輸出設備並提供貸款。
而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蘇聯建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取消了國家界線的超大型計劃經濟體係，在這個體係之下，各個國家都得到了自己的分工，比如說波蘭在當時主要負責農業，東德由於製造業的傳統成為整個互助委員會當中重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經濟互助委員會能夠順利成型，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蘇聯手中的石油資源。自經互會成立之後，蘇聯一直以低於國際價格的標準向東歐提供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這使得後者的經濟運行成本被大大降低。
這裏順便說下同一時期的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輕易控製歐洲，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石油。一方麵，如果當時西歐國家手裏沒有美元就無法參與國際貿易；另一方麵，戰爭結束後由於羅馬尼亞被納入到了社會主義陣營，西歐本土幾乎再找不到像樣的石油產區，而此時歐洲國家的海外殖民地已經全部丟失，其中包括盛產石油的中東地區和東南亞地區。這樣一來，歐洲在能源上就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中東的石油已經完全被美國資本掌握起來。由此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資金循環：
西歐首先要獲得美元貸款，然後用美元在中東購買石油以及石化設備，而作為附加條件，所有貸款隻能用來購買美國人指定的工業設備，等於說馬歇爾提供的援助繞了一圈之後，還是回到了美國資本家手裏。這樣就可以看出來，美國在戰後能夠在西方世界居於統治地位，所倚重的一個是核壟斷——美國是第一個搞出原子彈的國家；一個是貨幣壟斷——美元是當時和黃金等同的國際交換貨幣；第三個就是石油壟斷。
蘇聯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也搞出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大量的油田在恢複之後開始向東歐廉價輸送石油，則打破了美國對石油的壟斷，使得東歐國家避免了被美國所主導的美元體係所控製，可以說其意義不亞於打破美國的核壟斷。
飲鴆止渴的“攘內安外”策略
到了1949年，蘇聯的外圍環境達到了巔峰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是當時世界上除了蘇聯以外最大的一個由共產黨主政的國家，並且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於1956年成為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1949年中國建國初期，斯大林還並沒有意識到中國的變化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原因也簡單：近代以來，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南方的國民黨政權，他們治理下的中國都是處於一種鬆散、無力的狀態，所以對於新生的中國政權，蘇聯自然會抱以懷疑的眼光，當然，1949年蘇聯依然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真正讓蘇聯意識到自己這個鄰居和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是在1950年朝鮮戰爭之後。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國內還有很多國土沒有解放，原本就孱弱不堪的工業體係也被破壞殆盡，即便是已經解放的區域，也依然有土匪和國民黨特務在活動。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下，誌願軍卻能夠把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一路打到三八線以南。這一點讓斯大林清醒地認識到，現在的這個中國和1840年以來任何一個政府治下的中國都不一樣。
由此，蘇聯開始了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這種支持並非僅僅是作為對朝鮮戰爭的回報——國與國之間原本也不存在“施恩”“報恩”這樣的概念。從地緣戰略上考慮，一個強大的中國將徹底改變戰後的世界格局，而這個改變就當時的形勢來說，對蘇聯是極其有利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曾這麽描述：“‘中蘇集團’是自成吉思汗之後世界上出現的控製陸地麵積最大的一個‘帝國’。”這兩個國家加在一起麵積超過3000萬平方公裏，人口6億以上（建國時我國人口約4億），而且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對蘇聯來說，中國複雜的地形構造將解除其遠東地區的後顧之憂，同時借助與中國的合作，蘇聯缺少出海口的問題也可以得到根本解決；而對中國而言，則可以從蘇聯獲得大量的工業方麵的援助，對於工業基礎極端薄弱的中國而言，其意義是非比尋常的。
中蘇同盟形成後，其影響力很快就得到了驗證。朝鮮戰爭結束後，雖然說仗是中國打的，但是借助朝鮮戰爭，蘇聯在和美國的全球鬥爭中有了更多的底氣，當時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利克在聯合國會議上頻頻使用否決權，被戲稱為“NO先生”。在當時，蘇聯在國際政治領域對中國的支持同樣是非常實在的。為了恢複新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蘇聯代表曾經長期不出席安理會會議。在20世紀50年代初那段時期，西方媒體眼中的中蘇同盟是始終鐵板一塊。
在這種態勢下，西方國家在心理上曾一度居於下風。由於戰爭結束之後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通脹的問題，工人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所以西方各國在當時都存在同情甚至支持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這最終導致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全美都在瘋狂地抓“共產黨特務”。
雖然國內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朝鮮戰爭是打了個平手，但在20世紀50年代，對於美國人來說這就是一次嚴重的失敗，這次失敗所造成的心理衝擊波及到了普通人。在加利福尼亞這些太平洋沿岸的美國各州，當地的社區都成立了巡防隊，一堆老頭老太太每天的任務就是在海邊拿著望遠鏡看太平洋，隨時防備有“蘇聯或是中國的戰鬥機”突然出現在自己的麵前。
