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四年（1211年），餘嶸奉命出使金國。此時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從前線逃回的金國潰軍，便想去前線查看交戰情況並趁機與蒙古取得聯係，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圖被金人察覺，最終無功而返。回國之後，餘嶸向宋寧宗上奏：“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耍，有舊遼滅亡之勢。”並建議乘此時“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以應對時局變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國後指出金國的滅亡之兆“大抵可見”，然而“習安者易製，崛起者難馴”，蒙古才是未來的心頭大患，因此當務之急仍是“內固邊防，外精間諜”，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
就在同一年，金國南遷後，權工部侍郎徐應龍也不無擔憂地說：“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
也就是說，早在“聯蒙滅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人意識到蒙古的危害，雖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進取，但在對蒙古的態度上還是很謹慎的，都能意識到這可能會是“宣和舊事”的重演。
此時，宋廷對蒙古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軍攻擊濟南時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請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達濠州時被南宋邊防軍驅趕，後被金人所獲。
這時，在西夏騷擾、蒙古進攻的外部打擊下，金朝內部也不平靜，東北有耶律留哥叛變和東夏國，東有紅襖軍的不斷進攻等，金朝已經麵臨三麵被困之勢，唯有南邊的宋朝還能保持互不侵犯。
而金國在這時又發動了對宋的戰爭，宋廷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與蒙古展開交往，以期減少自己承受的軍事壓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與南宋接觸，宋寧宗亦表達了與蒙古進一步接觸的意願。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東製置使賈涉奉朝廷命令遣趙珙出使蒙古，並受到木華黎的熱情款待。同年，宋廷還派遣苟夢玉出使，並見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夢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說，這一階段宋蒙之間的聯係比較頻繁，兩國關係不斷升溫。雖然有什麽外交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兩人帶回了大量關於蒙古的信息，對宋廷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顏守緒下令停止對宋戰爭後，蒙古對於南宋而言已經失去了製約金國的實際價值，宋蒙關係迅速降溫。恰逢此時金哀宗有意與南宋聯防武休，以防備蒙古繞道攻擊金國後方，無奈金國當權大臣認為此事有失顏麵而力加阻撓，而南宋方麵也不甚熱心，最後此事未能成行。
不過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寶元三年（1227年），蒙軍悍然進攻南宋川陝戰區，由於四川製置使鄭損擅自做出了棄守關外五州（階州、成州、鳳州、西和州、天水軍）的錯誤決定，致使自吳玠時代以來南宋經營百餘年的“三關五州”防禦體係徹底瓦解。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變”。
此後，南宋對蒙古愈加冷落，朝內再無和蒙之議，甚至還與金國開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轉運使趙汝譡與之前被俘的黃摑阿魯答在潭州商議聯合抗蒙之策，兩淮戰區的趙範、趙葵亦與金國將領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約定共同防禦蒙古。
由於沒有宋的支持，蒙古對金作戰依然沒有取得進展，陷入了“入關不能，渡河不可”的尷尬境地，無計可施的蒙古人隻好另想他法。寶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時候曾經留下遺言：“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過於簡單了，南宋方麵早就識破了蒙古的企圖。所以，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時候，宋廷直接選擇了拒絕其入境。由此可見，南宋的外交策略還是很務實的，與蒙古交往也不過是互相利用的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還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