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皮茨韋格的油畫創作有時還很注重敘事，將一維畫布展現的場景轉化為一出扣人心弦的微型戲劇，我們可以具體看兩幅以情書為主題的油畫。作品《情書》（Der Liebesbrief，1845）圖7-10中的故事發生在正午或午後的後院一角，兩個女人坐在背陰的角落裏；少女背對觀者，身著帶燈籠袖的深紅色長裙，腰身緊束，裙子的白領、少女的脖頸和精致盤起的頭發在色彩上形成微妙變化和巧妙過渡；她身後的茂盛花草（包括象征純潔的大麗花、對麵牆上已熟的葡萄）暗示著愛情的希望。坐在少女對麵的老婦人可能是保姆或管家，正在打瞌睡，她那衰老醜陋的臉與少女的青春形成反差。少女左手握著書，右手舉起食指放在嘴邊，多半是因為瞥見牆外手持情書（信封中間的紅色封印是情書的色彩標記）、揚著黑色禮帽致意的男子而示意他別出聲，以免驚醒老婦人。
畫麵的主色調是綠色和黃色：黃色從老婦人的褐色長裙、桌麵的淺褐色過渡到草帽的金黃色；藍綠雙色均呈對角線走向，藍色從桌下的繡花框、婦人帽子上的飄帶、小夥子的禮帽和衣袖延伸至他身後飄著白雲的天空，綠色則從畫麵左側的草和窗、葡萄藤跳躍至右側的水壺和葡萄藤枝葉。桌上的針線盒—琥珀底色，間以藍色條紋—描繪細致，由此可見畫家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關注。
圖7-10 施皮茨韋格，油畫《情書》，1845
這幅油畫展現的是一對年輕人如何利用老婦人（作為少女美德和貞操的監督者、看守者）打盹之際書信傳情、“暗送秋波”，保住情書的秘密，而在油畫《被繳獲的情書》（Der abgefangene Liebesbrief，1860）圖7-11中，由於戀人彼此看不見，情書的秘密被監護者逮個正著。這幅畫截取出樓房的最高兩層，畫家的視線可謂懸在半空，與右側窗戶上麵的白色線條齊高。畢德邁爾時期的小城居住密度高，可以推測的是，畫家位於這棟樓對麵的窗前，捕捉到瞬間場景：一封蓋有紅印的信函（情書）從天而降，對窗而立的中年婦女看見“天上飛書”，吃驚得目瞪口呆，漫畫式張大的嘴與《捕蝶者》中的人物表情頗有類似之處。看她的裝束應該是管家、姑姑或母親，麵窗而立的她表情怪異，這與靠窗而坐、埋頭針織的年輕女子的嫵媚側影形成對比。
圖7-11 施皮茨韋格，油畫《被繳獲的情書》，1860
油畫標題透露了情書的下落。窗台上的盆栽植物具有象征意義，右邊是象征愛情的玫瑰，左邊是連理枝般的綠色植物，中間則是作為阻隔與障礙的帶刺仙人掌，這一植物在此象征著長輩（禮教）的嚴厲管束。右邊屋簷上的一對鴿子諷刺性地影射處於“**期”的小夥子所懷有的成雙成對之願—情書一定是這一願望的文字表達，鳥籠則暗示妙齡少女被禁錮而不得自由的生活狀態，還有一個不大顯眼的隱喻是右邊窗戶上端帶鳳凰圖案的浮雕，據說是一家保險公司的徽記，可以理解為對“憑窗送情書”這一冒險舉動的嘲諷揶揄。所有這些暗喻並非為了營造悲劇氣氛，而是有助於增添畫麵的趣味性，給這一微型鬧劇添加耐人尋味的注腳。畫麵中的天空、陽光渲染出溫煦明媚的氛圍，油畫展現出人生百態中的一個令人莞爾的小插曲。
施皮茨韋格創作於同一時期的油畫《永遠的求婚者》（Der ewige Hochzeiter）圖7-12裏的場景發生在戶外，房屋樣式沿襲了中世紀和巴洛克式建築風格，富於細節裝飾；陽光的照射使畫麵顯得半明半暗，畫麵前方的亮光區裏站著一對青年男女，他倆仿佛位於戲劇舞台上，一舉一動均被街上樓上的諸位好奇的鄰居看得一清二楚。小夥子右手拿著禮帽，左手恭敬地獻上象征愛情的花束，他的穿著打扮—綠褲、黑鞋、黃外套、白手套、禮帽以及精致發型—是畢德邁爾時期的典型裝束；女子的衣衫是紅（馬甲）藍（長裙）白（襯衣和圍裙）的三色組合—施皮茨韋格畫中的女性形象往往缺乏鮮明的個性特征，更多代表賢淑嫵媚的窈窕淑女類型。
圖7-12 施皮茨韋格，油畫《永遠的求婚者》
求婚這一幕賦予日常生活以節日般的氛圍，凸顯出小城安閑寧靜的生活氛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幅油畫所描繪的時期在畫家創作之際已屬過往，畢德邁爾時期已結束了十多年，時代早已被1848年的革命風暴洗禮，畫家卻仍在創作中繼續重現這段業已消失的生活狀態，滿懷追憶懷想。
我們接著簡短地看一下兩位維也納畫家的作品。莫利茨·封·斯維德的油畫《在隱居者處的流浪藝人》（Ein Spielmann bei einem Einsiedler，1846）反映了森林隱居處的寧靜淳樸生活，流浪藝人不久又將繼續漂泊。在油畫《黎明時的告別》（Abschied im Morgengrauen，1859）圖7-13中，天剛蒙蒙亮，一輪鐮刀似的月亮掛在天空，小院裏陳設簡單；男子正推門離去，從他的裝束和手中的拐杖可以看出是要遠行；臨別之際，他目光眷念地再回首，望向樓上放花盆的窗戶，一定是在與目送他離去的妻子作無言的告別；畫麵的黃色基調渲染出感傷的氛圍。
圖7-13 斯維德，油畫《黎明時的告別》，1859
畫家瓦爾德米勒（Ferdinand Waldmüller）的油畫《放學後》（Das Ende der Schulstunde，1841）中的場景和人物布局顯得有些過於戲劇性和規整，明亮的光線照在所有人物身上，顯得不自然；孩子們的形象有些被美化，女孩全都是一模一樣的俊美形象。畫家刻意展現鄉村孩童的活潑可愛、鄉村生活的單純快樂。他的油畫《寺院裏的救濟湯》（Die Klostersuppe，1859）表現的也是一出理想化的場景，窮人們得到寺院的救濟湯，其樂融融，他們的悲苦境遇被粉飾，社會的不公正被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