中蘇同盟在50年代初期十分牢固，這使得很多人相信未來世界格局的主導權將屬於東方。然而好景不長，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後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正是這些改變，使得蘇聯的外部環境由巔峰狀態一下子開始急轉直下：在赫魯曉夫時代，雖然說蘇美之間的各種對抗依舊沒有間斷——譬如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等，但就整體形勢而言，赫魯曉夫其實更傾向於接受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夕提出的“美蘇共治”的構想。這一方麵是源於他自己主觀的判斷，另外一方麵則是由於蘇聯的內政問題。
雖然赫魯曉夫本人在“二戰”期間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做過蘇軍的政委，但歸根到底他依舊是出身於文官集團，而他的支持者也主要集中於這個集團。蘇聯政治生態的一大特點是，軍方和情報部門在政治上一直有著非常大的發言權，由軍方和情報部門所組成的強力部門，是一個和文官集團對等的權力集團，強力機關和文官之間的政治鬥爭幾乎貫穿了整個蘇聯曆史。赫魯曉夫上台以後，顯然文官集團的權重開始增加了。從文官集團角度考慮，他們其實不希望有任何對外用兵行為發生，因為一旦爆發軍事衝突，那就意味著在蘇聯的政治體係當中，原本就有很大發言權的軍方和情報機構會進一步主導整個國家的政治走向。
壓製軍方最好的方式是不打仗，而在美蘇對抗了幾年之後，如果想“緩和”同美國的關係，蘇聯就需要拿出一份見麵禮。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赫魯曉夫拿出的見麵禮是中國——他準備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為禮物換取他想象中的美蘇共治。
為了“配合”自己的新戰略，蘇聯開始要求中國放棄核武器研製，這就是在拿中國的利益來取悅美國；1962年中印之間爆發邊境衝突，當時蘇聯選擇了和美國站在一邊，一邊倒地“譴責”中國；1963年蘇聯和美國共同通過了《部分禁止核武器條約》，禁止在大氣層內進行核試驗，簽署這個條約實質上就是企圖利用國際壓力封死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因為以當時中國的技術實力，尚無法完成地下核試驗。對比50年代初期中蘇兩國口徑高度一致就可知道，這時兩個國家的裂痕已經到了難以彌合的地步。
1964年赫魯曉夫在蘇聯的內部鬥爭中失敗，他下台後勃列日涅夫成為了新的蘇共領導核心，但中蘇關係對比赫魯曉夫時代並沒有本質改變，勃列日涅夫集團隻不過是把赫魯曉夫時代的激進做法變得相對保守了，他們還是以文官利益為核心的官僚集團。
中蘇反目使得中蘇同盟徹底破裂了，以前的互惠互利變成了互相傷害。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直有這樣的一個說法：“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於中國來講，不但失去了工業、國防及外交領域強有力的外援，昔日的盟友還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最大的軍事威脅，因為這個威脅逼著中國搞起三線建設，把很多工業設施向西北、西南轉移，比如現在在成都和貴州的飛機航空集團就是那個時候的產物；蘇聯同樣沒有在對抗中得到什麽好處，遠東地區距離作為蘇聯核心區的歐洲部分非常遙遠，當地人口稀少，工業基礎薄弱，在這樣一個地方長期保持大規模的駐軍，對蘇聯而言無疑是背上了一個沉重的負擔。
對於社會主義陣營來講，這個變化是災難性的。因為中蘇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看來，就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老大”“老二”，如果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責、展開了罵戰，那麽下麵其他的兄弟國家自然就變得無所適從。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出現了分裂，東歐的大部分國家成了親蘇派，阿爾巴尼亞成了親華派，其餘國家則選擇保持中立，南斯拉夫在鐵托的領導下覺得跟著哪一邊都不合適，所以幹脆自己拉個大旗搞不結盟運動去了。不止如此，隨著中蘇分裂，西方國家和眾多第三世界國家在野的共產黨也開始了內部爭論，最後導致分裂，比如印度共產黨就是在中蘇分裂之後引起論戰，最終一分為三。
對於中國來講，中蘇分裂使得中國後麵的戰略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當時雖然說我們的實力遠小於蘇聯，但毛澤東依然是以一種全球眼光來看待中蘇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末提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外交布局，就是從美國、日本、伊朗、土耳其一直到西歐，形成一條統一戰線，我們從地圖上就可以看出來，這其實就是對蘇聯進行的一個新月形包圍，這樣一來中國就以相對較弱的實力達到了以巧破千斤的效果。
在這一戰略的指導下，中國的對外交往原則也隨之發生了轉變，過去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外交戰略，在中蘇分裂之後開始出現變化。中國對一些偏右翼的保守政權的態度開始發生了轉變，甚至一度和他們成了友好的國家——比如伊朗的巴列維、紮伊爾的蒙伯托。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東西也是中蘇分裂的產物，這就是大慶油田。中蘇分裂之後，如果中國無法打破石油壟斷，那麽勢必會被俄國人捏住命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以一種現在看來完全不可思議的堅韌毅力，在東北打出了第一口油井，解決了當時的能源問題。這不僅僅是對民族尊嚴，更是對整個國家獨立自主的最大限度的保護。
蘇聯在斯大林後時代的種種轉變對於其外部環境的破壞還不僅僅限於中蘇同盟。1956年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發表了旨在徹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個舉動導致各國共產黨在當時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危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相比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當時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合作關係其實更像是一種商業上的互利，這種關係非常簡單，不太牢固，但是也不會出現太大的對抗；而社會主義的陣營是以意識形態為核心把各個國家聚攏在一起，在意識形態得到所有國家、所有人認同的時候，社會主義陣營往往會產生極其可怕的合力——這也就是為什麽在50年代中蘇同盟始終是壓著美國打的。可是在斯大林被徹底否定後，原本的思想軸心一下子消失了，而新的領導集體中再也找不出分量相近的人物和思想，從黨員幹部一直到知識分子、平民因此一下子都變得無所適從了，各種稀奇古怪的思想紛紛開始興起，思想領域開始陷於混亂。
