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程朱，出入於佛、老，到現在“悟格物致知之旨”，大講知行合一，經曆了“三變”，王記心學宣告誕生。他到底解決了什麽問題呢？其心學到底有什麽了不起的地方，既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風靡天下又能盛傳不衰呢？
簡單地說：他要給道德找根據，而且人們迅速信服了他找的這個根據和尋找根據的方法，於是風動天下。給道德找根據，對於沒有宗教的中國人來說是天大的問題，所謂存在的家園的核心構件就是這個根據，所有的精氣神、安全感、歸屬感等等都要從這個根上“出”。人們尊奉孔孟聖學就是在維護這個存在的家園。孔子從人情上確立了這個根據（孝親原則），孟子從惻隱、廉恥等四端上確立了這個根據。從荀子開始關注點跑偏了，一直到朱子。朱子在宋朝受壓，元朝成為官學延續到明代。王陽明現在覺得他從心外麵找理（這個理既是根據也是規則）正好把這個根據給失掉了。如小和尚眼一直看著遠飛的大雁心也就跟著雁走了，應該把心收回來。道德的根據就在吾心、吾性。所謂物有本末、知有先後，把誠意放在首位就是把心放在格物致知的起點上——今天人們也趨於認同道德是科學的依據了。（參看舍斯托夫《無根據頌》）道德的根據是第一意義問題、第一哲學。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從事實的世界中找出真正的價值來。
為什麽從“吾性自足”“知行合一”這類命題就能找出人人意中有語中無的那個意義呢？它們憑什麽就能做到這一點呢？天下讀書人都讀的朱子的書為什麽就不靈光了呢？
長話短說，最關鍵的是朱的理路是心物二分、知先行後的，有點兒像近代西式的主觀去把握客觀，把握得對了多了，就“窮理”了。陽明認為那是本末倒置、是逐物永遠不會窮理。陽明追求的是心理和物理毫無縫隙的高度統一的“純粹意識”狀態。陽明認為一切精神現象都是以這種狀態出現的，找到它，直接培養它，才是在本原上做功夫。王學的“心體”就是這個統一體，是在意誌的要求與現實之間沒有一點兒空隙的、最自由而活潑的狀態。從純粹意識的立場看，沒有離開主觀的客觀，所謂“理”，就是把經驗和事實統一起來的東西。知情意是絕對統一的，“心”永遠是最能動的，且是唯一屬於“我”又能使我走出小我去實現大我（成聖）的本原性力量。一切真理的標準不在外部，而從物上求理永遠隻能得到不完全的“理”，還得永遠沒完沒了地去求，跡近螞蟻爬大象。
這樣把“意義”的基地建築在我心，就等於從外界找回了自我，這從理論上結束了人類鎮日逐物、心隨物轉的曆史。把“放（逐於外的）心”從形形色色的現象界拉回到本體界。王常說的“心體”就是說心是本體，是“元”，是先於每個人而存在的深遠的統一體。人們之所以把心“放”了，就是受外界影響迷了路，純粹意識被破碎為雞零狗碎的私心雜念。全部的修養功夫就是“去蔽”，減去這些後天加在人心上的“欲障”“理障”。
“吾性自足”方法論的意義是：自我是生成自我的力量；或者這樣說，每個人的“性”都是可以通“天”的（孟子說人人皆可成堯舜。王艮說滿街都是聖人，都是從性上說的，聖人才力高貢獻大，所以“分量”重，平凡中的偉大人物的“成色”卻與聖人同）。性與萬物不是“形”通，而是“性”通。若不堅信這一點，便找不到真理、討不得真心，單憑愜意或不愜意的感覺生活著，那隻能找到合不合己意的理，找不到真理。
人作為精神實體，有相同、相通的知覺性。人性共同也好、人心相通也好，都是因為這個知覺性相同、相通。陽明把它叫作“心體”（他現在還不敢說這個心體“無善無惡”）。所謂的知行合一的功夫就是從此心體出發，這就是誠意。沒有永恒、現成的“知”；就是有那種知，你不用行動去體現它，它對你也不存在。真知在能夠做到它的人的心中。他說過去“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是批評朱子在對象上求理的思想方法。朱子的理路是壓縮自我、抬高“上帝”，舍去“行”去找那個比人偉大得多的“知”。陽明認為那樣根本就找不到“知”，反而會永遠處於“半個人”的狀態。譬如於父身上求孝的理，若父死了，就不講孝了？
知行合一標準的哲學表達式，就是“存在就是行動”；隻有通過行動，人才能成為自己；人隻有通過自己選擇的行動、生活來創造完成自己。這比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多出了“行”的維度，不隻是“知道那個事實”，還“知道怎麽做”。可以用下棋來輔助理解：不但知道下棋的規則，還能下出技巧、下出水平。也不同於膚淺的“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觀念”的唯我論、觀念論，毋寧說王陽明最恨這兩樣，因為前者傻、後者假。他要建立的是一種類似宗教覺悟的實踐性、生成性極強的“行為理論”。
知行合一，強調的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生生不息的每時每刻都把握“當下此際”的意術，永遠不會有固定的結論。他後來說：“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而且自家吃飯自家飽，父不能替子，師不能代徒，必須親身修煉。意術是種思維和意誌裏都有的“質的直觀”（胡塞爾，可以進行本質還原的直觀）。
陽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就是要用誠意這種根本知覺性去統一知情意。真正的“我心”就是這個統一的知覺性。所有的學問道德都起步於這種根本知覺性以及這種知覺性所形成的根本情緒。誠意誠到虛靈不昧的時候，良知就成了本知，良能就成了本能。盡管本來如此，但是人們的私意隔斷了這個本來如此，不得不在實處做功夫來“複性”。格物致知也好、知行合一也好，都是為了完成這種複性訓練：良知成為本知，良能成為本能。
陽明認為，朱子學隻能尋找到間接知識、間接經驗，而這是沒有積極意義的，更不會有終極意義。在人處於深淵絕境時（譬如他初到龍場時）與人情事變中，對人毫無用處。所謂“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是大方向錯了，南轅北轍，功夫越深錯誤越重，像他當年格竹子似的。隻有建立起誠意這種根本知覺性，直接培養這“良田”才有意義，才能在有生之涯“成聖”。否則都隻是錯用功夫。
1551年，即陽明離開龍場四十八年後，陽明的學生趙錦以巡按貴州的禦使身份在龍崗書院的北邊造了一座比當年書院堂皇得多的“陽明祠”。一彪王學弟子、當朝大員，一起共舉祠祀。後成名儒的羅洪先的那篇《祠碑記》是難得的大文章，精辟地闡明了王學得於患難的“道理”：“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先生於“屈伸剝複之際”，“情迫於中，忘之有而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
羅氏接著說：今日之言良知者，都說“固有固有”，卻絕不做這種置於死地而後生的致知功夫。這叫什麽呢？叫良知固有，而功夫並不固有。沒有功夫，現成的良知會沉沉地死睡著，像寶藏睡在地下，不開發出來，對你還是不存在。怎樣去開發呢？隻有不欺心地去做知行合一的實功夫。如果不用這種實功夫，再回到以學解道的道兒上（如本書），陽明建立起誠意正心的心學，還會變成可以口說心違的偽道學。
光緒三十年日本侍講文學博士三島毅造訪陽明小洞天，這樣概括陽明的這個臥龍崗：
憶昔陽明講學堂，
震天動地活機藏。
龍崗山上一輪月，
仰見良知千古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