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厘須遣認教真
當劉瑾的無情打擊穩住局麵後，他便稍微緩和了一下殺伐之氣，化解一下矛盾，這是起碼的政治技巧，並不能說明他變好了，隻說明他還不想自速其死。這對於壓在五指山下的王陽明就算揭下了鎮壓的法帖。1510年，正德五年三月，陽明結束了他的流放生涯。正好，他也“進修”得上聖人之道了。
盡管這三年來，他時刻都想離開這裏，但真讓他走時，他還頗為感慨。因為這時，問題的性質變了。現在是要離開朋友和同學的問題，不是與劉瑾的恩怨糾纏了。這種情感波動雖不關至道，本不值得太細看，但在人生的拐彎處，最能見出一個人的性情，對於一個性情直接產生哲學的心學家，現在是就近端詳他的好機會。
他一點兒也沒有“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做伴好還鄉”的“暢”；也沒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快”；自然也沒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傲”；他平靜得讓人泄氣，這是“理學家”（心即理，心學屬於廣義的理學）不同於純情詩人的地方。已經知行合一了的人，其情既不“放”，也不“矯”，更何況此時的陽明正主張精一於“靜”呢。他並沒有達到“逢苦不戚，得樂不欣”之心體如如不動的高境界。他知道劉瑾的時代並沒有過去，從龍場驛丞“提拔”為廬陵縣令，並不等於世道變了。他自然去上任，但“無可無不可”爾：
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
也知世事終無補，亦複心存出處間。
戀，是情緒性的，從短暫的感受上說也是真誠的。如果讓他終老於此，他就不幹了。隻是此時世事如此風波詭譎，“出”了也不會有所作為，所以在木石居再“處處”也無不可吧。
這個卸任的老師還在當導師，而且是終身製的導師，他對學生的臨別贈言是：
坐起詠歌俱實學，毫厘須遣認教真。
因為坐詠起歌都是在用文學滋養心性，是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所以是“實學”。心學是偉大的以教養論為中心的教育學。坐起詠歌是“美育”，“毫厘須遣認教真”是料理“我心”的思維修功夫。修煉心體是不能有絲毫馬虎的，心體也是至為精密的，往往在體上差之毫厘，在用上就會失之千裏。心誠、心細是心學意術的基本要求，也是王學和陸學的區別（陽明說陸九淵“粗”）。“知行合一”就是要在日用中做功夫。“改課講題非我事。”他的教學中心任務和方法就是“研幾悟道”（心學尤重這個“幾”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細節做到極致（精一精微）、知微知著、找到微妙中的恰好。
他勸尚未脫離厄運的“同誌”：“蹇以反身，困以遂誌。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他這樣說絕不是唱高調。這是他信奉的孟子的“反手而治”的辯證藝術，他本人是從中得過大利益的，到目前為止，他所悟到的境界都是從患難中反風滅火獲受用的。練成這一手後就可以“隨處風波隻宴然”了——泰然原則是禪學與心學共同標舉的最佳心理原則。
兩年多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這麽惡劣的生存環境，他再會苦中作樂，也是苦大於樂。再加上他常常鬧病，其艱難苦痛是不“在場”的我們難以盡情地體味的。若全信他那些曠達語，便盡信書不如無書了。如他在辰州說：“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精神上是相當孤寂的。他無論如何不是神仙。他若真心如止水，也就沒有心學了。“三年謫官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雁到，閑心期於白鶴同。”（《過江門崖》）好在，這一切都暫時告一段落了。
從他離開貴陽的大量贈別詩來看，他此時真正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好將吾道從吾黨”。他此時主靜，是為了生明，為了找到定盤星，找到能避開陷阱的新路。在靜中“心存氣節”，也就是更強調“節”，過去是尚“氣”，用他後來的自我總結來說過去隻是辦到“狂者”的境界，他現在要向“中行”境界修煉。但還隻在練習“守中庸”的分上，離隨心所欲不逾矩之“時中”正果，還有很大的距離。可貴可喜的是他知道這一點，他不盲目地自大自壯。他所謂“從吾黨”，就是在師友之間形成“研幾悟道”的小周天，從而相互勉勵，抵抗習俗，另辟一人文景觀。
相對於追名逐利的滾滾紅塵，他這個立場絕對是“靜”，過去的同學同僚可能還會笑他這種不著急的守靜狀態是沒出息、不長進。但他此時已過了“矮人觀場浪悲傷”的人雲亦雲期。他再也不會如醉漢般東扶西倒、西扶東倒了。
這就是靜下來的好處，靜的下限是不會隨波逐流了；上限則是可以“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