蘇聯原本可以用意識形態把各個國家緊密地聚攏在自己身邊，而在1956年之後，這個優勢沒有了，那麽就隻能恢複沙俄時代的老辦法，靠拳頭來維係疆界：1956年10月，波蘭的哥穆爾卡上台之後，由於不符合莫斯科的心思隨即被蘇聯推翻了；緊接著11月又出現了匈牙利事件，當時蘇軍聯合其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盟軍一起攻入匈牙利國內，除了強行換掉人家的國家領導人外，還把好幾萬的匈牙利人作為“階級敵人”給抓起來，流放到了西伯利亞；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又上演了“布拉格之春”，蘇軍對這個盟國的用兵規模已經趕得上一場局部戰爭了。
而與此同時，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對西方陣營采取的都是一種比較和緩的態度。在那段時期，除了古巴導彈危機看著有幾分凶險外，美蘇之間基本沒有過什麽激烈的對抗。在世人看來，蘇聯在對待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時候，其實采取的是一種“攘內安外”的做法：對於自己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往死裏打壓，而對於原本是敵人的西方陣營態度卻愈發軟化。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惡性的循環：對盟國的鐵腕手段導致蘇聯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合法性開始弱化，而這又導致蘇聯得進一步采取“攘內安外”的策略來飲鴆止渴。作為這種惡性循環的產物，不僅僅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原本在西歐影響力特別大的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也受到了連累，他們在西歐的影響力開始急轉直下，到現在西歐的左派陣營中共產黨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定時炸彈——《赫爾辛基協定》
蘇聯的外交態勢由極佳轉入到了隱患重重，而在這個過程中，世界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對蘇聯而言，我們既可以說這是它的一個轉機，也可以說是災難的開始，那就是1973年開始的“石油危機”。
前文中我們曾提到，歐洲的石油主要來自中東國家。而在幾次中東戰爭中，西方世界對以色列的偏袒最終激怒了阿拉伯人，1973年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開始限產，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這樣一來由於產量的大幅減少，國際油價開始迅速上升，由此直接造成了整個西方國家經濟一片低迷，各個國家都出現了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大幅增高的現象。
而在同一時期，蘇聯也遇到了麻煩。蘇聯的糧食產量始終上不去，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糧食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曾經拿出372.2噸的黃金儲備用於糧食進口[9]。另一方麵，在70年代幹部腐敗、特權化、脫離群眾等現象已經一點一點地在侵蝕蘇共的根基，而其高層既沒有力量也沒有主觀意願改變這種狀況。此時的蘇聯，在國力上如日中天，可在國內凝聚力上卻早已不再是那個打贏衛國戰爭的國家。如果此時再出現糧食問題，導致老百姓生活水準大幅下降，那麽極可能在蘇共高層再次引爆一場政治危機。
要想在短期內解決國內副食品供應不足的問題，最簡單的途徑就是從美國、加拿大、土耳其等國大量進口糧食，而要和西方做生意，你手裏又必須得有美元。70年代的石油危機正好給了勃列日涅夫一個機會，蘇聯握有大量的石油，而油價在此時又開始上漲：在高油價所製造出的短期利益驅使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這些問題完全被蘇共高層忽略掉了，他們想到的不是在政治博弈中靠石油來瓦解美歐聯盟，而是純粹把西歐國家當做自己石油出口的客戶。原本蘇聯在這次石油危機中可以獲得很多政治上的籌碼，結果基於經濟利益，政治被通通簡化掉了，隻要經濟上可以合作，政治上一切都可以談。
如此一來，原本的機會變成了蘇聯人吞到肚子裏的一個定時炸彈。其標誌就是1975年蘇聯與西方國家簽訂的《赫爾辛基協定》，20世紀80年代蘇聯國內在意識形態方麵的種種亂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這一協定的簽署。協定中包括大量“尊重人權”、“尊重學術探討”之類的條款。蘇聯政府非常草率地簽署了這個協定，其實也就等於將“民主”、“人權”這些詞匯的定義權一下子交到了西方人手中。在此之前西方國家在政治語境中說的最多的詞是“自由”，“民主”這個詞是極少出現的，因此當時關於“民主”的解釋權完全由社會主義陣營所掌握。而在《赫爾辛基協定》簽訂後，蘇聯在輿論上等於完全接受了對方的標準，“民主”糊裏糊塗地就成了西方社會的專利，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自然也就變成了所謂的“獨裁政權”。
不僅在話語權上攻守易勢，在簽訂協議後，蘇聯在很多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政策方麵同樣做了許多無原則的讓步。借此機會，很多明顯帶有間諜性質的組織打著NGO的旗號大量進入蘇聯及其東歐盟國。為了體現對“人權和文化交流的尊重”，這些西方團體的成員在進入蘇聯的時候，海關甚至連他們的行李都沒有進行過安檢。大量的反共宣傳品借助這個途徑被夾帶進入蘇聯，特別是知識分子在民間四處散播。蘇聯內部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異見人士”的手稿等同樣通過這些組織被帶出蘇聯，直接交給了北約司令部。
曾任英國保守黨學生聯合會主席的彼得·楊回憶說：“我被派去同一個名叫格奧爾基·弗拉基莫夫的作家接頭，他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我設法將他最新手稿的縮微膠卷帶出，在西方出版。……那天深夜，我偷偷溜出莫斯科的旅館，前往郊區格奧爾基·弗拉基莫夫的公寓。拿到縮微膠卷後，我把它綁在肚子上。就這樣我一直提心吊膽地繼續我的旅行，直到把它安全帶出。”這種技術含量並不怎麽高的間諜手段顯然無法逃過克格勃的眼睛，很快眾多“留學生”就被克格勃所抓獲，但是礙於當時的環境，最終也隻能將他們驅逐出境了事。而這一舉動反倒被NTS組織進一步利用，他們在西方媒體上抨擊蘇聯違背《赫爾辛基協定》，並借此展開了又一輪“人權”攻勢宣傳。在蘇共形象已經大不如前的情況下，這種攻勢在蘇聯內部可以拉到很多支持者。
除了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麵讓步之外，在軍事上蘇聯對西方也做出了很大的讓步——1981年美蘇開始了“中導談判”。這個談判中要限製的，恰恰是蘇聯原本占有優勢的中、短程導彈。在1986年《中導條約》最終簽署之後，蘇聯應銷毀的導彈數量為1752枚，美國應銷毀的導彈則隻有859枚，而且美國占有優勢的海基巡航導彈根本不在限製之內。顯然這又是一個不平等的讓步。
