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宋明書院是世界文明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頁。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動情地指出：“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朱）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益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東林書院名垂青史。但東林的宗旨一是矯挽王學之末流，一是抨擊政治現狀。而陽明在滁州開始廣招天下士時，東林書院剛剛擗劃，陽明還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東林書院記》，正好填補了鮮有人道及的這一段東林曆史。人們都從宋朝的楊龜山一下子跳到明萬曆的顧憲成兄弟。據陽明此文說：楊龜山死後，其地化為僧區，淪為佛、老及講授訓詁辭章的地方，長達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間，邵泉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進士，詩人）“收複”這片寶地，在此聚徒講學，他當時還是個舉人，後來中進士走了，這片地又荒了，歸了無錫的一個姓華的人，這個人是邵的學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回到這裏，華氏主動讓出來給老師辦書院。這個地方在無錫百瀆，東望梅村二十裏，周初泰伯退讓王位曾躲避於此。王陽明除了讚揚邵從佛門奪回這片地盤，以上接楊龜山的儒脈，就是讚揚華氏有泰伯遺風——這些都是抵擋佛風和辭章講誦之習的法寶。
現在，盡管他還沒有打出書院的名號，但已有了書院之實。在京城與山陰都還是小範圍的講論。現在他身邊聚集了上百名學生，與貴州的龍崗書院、文明書院情況已大不相同。他的氣質、秉性決定了他的教學風格是一以貫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摳經義，也不像朱子那樣用注解經書的方式，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質教育，領著學生白天去遊琅琊山、去玩釀泉之水。月夕則與學生環龍潭而坐，百十人“歌聲振山穀”。（《年譜》）
琅琊山，離滁州古城五裏。東晉元帝司馬睿當琅琊王時曾避地此山，故名。歐陽修《醉翁亭記》開頭即是：“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裏，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兩山之間者，釀泉也。”
據陽明的學生回憶，他“點化同誌，多得之登遊山水之間”。每逢月夜，就與學生牽臂上山，環龍潭而坐，徹夜歡歌，飲酒賦詩，聲振山穀間。陽明的教法是詩化、審美式的，注重改變性情，改變氣質，而不注重傳授什麽書本知識，所以能如此隨地指點，想起什麽說什麽。
“隨才成就”是他的基本教育方針。他認為每個人也應該選擇自己性相近的專業去努力才有可能成才。如夔選擇音樂、稷選擇種植，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所謂成就，也就是要他的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了純乎天理的地步，就幹啥都一樣了（“不器”），使夔和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聖人說的“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也是“不器”。但是必須心體正才能如此。這樣解釋使“君子不器”變成了可以成為任何“器”。
薛侃拔除花中間的草時說：“天地之間為什麽善難培育，惡難除去？”
王說：“未培未去爾。”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像你這樣看善惡，是從軀殼（以自己的身體為中心的自我中心）起念，肯定是誤解。”
薛侃不理解。王說：“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果要用草，便以草為善了。此等善惡，都是因你的好惡而生，所以是錯誤的。”
薛侃是善於深思的，他追問：“那就沒有善惡了？萬物都是無善無惡的了？”
王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這就是所謂的至善。”
薛問：“這與佛教的無善無惡有什麽差別？”
王說：“佛一意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的無善無惡，是要求人不動於氣，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惡。”
薛說：“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掉了？”
王說：“你這便是佛、老的意見了。草若有礙，何妨去掉！”
薛說：“這樣便又是作好作惡了。”
王說：“不作好惡，不是全無好惡，像那些無知無覺的人似的。所說的‘不作’，隻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好惡一般。”
薛問：“去草，怎麽做就一循於理，不著意思了？”
王答：“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爾沒拔，也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心體便有拖累負擔，便有許多動氣處。”
薛問：“按您這麽說，善惡全不在物了？”
王答：“隻在你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
薛說：“說到底物無善惡。”
王說：“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就是不知道這個道理，才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看錯了，終日馳求於外，終身糊塗。”
薛問：“那又怎樣理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呢？”
王答：“這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惡。”
薛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難道沒有著個人意思？”
王說：“那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隻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也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才是心之本體。”
另一個學生問：“您說‘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為什麽又是軀殼起念呢？”
王有些不耐煩了：“這須你自己去體會。你要去除草，是什麽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是什麽心？”
這時，周圍已經攏來許多學生，王對他們說：“若見得大道，橫說豎說都能說通。若此處通，彼處不通，隻是未見得大道。”
他這種思想後來被高度提煉為“天泉證道”之四句教，核心便是“無善無惡性之體”。尤其經泰州學派的鼓**而風靡天下，亦生流弊。東林黨、還有心學內部的劉宗周都起而力矯其弊。劉宗周說：“天泉證道，龍溪之累陽明多矣。”東林黨是使王學產生深遠影響的功臣，黨魁顧憲成有一段總結性的言論，說得也很俏皮：
夫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去惡去其本無。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庵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才拈功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複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惡，使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日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為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有之語，主功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與李孟白》
顧憲成認為陽明太偏佛了。他說佛學三藏十二部一言蔽之，就是這個“無善無惡”。嗚呼，陽明生怕因藥發病，卻未能逃出此劫。顧憲成認為無善無惡之語壞天下教法，辯難不遺餘力。有的人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亦陳舊。陽明是想預支永恒正確，卻很快成了箭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