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上午。在學校輔導老師瑪麗奧·克雷斯尼夫人的辦公室。
她有一雙小小的善意的眼睛，她的笑容則顯得比例太大了。根據她頭頂的牆上掛著的那張證書來看，她已經在巴特萊特高中工作了十五年。這是我們第十二次會麵。
之前窗台上的事依然讓我心跳加速，雙手發抖。我全身發冷，隻想躺下來。我等著克雷斯尼夫人說：我知道你第一節課幹什麽去了，薇歐拉·馬基。你的父母正在來學校的路上。醫生也到了，準備送你去最近的精神康複中心。
但是我們的談話是這樣開始的。
“你好嗎，薇歐拉？”
“我很好，您呢？”我坐在自己的手上。
“我也很好。我們來談談你吧。我想知道你現在是什麽感受。”
“我很好。”她沒有明確說出來，但這並不代表她不知道。她從來不直截了當地問問題。
“你睡得如何？”
那次車禍之後，我已經做了一個月的噩夢。每次來見她的時候，她都會問起這件事，因為我犯了個錯誤，把這件事告訴了媽媽，她又將此事轉告給了克雷斯尼夫人。這是我會在這裏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我不再跟媽媽說任何事的最主要原因。
“我睡得很好。”
克雷斯尼夫人的特點就是，她一直在微笑，無論聽見什麽，她都會微笑。我很喜歡她這一點。
“還會做噩夢嗎？”
“不會。”
我以前會將做過的夢記下來，可現在不記了。我能清晰記得每一個細節。在四星期前的一個夢裏，我整個人都融化了，字麵意義上那種。在夢裏，爸爸說：“你已經走到盡頭了，薇歐拉。大限將至。我們全都經曆過，現在輪到你了。”但是我不想這樣啊。我看著自己的腳化成泥，一點一點消失。然後是我的雙手。但是一點也不疼，我記得我心裏在想：我不應該在意，因為這一點都不疼，隻是漸漸消失而已。可是在我身體一點點消失的時候，我確實是在意的。然後我就醒了。
克雷斯尼夫人在椅子裏換了個姿勢，保持著臉上的微笑。不知道她睡覺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麵帶微笑的。
“我們談談大學的事吧。”
去年這個時候，我肯定會很高興和她談論大學的事。以前，我和艾蓮娜會等爸爸媽媽睡覺以後聊起這個。如果天氣暖和，我們就去屋外坐著聊，如果天氣太冷，就在屋裏聊。我們想象我們會進什麽大學，會在那裏見到什麽樣的人，遠離這個隻有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人的小鎮——印第安納州的巴特萊特，去一個感覺像是遙遠的外星星球的地方。
“你申請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佛羅裏達大學、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北加勒比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真是五花八門，但是怎麽沒有紐約大學？”
從七年級的那個夏天開始，我就一直夢想著參加紐約大學的創意寫作課程。我那個大學教授兼作家的媽媽帶我去過紐約。她的畢業作品就是在紐約大學完成的，我們在那座城市裏待了大概三四個星期，和她從前的老師和同學交流——包括小說家、劇作家、編劇、詩人。我本來計劃在十月的時候提早入學。但是後來發生了那場車禍，我就改變了主意。
“我錯過了申請的截止日。”常規錄取的申請截止日期是上個星期的今天。我已經將所有資料都填好，甚至寫完了申請論文，但是我沒有寄出去。
“我們談談寫作吧。談談那個網站。”
她指的是“艾蓮娜和薇歐拉之家”。在搬到印第安納州後，我和艾蓮娜就建立了這個網站。我們想要創建一本電子雜誌，提供關於時尚、美容、男孩、書籍和人生的兩種（完全）不同的視角。去年，艾蓮娜的朋友傑瑪·斯特靈在一個訪談裏提到了我們，我們的關注人數瞬間提升了三倍。但是自從艾蓮娜死了以後，我就沒有再碰過這個網站，畢竟那是一個關於姐妹花的網站，沒了她，還有什麽意義呢？再說，在艾蓮娜死去的那一刻，我的世界也跟著死了。
“我不想談網站的事。”
“我知道你媽媽也是一個作家。她一定能夠提供很有用的意見。”
“傑薩姆·韋斯特說過：‘寫作是非常困難的，隻有那些將人間當地獄的寫作者，才能在死後免受懲罰。’”
她聽見這句話，眼睛一亮：“你覺得自己是在受罰嗎？”她指的是那場車禍，又或者是待在這座小鎮、這所學校，坐在這間辦公室裏。
“沒有。”我應該接受懲罰嗎？當然。不然我為什麽要給自己剪劉海？
“你認為自己應該對發生的那件事負責？”
我伸手撥了撥歪向一邊的劉海回答道：“沒有。”
她靠到椅背上，笑容稍微收起一寸。我們都知道我在說謊。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她說我一個小時之前，被人從鍾塔的窗台上救下來，她會說些什麽。現在，我確定她還不知道這件事。
“你後來開過車嗎？”
“沒有。”
“你願意和你父母一起開車出去嗎？”
“不願意。”
“可是他們希望你去。”這不是一個問句。她說得好像她已經找他們其中一個甚至兩個人談過話了，或許她真的找過了。
“我還沒準備好。”這幾個字真是神奇，可以將你從任何麻煩裏拯救出來。
她往前湊了湊：“你有沒有考慮過回啦啦隊當隊長？”
“沒有。”
“學生會呢？”
“也沒有。”
“你還在合唱團裏吹長笛嗎？”