總之，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在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態方麵做出了全麵的讓步，這種讓步是在對手處於經濟危機的情況之下做出的，而換來的是什麽呢？換來的其實就是蘇聯與西方之間的石油貿易，一般來講，這種戰略物資的貿易其實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條件、可以作為一張政治牌來打的，可在當時的蘇聯高層眼中隻有短期的經濟利益，沒有長遠的政治卓見，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由此徹底被埋下。
詭異的石油危機
教科書上的通常說法是中東戰爭導致了阿拉伯國家的憤怒，因為當時西方國家都站在了以色列一邊，但實際情況遠比這個要複雜。
就危機的主要受損方而言，幾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失敗的主要外因，歸根到底是以色列背後有美國人的支持，而相比於美國人，西歐國家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其實一直是處於一種“騎牆”的狀態。可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真正受到重創的就是西歐國家，當時法國總理皮蓬在和基辛格的談話中直截了當地說了這麽一段話：“阿拉伯地區的石油隻占美國消費的十分之一，可是卻是西歐的幾乎百分之一百。”（除此以外，美國自己就是產油國，而且根據此前同委內瑞拉簽訂的協議，美國能夠以平價大量地從委內瑞拉購買到石油。）油價大幅度的上升，對美國的影響主要還是體現在經濟數字上，而西歐則是另一幅光景。
在石油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英國的工廠一周隻能開工3天，剩下的4天放假，因為沒有電，沒有油，你什麽也幹不了。歐洲麵臨的不僅是石油短缺，危機導致通貨膨脹加劇，英國幾個大的煤田礦工也宣布罷工，這又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效果。能源最緊張時很多居民區不得不以點蠟燭來照明；電視節目開始教男人們怎麽摸黑刮胡子……可想而知，這場危機對歐洲和對美國而言，顯然不是一回事。
這次石油危機造成的客觀結果是，美國反倒成了獲利者。由於石油危機導致歐洲各國出現了通脹、市場疲軟，而美國的情況相對而言要好得多。
我們把曆史的時間線再延長一點：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美國正處於一種全麵收縮的狀態，從60年代一直到1971年，美國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越南戰爭上，這場戰爭把整個美國拖到了“二戰”之後的最低穀，那個時候西歐國家開始試圖擺脫美國的影響，甚至連日本這個一直被美國軍事占領的國家，也開始有了離心的傾向，1971年尼克鬆訪華之後，田中角榮緊跟著也訪問了中國，田中的想法是利用中國來製衡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
1973年突然而來的這場石油危機重創了西歐和日本，這樣一來在政治上這兩方對美國隻能表現得更加馴服，也恰恰是在這個時間，美國從越南撤軍，把自己紮在東南亞泥潭的這隻腳給拔了出來。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石油危機主要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動下產生的，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沙特的國家安全就和美國綁在了一起，可是在整個石油危機時期，美國卻並沒有對沙特施加多少壓力，這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尋味的。
“荷蘭病”變成了“蘇聯病”
同時期蘇聯又在幹什麽？20世紀的60～70年代，蘇聯迎來了自己經濟狀態上最好的時期——西西伯利亞發現了巨大的油氣田，蘇聯的“第三巴庫”正式誕生。1973年石油危機期間，國際油價翻了幾倍。那時候蘇聯政府每在西伯利亞油田投入一盧布，3～4年內就可以獲得30～40盧布的利潤。在這種高回報的刺激下，蘇聯的石油開采量一漲再漲：1960年蘇聯的石油產量為1.479億噸，占世界總產量的14.4%；1980年全蘇總產量是6.032億噸，占全球總產量的19.5%；而到了1988年，產量猛增到6.25億，占到世界總產量的21%，其中俄羅斯聯邦的采油量達5.7億噸，占全世界總產量的19%——整個七八十年代蘇聯幾乎一直在瘋狂地開采本國的油氣資源。
隨著油價的攀升、石油產量的增加，在很短的時間內，蘇聯就聚攏了大量的財富，原本充滿隱患的政治格局、早已很不合理的工農業比例等問題統統被滾滾而來的錢流掩蓋了起來。因為獲得了大量的外匯，蘇聯高層不用再做任何改變，隻要從國外購買精密設備和消費品就可以解決國內需要，這導致國內經濟眾多基礎環節的投入也大大減少，大量的資金依舊流向軍工領域。
20世紀80年代，有部蘇聯電影叫《機組成員》，裏麵反映的就是蘇聯80年代的生活狀態：當時對於蘇聯人來講，他們最時髦的生活方式基本就是通過購買國外日用品來實現的——日本的錄音機、電視，西歐的服裝、香煙。
為了維持民眾的這種“高品質生活”，蘇聯石油出口量占開采量的比重不斷增加：1970年為25.8%、1980年為27.7%、1987年為29.1%、1988年為34%。而蘇聯天然氣出口占外匯收入的比重1989年為29.2%，當年出口天然氣1010.5億立方米（對經互會46.7%，南斯拉夫聯邦4.8%，西歐45.5%）。
石油財富增長的好事還沒完，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中東局勢最亂的時候，先是中東戰爭，緊接著又是兩伊戰爭——伊朗、伊拉克同樣是高油價的獲益者，隻不過它們將受益用來購買軍火。蘇聯恰恰是當時中東國家主要的武器來源地。這樣一來，除了石油之外，武器出口又讓蘇聯人大大掙了一筆。
這種“皆大歡喜”的局麵讓蘇共領導人慢慢變得麻木，當時蘇聯無論是政界還是經濟學界，都在給人們傳達這樣一種消息：油價會一直上漲，當漲到某一個高度就會穩定下來，這就等於告訴人們，這種好日子是不會過去的。這一錯誤判斷最終將讓蘇聯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20世紀80年代，如果蘇聯高層能夠保持清醒的話，他們就會發現，這個時候蘇聯其實已經患上了“荷蘭病”——由於資源出口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高額的利潤又會刺激整個國家發展重心完全被壓在資源出口這一塊，從而導致其他產業急劇萎縮，而一旦這種資源價格下跌，那麽整個國家的經濟就會麵臨崩潰。因為這種經濟現象最初出現在荷蘭，故稱之為“荷蘭病”，而用不了多久，人們就可以稱之為“蘇聯病”了。
20世紀70～80年代的蘇聯是一個典型的“荷蘭病”患者。比如，蘇聯政府在西西伯利亞地區的投資，40%都被用到了秋明油田的建設中。原因很簡單，當時石油天然氣是最賺錢的，但是這個投資比例意味著其他領域的工業項目得到的投資會大大減少。
