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此時空的明朝在全麵進攻日本前，派間諜入日本列島搜集情報，包括日本更名史也不放過。
在另一時空，一說起倭國日本，後世各國的人們絕大多數都會對其有一種喜恨交加的感情，尤其是曾經自詡為“天朝上邦”的中國人更是如此？原因何在？答曰：“中日兩國乃‘曆史宿敵’，天生不能並存於世！”
一方麵，在中國近代百餘年的屈辱史中，日本是侵略中國次數最多、犯下罪行最多的一個鄰國，自“甲午海戰”開始，中國就在日本的**下長達半個世紀，所以說，不管是在物質、肉體還是在精神上，日本都對中國的苦難經曆烙下不可磨滅的曆史印記；
另一方麵，在當時，日本人的擁有較高文化素質、出色的經商才能，以及日本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小國，卻在世界上取得如此不凡的成就，又讓中國人讚歎和羨慕不已！
喜恨之餘，不少中國人不禁會問：“日本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民族呢？”其實，在異時空的“二戰”後期，美、日交戰後，為了了解對手進而徹底擊敗日本，美國政府著手組建了一批專家，對日本人的民族性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所撰寫的一本書——《菊與刀》。
在書中，魯思?本尼迪克這麽評價日本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美其名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這些評價說明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乃是各種極端思想的雜合體！日本人如此矛盾的性格，讓外界人看來很難理解。但是，隻要我們了解日本的曆史及其國情，或許就不覺得日本民族性格為何會如此奇怪了。
日本人複雜的的性格，源於其生活環境，因為日本國土麵積狹小、資源匱乏，而且自然災害頻發。在這種條件下生活的日本人，自然而然就有一種強烈危機感，這種危機感貫穿日本的整個曆史，促使日本人產生了，必須侵略他國並獲取他國物資來為我所用以求生存與延續的意識。這符合“黑暗森林法則”原理。
早在日本的“戰國時代”，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並在日本國力稍盛的時候，豐臣秀吉便開始規劃先吞並朝鮮，後進攻中國，在稱霸世界的計策。
當時中國正處大明王朝時代，試想一下，一個剛剛結束內部分裂的彈丸島國，竟然轉眼便策劃著侵略泱泱大國，這是何等的野心？
雖說那次日本遠征中國的戰爭最終一敗塗地，然而日本人在危機感下滋生的的侵略思維卻一直沒有改變。隻要有機會、有實力，他們便會積極擴張，以圖再取。因而在近代，東亞地區由於日本率先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國力領先於中朝，結果造成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禍事。
日本人的性格還決定了其文化性質，因為在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國的學生，從戰國至秦末，從中國移民到日本的民眾就有數萬眾，尤其是“徐福渡海求仙”，而這些人很大一部分成為傳承中國文化的“使者”。
西元3世紀末，百濟博士王仁把中國的儒家典籍《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傳至日本。西元5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夠較好地運用漢字書寫了。
“倭王”繼體天皇7年（西元513年），建立五經（易、禮、詩、書、春秋）“博士交待製度”，要求百濟定期向日本派遣諳熟儒家典籍的“漢學家”，以後又增加醫博士、曆博士、天文、地理和陰陽五行等各方麵的專門人才。
到“倭王”聖德太子時代（西元593年——西元621年），“倭國”直接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全麵攝取中國隋唐兩朝的文明製度，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大化改新”以後，日本進一步大力汲取中國文化。
自西元630年到西元894年間，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幾次遣唐使船，隨行的就有許多留學生、求法僧和美豔女子。前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後者試圖勾引中國男人中身材高大者為其配種。
當時，在吸收了中國的儒家和佛家理論的基礎上，日本的本土也逐漸形成了一種特色的“精神文化”，這種“精神文化”在其形成後影響巨大，成為後來日本人在價值與道德方麵的基本準則，這便是“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於日本的“鐮倉幕府”時代。最初，它還是倡導忠誠、信義、廉恥、尚武、名譽的。但是，“武士道”作為封建幕府時代的“政治產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麵的東西，而不是它的真諦。
在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滿足“武士道”的那些東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而“神道教”的信念基礎就是“不分是非，隻論厚黑”。因而，“武士道”在人格形成上容易導致極端的兩重性：
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又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又順從強者等等。這與西方“黑暗森林法則”理論如出一轍，也很符合中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下產生的“厚黑理論”！
日本的“武士道”總結起來就隻有八個字，那便是：“義”、“勇”、“仁”、“禮”、“誠”、“名”、“忠”、“克”。
在之前，“武士道”是以推崇善良為本性的，但就在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和窮兵黷武的道路之後，“武士道”就經曆了一次畸變。此後，“武士道”作為傳統封建製度的“精神規範”，卻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國家軍隊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最後成為了明清以後“大日本帝國主義”向外進行侵略擴張的“宣傳工具”和“思想綱領”。
“武士道”中有一個終結儀式，那邊是“切腹”。“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殺方式。在古代，日本人打了敗仗時都要剖腹謝罪，未完成主君交付的的任務時也要剖腹。即使到了現代，“切腹而死”對日本人來說，也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切腹”因極度痛苦而崇高，在日本人心中是最能體現人的勇氣的自殺方式。
從另一角度來看，可以這麽說：“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看透了死亡，以‘不怕死’而為主君毫無保留的舍命獻身”。這種思想也是對傳統儒家“士道”的一種反動和篡改，因為儒家的“士道”講究君臣之義，有“君臣義合”、“父子天合”的人倫觀念。但是，日本的“武士道”卻是以“為主君必須不怕死、不要命的覺悟”為根本。
“武士道”這種崇高的精神在近代卻被濫用，因為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人民對“武士道精神”的崇拜，培養了一大批不怕死、勇於為國家、戰爭獻身的士兵。而日本在近代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有了這麽一群不怕死的士兵，比如“神風敢死隊”敢開飛機去撞美軍航母，“關東軍”敢用軍刀去劈砍蘇軍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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