“我坐在最後一席。”這是那場車禍不曾改變的事。我之前也都是坐最後一席，因為我吹得不怎麽好。
她又靠了回去。我一度以為她放棄了。然後她說：“我很擔心你的進展，薇歐拉。坦白講，你的進展應該比你現在的情況好很多。你不能永遠逃避開車，尤其現在是冬天。你不能永遠停滯不前。你要記住你是那個活下來的人，這意味著……”
我永遠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因為在聽到“活下來的人”的時候，我就直接站起來走了。
去上第四節課的路上。學校走廊。
至少有十五個人——有些我認識，有些我不認識，還有幾個已經幾個月沒跟我講過話了——在我去教室的路上攔住我，說剛才救了要自殺的西奧多·芬奇的我有多麽勇敢。其中一個女孩是校報的記者，想要給我做一個專訪。
西奧多·芬奇是我最不想救的人，他是巴特萊特中學的傳奇人物。我和他不熟，但是我知道他。人人都知道他。有些人討厭他，因為他是個怪人，他經常打架，砸壞學校的東西，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有些人很崇拜他，也因為他是個怪人。他在五六個不同的樂隊裏當過吉他手，去年還錄了專輯。不過他確實有一點……激進。就比如，有一天他從頭到腳塗了一身紅色來學校上課，而那天根本不是學校的“創意周”。他對一些人說他是在以此抗議種族歧視，對另一些人則說他是在抗議吃肉。高一的時候，他整整一個月每天都穿著披風來學校，用桌子將黑板砸成了兩半，還偷了科學樓裏解剖完的青蛙，給它們舉行了葬禮，最後埋在棒球場。偉大的安娜·法瑞絲曾經說過，拯救高中生活的秘密就是“要低調”。而芬奇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遲到了五分鍾，教俄羅斯文學的是戴著假發的馬洪夫人。她給我們布置了作業——看完《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交一份十頁的讀書報告。全班齊聲哀號，隻有我沒有，因為不管克雷斯尼夫人怎麽想，我現在就是處於“情有可原期”。
我根本沒聽馬洪夫人如何滔滔不絕地講對這份報告的要求，我在剪裙子上的線頭。我有些頭痛，可能是這副眼鏡的緣故。艾蓮娜的視力比我還差。我摘掉眼鏡，放在桌子上。她戴著這副眼鏡很好看，我戴著醜得要命。特別是配上劉海。但是或許，隻要我戴著這副眼鏡的時間夠久，我就能越來越像她。我可以看見她所看見的東西。我可以同時成為我們倆，這樣就不會有人再思念她——最想她的人其實是我。
問題是，生活有美好的時候，也有糟糕的時候。我的生活並不全是糟糕的時候。總是有些事能夠令我卸下防備。一個電視節目、爸爸發來的好笑視頻、班裏同學的一句話，都會讓我哈哈大笑，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一樣。不管什麽情況是正常，我反正覺得自己又正常起來了。有幾個早晨，我醒來以後，會一邊洗漱一邊唱歌，或者是打開音樂跳一會兒舞。大部分日子裏，我都走著去上學，也有時候會騎車去。有時我的意識會欺騙我，讓我以為自己隻不過是一個出來兜風的普通少女。
坐在後麵的艾米麗·沃德捅捅我，遞給我一張字條。每堂課開始之前，馬洪夫人都會把我們的手機收上去，所以我們依照傳統，在筆記本上寫字條。
你真的救了要自殺的芬奇嗎？瑞安。
這間教室裏隻有一個瑞安，肯定有人會說，全學校，甚至全世界，都隻有一個瑞安，就是瑞安·克洛斯。
我抬頭看向他，他和我中間隔了兩排。他長得真是太好看了。寬肩膀、溫暖的金褐色頭發、碧綠的眼眸，臉上的雀斑數量剛好，令他看起來更加親切可以接近。十二月之前，他還是我的男朋友，不過我們現在正在鬧分手。
我將字條放在桌子上看了五分鍾才回複。最後，我是這麽寫的：
我隻不過湊巧在現場。薇。
不到一分鍾，紙條又傳了回來，不過這一次我沒有打開。不知道有多少女孩願意像這樣，收到瑞安·克洛斯傳過來的字條。去年春天的那個薇歐拉·馬基也曾經是這些女孩中的一員。
下課鈴響起，我坐著沒動。瑞安也逗留了一會兒，想看看我要做什麽，但是我隻是呆坐在位置上，於是他拿起自己的手機走了出去。
馬洪夫人問：“你還有什麽事嗎，薇歐拉？”
十頁讀書報告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如果老師要求寫十頁，我可能會寫二十頁。如果要求寫二十頁，我一定會交給他們三十頁。寫作是我最擅長的事，比做一個女兒或者是女朋友或是妹妹還要擅長。曾經，寫作就是我。但是，現在寫作卻是我無法做到的事情之一。
我其實什麽都不用說，甚至連“我還沒有準備好”都不用說。這些話明明白白地包含在不用寫出來的《生活規則手冊》裏，也包含在《論學生痛失所愛時要如何應對》和《論九個月之後，依然未能走出陰影》這兩篇論文裏。
馬洪夫人歎了口氣，把手機還給我。“交給我一頁紙或者一段話就行，薇歐拉。你盡力就好。”我的“情有可原期”救了我。
我走出教室，瑞安正在外麵等著。我看得出來，他是在試圖彌補我心裏的裂痕，將我變回他過去認識的那個有趣的女朋友。
他說：“你今天特別漂亮。”他很好心，沒有一直盯著我的頭發看。
“謝謝。”
我的視線越過瑞安的肩頭，看到西奧多·芬奇正大步流星地走過。他朝我點了點頭，好像知道什麽我不知道的事，然後直接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