在當時，這種情況在整個蘇聯都是普遍存在的。1970～1986年，蘇聯政府對石油、天然氣工業的投入提高了1～2倍。197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石油工業占工業總投入的8.8%～9.3%，1986年則提高到了19.5%。蘇聯石油產能1970年為美國的74%，1986增長到了140%；同一時期，天然氣產量則從相當於美國的30%增長到了133%。蘇聯從西方進口的機械設備中，成套石油開采設備在進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1980年的29.8%提高到了1990年的43.8%——這必然意味著其他工業項目都在萎縮。所有這一切隻能說明一個問題，石油成了整個蘇聯工業的NO.1，而其他的製造工業，比如鋼鐵、汽車、電子、航天，雖然說在這段時期也有很大的進步，但這個進步完全是基於蘇聯龐大的經濟總量，如果當時政府能夠合理分配投資的話，蘇聯在消費品這一塊會有自己的市場份額，而蘇聯留給我們的印象是沒有任何工業消費品的。
即便是石油工業本身，政府的投入多數也不是用來培本固元，挖掘老油田潛力，而是用於鑽探新的淺層油井，以在短期內擴大油氣產能——蘇聯政府依然維持著那種短視的石油開采方式。
不僅僅是蘇聯的工業得了“荷蘭病”，農業也一樣。原本在1970年的時候，由於各方麵的壓力，高層還是非常重視糧食生產的，1970年當年產量不僅能滿足自己，而且還有350萬噸的出口量。石油危機爆發後，蘇聯手裏握有大量外匯可以用來進口糧食，於是高層再也“無需”為農業問題費心了——1974年蘇聯糧食進出口持平，1975年成為糧食淨進口國。至此，蘇聯自身的農業發展日趨緩慢。1984年蘇聯僅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的糧食就達2680萬噸，1986～1988年，在食品生產總額為1360億盧布的情況下，食品短缺約為210億盧布。除大量進口糧食外，1989年進口肉類60萬噸，奶油24萬噸，植物油120萬噸，砂糖550萬噸，柑橘50萬噸。
當時有這麽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發現糧食在當年出了問題，他想到的不是找農業部門，而是一個電話找到了西西伯利亞主要石油開采企業的領導穆拉夫連科，向他提出請求，內容是：“麵包出現問題，請增加300萬噸計劃外石油。”也就是說，以石油換糧食已經成了蘇聯的常態，這麽一來，無論是高層還是基層，都失去了靠自身努力去改善蘇聯農業狀況的欲望。原本蘇聯有著豐富的黑土地資源，如果他們在化肥、育種以及農田水利灌溉上稍稍用一點心，它的糧食產量也絕不會像當時那麽難看。
“半吊子”式的阿富汗戰爭
蘇聯的“荷蘭病”還體現在對外關係和戰略上，其中最為典型的是1979年的蘇阿戰爭，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蘇聯入侵阿富汗。這裏我們還是先交代一下這件事的曆史背景。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埃及的失敗告終，納賽爾的繼任者薩達特有了進一步攻擊蘇聯的借口。1976年薩達特宣布廢除《蘇埃友好合作條約》，之後蘇聯海軍被禁止使用埃及的亞曆山大港，大量的蘇聯顧問還有情報人員被驅逐出埃及。
當時的中東一共有這麽幾支力量：伊朗、埃及、伊拉克、沙特、土耳其。這幾個國家中土耳其、伊朗都是美國最可靠的盟友；沙特更不用說，沙特王室在1947年以後就已經和美國形成了利益同盟；伊拉克在薩達姆上台後事實上也傾向於美國——薩達姆最早就是靠反共才得到中情局的支持。所以中東的幾個大國當中，真正站在蘇聯一邊的隻有埃及。
埃及和蘇聯反目之後，蘇聯在整個中東的地緣環境開始迅速惡化，從進攻態勢一下子變成了防守。美國人和沙特、約旦這些阿拉伯君主製國家看準整個時機開始把手伸向中亞地區。伴隨著沙特的傳教人員的滲透，地處戰略要地的阿富汗國內的局勢開始動**起來。這對於蘇聯來說威脅是非常大的。一旦阿富汗局勢失控，那麽來自中東的宗教勢力就可以以它為跳板，向蘇聯中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進行滲透。事實上在1979年蘇阿戰爭爆發前夕，在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加盟共和國境內，已經發現了來自中東的宗教人員在進行地下傳教。從蘇聯的角度來講，在阿富汗地區建立一道“防火牆”，是一個非常迫切的需求，當時阿富汗的阿明政權，名義上是蘇聯的盟友，實質上卻一直在美蘇之間兩頭下注，而這最終導致蘇聯出兵阿富汗。在當時的蘇聯高層看來，對阿富汗的用兵，其實和“布拉格之春”一樣，是一場“清理門戶”的軍事行動。
而這樣一個關係到蘇聯地緣安全的軍事行動，最終卻被高層搞成了“半吊子工程”。
20世紀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讓軍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那場軍事行動之後，眾多指揮員獲得了軍功，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後軍人代表數量驟增，蘇聯的政治天秤隨之向軍方傾斜。這引起了外交部門和克格勃的不滿；到1978年時，之前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的影響在波蘭已經開始顯現出來——團結工會的活動日益頻繁，波蘭國內已經有了動亂的跡象。基於這兩點，軍方開始有人主張在波蘭複製布拉格之春模式。
對勃列日涅夫來說，一方麵他需要從軍隊那裏獲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他也不想讓軍隊權重過於強大，那樣會使得蘇聯政治生態失去平衡，進而威脅到他本人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在當時西歐已經成為了蘇聯石油出口的大客戶，為此蘇聯在麵對西方國家時一直采取的是能妥協就妥協的態度。勃列日涅夫認為對波蘭用兵可能會對歐洲刺激太過強烈，從而影響到已經成為蘇聯命門的石油貿易。
最終他就做了一個類似於商人的決斷，把用兵方向從波蘭挪到了阿富汗，因為那時候在阿富汗也確實需要采取一些行動。但是還不能讓軍方行動太大，一來會過分刺激西方國家，二來會使得軍方過於坐大。所以勃列日涅夫決定把軍方提出的用兵人數打一個對折，從20萬人減到了10萬；並且為了不太刺激西方，對蘇軍的獲得範圍也進行了嚴格的限製。
這些加加減減的妥協從辦公室政治的角度來講，沒有任何問題，可是一旦到了戰場上，就不再是那麽一回事了。戰爭隻會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前進，而不會屈從於任何政治考慮。如果當時一次性投入足夠多的兵力，把整個阿富汗境內的反蘇武裝徹底肅清，戰爭可能在不長的時間裏就可以結束。然而由於政治上的諸多限製，阿富汗最終打成了蘇軍版的“越南戰爭”。長達十年的戰爭，雖然蘇軍一直壓著阿富汗的反蘇武裝打，可始終沒有達到任何目的，蘇阿戰爭打成了一場鬧劇。
這段時期，在蘇聯的對外關係領域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在20世紀60年代，蘇聯政府就曾申辦過奧運會，在東西方冷戰的情況下，莫斯科理所當然地失敗了。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後，1974年莫斯科再次申奧並且獲得了成功。前腳石油危機爆發，後腳蘇聯申奧就能成功，想必所有人都能明白是怎麽回事。
奧運會起源於希臘，希臘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因此奧運會在政治上必然存在很強的象征意義（這個世界上原本也不存在純粹的體育）。蘇聯舉辦奧運會除了彰顯國力之外，更多的考慮可能還是想向西方世界表示善意——我願意成為你們當中的一員。可以說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寄托著蘇聯高層的一個夢想——蘇聯可以和平地融入到西方世界。可是西方國家的回應卻不是那麽美好。
