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仆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變而來。太仆,古代掌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仆寺,是從三品的衙門,地點在滁州。洪武三十年,為加大軍備力度,在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設立行太仆寺。主要職責是給國家養馬。要說重要,它決定戰爭勝負,要說不重要,則是死了也沒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與北邊遊牧民族作戰時,馬是首要軍需品。楊一清就是從督陝西馬政走向輝煌的閣臣生涯的。但王陽明不走這一經,他來滁州當太仆寺少卿,活活是孫悟空到天宮當個弼馬溫——正可引用《西遊記》第四回回目來比況:“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而那孫猴子還是個禦馬監的正堂管事呢,而王這個“少卿”是副職——他不敢說“君恩知我才堪此”之類的牢騷話,更沒想到要像孫悟空那樣“反了出去”。他受儒家的影響太深了,深到了“良知”——靈魂深處,變成了“良能”。

歐陽修一篇《醉翁亭記》使滁州風光永駐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繼歐陽者其微陽明乎?

陽明當廬陵尹時,未見對廬陵人歐陽修作什麽評價,可能是語不涉道,無人記述。現在同來滁州當醉翁,亦不見對這位大人物的評騭,講究“常快樂是真功夫”的陽明怎麽就不呼應先輩的“樂其樂”呢?——在陽明眼裏,歐陽太守的雅趣可能隻是標準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盡管陽明也好山水之樂,但他之“樂其樂”不是消融於自然之中的滔滔淺樂,而是體證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樂。

督馬政沒有多少日常事務。自然要想當好,為國家養、拔出批量的千裏馬,那也有一套製度管理上的大學問,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黃花瘦。諸如給馬屁股上蓋官印,與養馬戶切磋飼養方法,改革官民混養的弊端,為那些護國大將軍們挑選千裏馬,好讓他們去騎馬定乾坤。他沒有對養馬起了“意”。

他讚賞一句禪宗語錄:“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他認為這是合內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測:若留戀美景是逐物,是在養育“放心”——不是放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於他不肯在馬屁股上效忠君國,實在是因為他對這份工作有情緒,詩裏留下了雪泥鴻爪:

鳳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崗。

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

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

遺音滿空穀,隨風遞悠揚。

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

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複何事,吾道歸滄浪。

這是他的《滁州詩三十六首》之第一《梧桐江用韻》。他還在政治的邊緣,生命意誌和能量尚未投射出來,壓抑得很,心苦音悲。既然修自得法門,就得反對任何“外慕”的行為和傾向。這首詩的真正重點卻是最後兩聯:我即使是顏回——就算是顏回也沒有忘世,孔子還周遊列國想方設法地出來行道呢!但是我道難行,隻有當滄浪濯纓的隱士了——這又顯然是不甘心如此的反話。

他到達滁州是農曆十月,雖進入冬季,但那種偏北的南方還正是好季節,他從山陰領來不少學生,又來了不少新同學。而且天高皇帝遠,正是吃官糧講私學的好時節。再說滁州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麵環山,但依然有“往來不絕”的遊人,在歐陽修時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陽明在京師講學如甘泉說已然“有聲”,滁州比山陰“辦學”條件要好多了。總而言之:“從遊之眾自滁始。”據《年譜》記載達數百人。

今天,人們給孔夫子安有七八個“家”的頭銜,都源於他開門辦學這個基業。中國儒學的真命脈是士子儒學而非官方儒學,書院則是他們的根據地,古代書院教育一直是中國文化重要的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