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船順沅水東下，經漵浦大江口、辰溪，到達沅陵。沅陵是當時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縣誌》卷十三載：“陽明喜郡人樸茂，留虎溪講學，久之乃去。”虎溪山在沅陵城西，山上有龍興寺院。此時當地無書院，陽明便在寺院講學。環境很好，正德九年，他還有詩回憶當時的情景：
記得春眠寺閣雲，鬆林水鶴日為群。
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
《與沅陵郭掌教》
他在這裏教的主要是“靜坐”，讓人收放心。這是王學中的一段公案，是王學近禪的證據之一。當時主要受業的是冀元亨、蔣信，都沒有流於禪。嘉靖二十年，蔣信任貴州提學副使，重修文明書院，大講陽明心學，“貴州人文風教為之一振”。陽明離開辰州後，寫給辰中諸生的信中，再次強調：“前在寺中所雲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務紛挐，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一段放心功夫耳。”
禪法的靜坐是通過一套調呼吸的辦法（如聽呼吸的微聲、懨鼻孔、眼觀鼻鼻觀心等等）達到一種無念、無知覺的入定狀態，追求元神不動。陽明講過人不可能無念地體會。所以他隻追求正念，不求神通，息息去私意、存天理。陽明所說的，讓學士修習的靜，是靜慮，是《孟子》說的“收其放心”，心思觀照，不能心存鴻鵠，逐一檢查靈魂深處有無私心雜念。陽明所教的是純粹的儒家修為。
而且，陽明是明通之士，堅持不離世間法。他固然熱愛山林清幽，悅目賞心，無市塵之紛擾，撲鼻無濁氣，入耳無噪聲，就他的私心而言，他喜歡這種“境”。但他內心的意境不在於此，他心中想的是普法於世間，與眾生一起超凡入聖，不當自了漢。這其中有高尚的弘道精神，也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的功名心。這個功名心使他區別於禪門，近禪的那一麵又使他區別於沒有超越意識的功利派。
他教人靜坐的具體功夫是單看書絕對弄不清楚的，而且也沒有留下多少記載。推測應該是吸收了佛道的靜坐技巧，來做儒學“處心有道”的功課；應該是孟子、韓愈一條線上的知言養氣那一套，為了“集義”，找心無虧欠的沛然狀態，與聖賢進行精神交流，像韓愈說的“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達到純熟的境界，以期隨心所欲不逾矩。陽明這個功課，與他的一係列思想是一致的，首先是“心即理”的一種貫徹落實，其次可以檢驗知行合一到什麽程度；對於找到良知也是必不可少的克己省察的功夫。
陽明的精一於靜的直接導師是周濂溪。濂溪主靜的路數主要是強調誠、神、幾，如《通書·聖第四》中所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周發揮《易傳係辭》靜專動直的說法，改為“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陽明曾手書程明道、李延平講守內主靜的語錄為座右銘。明人張詡用高價買了陽明的手跡，全文過錄於張的《戒庵老人漫筆》卷七：“明道先生曰：‘人於外場奉身者，事事要好，隻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嚐書之座右，南濠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予書。予不能書，然有誌身心之學，此為朋友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士守仁書。”
總而言之，隻有靜下來才能找到為己之學的門徑，才能找到萬派歸宗的心海，找到“我”的本來麵目，陳獻章因此主張靜養善端。凡心學都有主靜的特點，陽明則是靜生動一路的。他在贛州抄錄周子《通書》“聖可學乎”，末下按語：“《通書》雲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靜兼動靜，才誠、神、幾。
在他諸多的“到此一遊“的詩中，不能忽略《再過濂溪祠用前韻》這首標誌著其思想獨立成型的詩：
曾向圖書識麵真，半生良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
一自支離乖學術，竟將雕刻費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萍。
從書本來尋證我心自性的真麵目使他半生錯用功夫（愧儒巾），現在他差不多覺得自己是先覺了——“逸民”在這裏是“先覺”的謙稱。凡向圖書識道真的做法都是強調了“學”，因為不能落實到“行”，從對心體的建設這個終極意義而言，那便隻是“偽學”。現在“我”覺悟了，因為我悟到了知行合一直抵聖域的門徑，不再走那條紙上求聖的鋪滿鮮花的歧路了——“一自”兩句是心學叛逆理學的宣言，盡管還是“接著”陸九淵講，但因王學廣為流傳而成為口號。問題在於將學行分離才算“支離”“雕刻”。然而王學門徒不經再傳便忘了乃師半生在書上下過死功夫，忘記了“點傳師”錢德洪“學問之功不可廢”的諄諄教誨，也忘了陽明本人多次說過的“學問之功何可緩”“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之類的教誨。他們是故意忘記，他們用下等“拿來”法，專取合口味的，不管祖師的完整體係。理解一個主義難在不肯誠實地對治自己。
誠實的“怎麽辦”是在亂的時候、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先靜下來，“萬物靜觀皆自得”。在誠靜之中，發正信，立正誌。“立誌”是個信仰問題，是個準宗教問題。陽明從悟道之後就一直強調首在立誌，將立誌問題提煉為“一個即所有”的問題。立聖賢之誌，就是愚夫愚婦也可以悟道，若不立聖賢之誌，則再飽學亦無濟於事。
所謂“實處”的功夫，陽明在《書汪進之卷》中說：就是“為己謹獨之功”，能實行這種修養功夫，就會辨別天理人欲，就能分清怎樣做是支離、是空寂、是似是而非、是似誠而偽。有了正確的標準，就能修到實處了。否則，隻會忘己逐物，把精力消耗在捕風捉影的事情上。至少，也會把指月之指當成月本身。支離的最大危害就在於“辨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夫誌，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
那麽，又怎樣培養誌根呢？陽明學說的特點就在於——怎樣都行。灑掃應對，當官為宦，讀書講學，都可以找到天下一體的感覺。在陽明還沒有離開貴州時，有個要去辰州做官的人向他請教該怎樣做，他說，縣官是親民的職位，你講究親民之學就行了。問：“怎樣才算親民呢？”王說，明明德於民，使民樹立良好道德。明德與親民是一體的，在任何時候都能把別人的老人當成自己的老人，把別人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