1979年的阿富汗戰爭，雖然勃列日涅夫為了避免刺激西方國家已經對蘇軍做了大量的限製，但西方國家依然給了蘇聯一記耳光。包括美國在內，眾多西方國家都宣布抵製這屆奧運會，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隻有80個，參與報道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幹脆打了麵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隻有旗手一人，運動員幹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西方記者的報道重點也不是放在當時的賽事上，而是費盡心機抹黑和醜化蘇聯的形象。即便是這樣，莫斯科的高層依然沒有放棄他們那個非常搞笑的幻覺。
肢解蘇聯的開始
在蘇聯上層維持這種渾渾噩噩的情況下，美國對蘇聯的戰略“大決戰”卻悄然展開。1981年裏根就任美國總統，此時對於美國來講，已經是糧草齊備——通過石油危機美國已經完成了對歐洲和日本的重新約束，陷在越南的腳也已經安全地拔出來，接下來要做的事隻剩下一件——肢解蘇聯。
1985年8月，裏根政府和沙特達成了協議，沙特開始采取“逆向石油衝擊”戰略：1985年10月，在歐佩克會議上對出口配額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沙特阿拉伯開始自作主張進行強行增產——1985年之前出於“製裁西方”的考慮，沙特的石油產量一直維持在日產量不足200萬桶的水平，而在美國和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之後，日產量很快就猛增到了600萬桶，到了當年的秋天，日產量進一步達到了900萬桶。與此同時，美國的另一個盟友科威特緊隨沙特之後，不理會歐佩克配額限製，自行增產。與此同時，美國自身的石油產能也迅速被激發出來。1970年美國的石油日產量是300萬桶，在裏根上台之後也是一路增產，到了1990年蘇聯解體之前，美國的石油產量已經增加到了800萬桶。
隨著大量石油注入國際市場，從1985年11月份開始國際油價一路下跌，從開始的每桶30美元，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跌到了每桶12美元。
在這裏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無論是沙特、科威特還是美國，其實它們本身都有著很大的石油生產潛能，尤其是美國自己；而且美國一句話就可以讓沙特、科威特把產量在幾個月之內翻好幾番。那麽在1973年，西歐都已經困難到老百姓開始點蠟燭了，美國在做什麽呢？這中間有沒有隱情我們不得而知，隻能說這件事情太不可思議了。
對於蘇聯來講，這一擊實在是太重了。蘇聯在一夜之間就損失了100億美元，按照20世紀90年代初美元的購買力，一輛本田雅閣轎車在北美市場的價格也不過8000美元上下——這還是在美元大幅貶值以後，這幾乎占到蘇聯外匯儲備的一半。在當時的貿易結構下，每桶石油的價格每下降1美元，莫斯科每年就要少收入5～10億美元。不僅僅是石油，在國際市場上天然氣價格和石油價格永遠是掛鉤的，油價大跌也使得天然氣的價格開始打著滾往下跌，蘇聯在天然氣出口上又損失了幾十億美元。
問題還遠沒有結束，裏根上台後，美聯儲宣布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直白地說就是美國人要全力開動美元印鈔機了。隨著大量美元流入市場，各國的外匯儲備紛紛開始貶值，這又讓莫斯科每年損失約20億美元。
受到油價衝擊的不僅僅是蘇聯人，到了1986年的上半年，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的石油收入損失了46%[10]，而這幾個國家在當時是中東地區打仗打得最多的國家，也是蘇聯在中東武器出口最大的買主。沒有錢了，仗也打不起來了，因為打不起了，所以伊朗、伊拉克和比亞都開始減少武器的進口量，最終兩伊戰爭宣告結束。蘇聯軍火銷售量因此在1986年減少了20%，莫斯科又失去了20億美元。
而此時的蘇聯由於之前的“荷蘭病”，已經讓自己的經濟變得積重難返。在油價大跌前夕，蘇聯大約三分之二的外匯收入是靠石油來獲得的，而又要用這一收入來進口西方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糧食。（蘇聯當時一半的外匯收入用於購買糧食。）西方估計，1984年蘇聯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石油及石油產品9000萬噸，換取外匯190億美元，大約占從西方獲得的出口外匯收入的67%；1985年雖有所下降，出口石油和油品不超過5550萬噸，但仍占從西方獲得的出口收入的60%。
我們總說西方存在著經濟泡沫，現在回過頭來看蘇聯的經濟模式，其實可以這樣來表述：在1973年以後的那段時期，蘇聯的經濟其實也是一種泡沫式的崛起，一切都是虛幻的。因為在那段時期，蘇聯的工業、農業，以及政治體製，幾乎沒有解決任何結構性的問題，其實質遠遠沒有老百姓看上去那麽輝煌奪目，之所以看上去很美，是由於石油財富的掩蓋，很多急待解決的問題都被結結實實地壓在了浮華之下。
到了1986年，這個蓋子最終蓋不住了。可是官方並沒有意識到一場大災難即將到來。亦或許蘇聯高層那個時候就是在有意識地自欺欺人——從人的心理來講，當危機來臨時，人們往往會為了獲得安全感而欺騙自己，同時也去騙別人。蘇聯的經濟學家還有官員們普遍宣傳石油價格下跌是暫時性的，並不會給蘇聯經濟造成困難。此外他們認為蘇聯的生產潛力和科學技術潛力能讓他們迅速地調整生產：即便不能出口石油、天然氣了，也可以出口柴油、噴氣機燃料、化學原料、電力，以這些東西來彌補石油價格下跌造成的損失。
然而真實情況並沒有這麽樂觀。由於之前大量的石油收益多都被用來購買消費品，蘇聯的製造業並沒從中獲得太多好處，它的工藝水平還有技術在這近十年當中並沒有多大的提高。因此蘇聯生產出來的民用商品即便不考慮關稅和貿易壁壘的問題，在海外也還是找不到市場。
由於油價的突然下跌，蘇聯政府在1986年1月就宣布暫停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售原油，並且力求增加天然氣的出口；這說明蘇聯政府對當時國際形勢並沒有清醒的認識，他們認為隻要自己限產，那麽石油價格就能跟著上漲，這個危機也會轉瞬即逝，可情況全然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
位於波斯灣的沙特和科威特產油區，它們的開采難度遠遠比西伯利亞的油田要低，一直到今天海灣地區的油井依然是自噴井，它們的開采成本隻有蘇聯石油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按照2005年的匯率，俄羅斯西西伯利亞地區石油的開采成本每桶約為20美元，而同期波斯灣地區隻要5～7美元，海上油田也不過25～30美元。也就是說，即便持續低油價，沙特和科威特依然是有利可圖的。
另一個蘇聯人可能沒有認識到的問題是，國際油價其實跟石油產量並不是完全掛鉤的，石油在國際市場上有兩種身份，一個就是作為商品，另一個則是期貨市場最重要的炒作對象。大的金融莊家完全可以通過操作期貨反向影響實物的價格。在當時，國際金融體係是完全控製在美國人和英國人手中，蘇聯在大量向西歐出口石油的過程當中，不知不覺也就融入了以美元為統治者的國際貿易體係之下，蘇聯在這其中完全沒有定價權。
油價危機引爆
從油價大跌的那一刻開始，蘇聯自己的石油生產也開始了惡性循環。在危機爆發前夕，蘇聯有一半以上的石油產自西西伯利亞的六個巨型油田，這六個油田由於之前的短平快、不顧長遠的開采方式，一直以來產量增加非常快，換來的外匯大部分都用於其他工業設備和糧食的進口，對油田本身的建設一直存在投入不足的問題，在表層石油被開采殆盡之後，這些油田的產量開始迅速下降，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死循環，要想開采更多的石油，就需要更多的錢來維護油、購入更多的設備進行深層開挖，可當時恰恰又缺錢，導致石油產量進一步下降……
80年代初期，這個問題就已經顯現出來了，繼最大的占蘇聯石油產量25%的薩莫特洛爾油田的產量下降之後，西西伯利亞其他巨型油田的產量也開始出現下滑。原來投入1盧布產出30盧布的那種好事一去不複返了。要想繼續讓這隻雞下金蛋，你得給它喂更多的“米”，而那個時候莫斯科手裏已經沒有足夠的錢進行這筆投資了。但是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蘇聯還有一塊油氣田可以進一步開采，就是裏海油氣田。
早在20世紀70年代，蘇聯正在熱火朝天地全麵開發西西伯利亞產油區的時候，美國記者尤裏·熱加爾金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解密的信息作出很專業的判斷——在蘇聯西伯利亞石油開采進入臨界點的時候，“裏海石油能夠拯救蘇聯免於解體”。
可就是這麽巧，70年代末阿富汗的局勢開始迅速惡化，直接影響了蘇聯高加索地區的安全，由於戰爭的久拖不決，裏海的石油開采始終麵臨著大量不確定因素。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非常草率地讓蘇軍從阿富汗撤出，這導致阿富汗局勢徹底失控，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蘇聯的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外高加索三個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的局勢也陷入了混亂的狀態。這種狀態下，開采裏海石油的可能性就更不存在了。
總而言之，那個時候蘇聯的石油產能已經達到了極限，1983年石油產量是6.18億噸，到了1984年石油產量降至6.13億噸，出現了蘇聯從“二戰”以來首次的產量下跌，到了1985年又進一步下降到5.953億噸；僅僅是1988年蘇聯達到了最高產能6.24億噸，但這是為了應付政治危機，戈爾巴喬夫不惜一切代價親自督戰才達到的，根本不可能延續。
在低油價的情況下，要想獲得更多的外匯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隻有出口更多的石油，可產量在這個時候卻不增反降。到此為止蘇聯政府手裏隻剩下最後一個辦法：壓縮國內的石油需求量，把這個國內需求的份額分到海外出口去，這也是當時最現實的辦法。蘇聯當時國內石油需求量約為4.5～4.7億噸，出口1.2～1.3億噸，其中隻有0.4億噸出口到資本主義國家用於換取外匯。如果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能增加0.25～0.3億噸石油的話，那麽就可以彌補外匯儲備的缺口，避免國內出現危機。這僅需要壓縮國內6%～7%的供應量，可就是這 “6%～7%”卻偏偏始終壓不下來，不光壓縮不下來，在外匯最緊張的1989～1991年，蘇聯高層還做出了一個相反的決策——壓縮石油出口以保證國內的石油供應。
為什麽會這樣呢？其實還要扯到蘇聯的官僚政治上。減少國內石油供應，就意味著要壓縮一部分的生產任務，那麽就會有一些生產部門被削減，而生產部門的削減則意味著相關部委的權力會被削弱，於是該部門必然會反複去阻撓。
為了應付高層壓縮國內石油消耗的要求，蘇聯的官僚們另辟蹊徑，號召群眾少開車來節約能源，可事實上當時蘇聯的家用汽車還屬於一個供不應求的狀態，開車的人並不是很多，所消耗的燃料在總量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蘇聯石油消耗真正的大頭其實是在軍工領域，而在那個時候軍工業已經處於一種過剩的狀態。而對此，蘇聯的官員們卻揣著明白裝糊塗。
除了部門利益導致的扯皮以外，另一個導致國內石油消耗始終壓縮不下來的因素可能就是蘇共高層的內鬥。
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其高層一直有非常惡劣的傳統，就是為了在政治鬥爭中打擊對方，往往不惜改變整個國家的大戰略。在阿富汗戰爭前夕，阿富汗的局勢一度惡化，就和軍方與克格勃的鬥爭有直接關係。在蘇聯最危急的時候，莫斯科的決策層做出這樣不合理的舉動，是否也存在這種問題呢？當然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從其他的事件看出一些端倪。
戈爾巴喬夫本人同樣醉心於政治鬥爭，這一點在莫斯科紅場飛機事件中體現的最淋漓盡致，事件很簡單：一個西德的年輕人駕駛一架輕型飛機從低空飛進了蘇聯領空，當時蘇聯國土防空軍已經探測到了這架飛機，並且層層上報，由於此前蘇聯國土防空軍曾兩次擊落“誤入”蘇聯領空的韓國客機，俄羅斯的很多史學家始終認為20世紀80年代韓國客機闖入蘇聯領空是美國情報部門有意為之，從而在國際上引發了新一輪反蘇浪潮，所以這次軍方並未對這架飛機進行攔截，最終這架小飛機平平安安地降落在莫斯科的紅場。這件事在世界媒體引起了軒然大波，西方媒體在拚命炒作，以此來“證明”蘇聯軍方外強中幹。而戈爾巴喬夫也利用這件事做足了文章，以失職為理由，撤掉了大批和自己政見不合的軍方高級將領。
葉利欽同樣是這個套路。在1989～1990年葉利欽就任俄聯邦總統期間（當時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起來政治改革，各個加盟共和國都有權選舉自己的總統），俄聯邦政府截留了原本應該交給蘇聯最高蘇維埃的稅收，這直接導致蘇聯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
總之，在當時大家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權力、不顧國家的命運玩各種危險的遊戲。
不僅如此，在蘇聯國內即將到達臨界值的時候，1986年烏克蘭共和國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核事故。戈爾巴喬夫把這一事故整整壓了11天才開始公布出來，很多人因此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受到了核輻射。這件事擊碎了普通人對蘇共、蘇維埃政府最後的一點信任。到了1991年，蘇共的內鬥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各個領域的生產紛紛停滯，官僚們互相拆台：一方麵大量的糧食壓在庫裏，另一方麵大城市的街道上副食品商店都在排隊；在蘇聯存在的最後一年裏，其原油產量降到驚人的地步，蘇聯石油的出口量比上一年減少了一半，隻有0.54億噸。至此，蘇聯終於流光了它最後一滴血，中央政府財政宣告徹底崩潰。
再後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八一九”事件。戈爾巴喬夫在被反對者扣押了兩天後又重新上台，接著葉利欽又把他轟了下去，各個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
最終，在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裏姆林宮上落下，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宣布蘇聯不再存在……
蘇聯真正的“死因”
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共存在了73年，回顧這段曆史我們能得出什麽結論呢？真是因為所謂的“荷蘭病”、因為老天爺給了俄羅斯人大量的石油才導致蘇聯解體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曆史上任何一件政治意義上的大事，都是多重因素疊加在一起產生的結果，蘇聯得了“荷蘭病”死掉了，可荷蘭這個國家還存在著；在這多重因素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還是人的問題。
在斯大林之後，蘇共從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核心和最高理想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慢慢蛻化成了一個以個人利益為軸心來吸納各種所謂精英的全民黨；蘇共開始精英化，開始貴族化。共產主義更多的隻是出現在書本上；在蘇共官員的腦子當中，他們信奉的其實是精英主義。什麽是精英主義呢？並不是說把所有的精英集中在一起讓他們服務於人民、建設這個國家，而是這些自封為精英的人讓整個社會、整個國家機器天然地、理所應當地圍繞著他們轉，他們的利益才是國家和民族的核心所在。
到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共產主義在蘇共的口中越來越虛無化，它僅僅是會議的一個口號，勃列日涅夫自己曾經對他的兄弟說過：什麽共產主義，不過是騙老百姓玩的。在蘇聯的官方語言中，隻有在壓製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們才會提及“帝國主義”的威脅。可回過頭，他們又會和“帝國主義”打得火熱——恰恰是由於把石油賣給了他們口中的“帝國主義”國家，才維係了蘇聯長達十年的虛幻的繁榮。
在當時有這樣的故事：勃列日涅夫訪美時曾經到過一片中產階級的社區，看到這裏都是單門獨院，每家門口都停著一兩輛小汽車，勃列日涅夫以為這是美國高官的住宅區，當知道這是普通老百姓的家之後驚訝得目瞪口呆。我們現在聽這個故事的第一反應是：當時蘇聯怎麽這麽窮？其實從經濟總量、工業化程度和軍事實力來講，蘇聯是很強大的，真正刺激勃列日涅夫的還是蘇聯官員的生活水平和美國人的差距。
在當時，安德羅伯夫、勃列日涅夫、葛羅米柯這些蘇聯最高層的領導人，他們的住所都在位於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的一座豪華公寓樓中，每一戶的麵積差不多有200～300平方米，這就是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待遇。當時蘇聯的工程師、公司集團最高領導人和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最多不過兩三倍而已；而同時期美國企業高管拿到的薪酬往往是普通員工的幾十甚至上百倍。這樣一對比，蘇聯的精英階層自然會對西方社會抱有一種向往。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蘇共官員無論在利益上還是心理上，都已經倒向了他們口中的帝國主義國家——像雅克夫列夫、切爾諾梅爾金、葉利欽，當然也包括戈爾巴喬夫本人。這些人在蘇聯最困難時期一直和西方國家打得火熱。很多人脫離組織程序，單獨跟美英等國的領導人甚至情報部門秘密協商，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得自己的個人權力。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鬥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讓的時候，蘇聯這樣的一個大國竟然要求美國的外交部門出麵做他們的政治協調者和仲裁者。至此，蘇聯事實上就已經喪失了一半的主權——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人的精神信仰。
蘇聯有著和美國不相上下的軍事力量，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核武器庫，可蘇聯的高層在麵對美國資本主義物質上奢華的生活時，他們紛紛選擇了下跪。這才是蘇聯解體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因素。除此之外，如果非要給蘇聯解體再找一個理由的話，這裏麵可能也有西方文化先天不足的問題，我們說的是歐洲的城邦文化。
雖然西方國家始終不願意把蘇聯歸入歐洲，但從文化傳承和地域上來講，蘇聯確實是一個歐洲國家。歐洲在政治生態上存在這樣一個特點，就是它的生產經濟都是以城邦為核心的。這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時代。什麽是城邦呢？就是一個或幾個最有勢力的家族控製了一小片範圍，在這一小片範圍內關起門來過小國寡民的日子，在麵對大事的時候若幹個城邦湊在一起，彼此有一些合作，但這種合作與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相比永遠都是非常鬆散的；古希臘、古羅馬都是城邦文化下的產物。歐洲由於地勢平坦，從烏拉爾山一直向西，推進到英吉利海峽找不到任何明顯的地理障礙。這種環境之下，各個邦國之間上千年來互相打得你死我活，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真正把整個歐洲統一起來；說句題外話，俄國能夠獲得這麽大的疆域，是因為它處於一個邊緣位置，歐亞的主要勢力在這個地區的控製力已經很弱，這就給俄羅斯的武力擴張很大的空間，才有了現在的俄羅斯。
在歐洲的這種城邦文化下，分裂的訴求永遠要大於統一，我們看一下現在的歐盟就可清楚這一點：雖然有了歐元這個統一貨幣，但歐洲到現在為止隻要稍微有一點點危機，永遠會有某個國家蹦出來拆台、要單過。這種文化氛圍在俄國也一直存在，無論彼得大帝還是葉卡捷琳娜，他們在處理內政的時候始終要麵對這個問題。到了蘇聯時代，蘇共讓全蘇聯人民有了理想上的向心力，一度空前團結，可是一旦共產主義這個理想變得虛無化，共產黨變得利益化，黨員變得精英化、貴族化，向心力不存在了，那麽原來的城邦文化傳統就會重新表現出來，這種現象在蘇聯被換了一個詞叫地方主義。在這種地方主義之下，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一旦有風吹草動，分裂的趨勢就會暴露出來。在1986～1991年這段時期，連續的幾次衝擊，使得這種分裂趨勢終於演變成了現實。
今天我們也可以找到一個例子，就是現在的歐元區。歐元區在遭受債務危機之後，南歐的希臘很快跳出來說要退出歐元區，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也都跟著這麽喊。假如我們把1991年之前的蘇聯看作一個高度緊密的東方版的歐盟的話，那麽我們就可以理解歐洲的這種城邦文化，對蘇聯解體還是有很深的影響。正是基於這種文化，在1998年、1999年對衝基金做空盧布導致莫斯科出現不穩定趨勢的時候，俄聯邦的很多共產黨同樣提出了要獨立，隻不過那一次由於普京的出現，獨立傾向最後被壓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