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去不成，便約黃綰來山陰相會。但等到五月，黃還是沒來。古人交通通信自是不便，但也有在橋下死等、水來不走、抱樹而死的信義漢。黃顯然已不是“古人”。
黃綰不來，陽明很沒情緒，盡管身邊也有幾個資質不錯的學生，但都不足以討論精微的問題，王說因為他們“習氣已深”，不能撩撥我進入忘我之境，難得有什麽大發明。
他熱愛山川形勝，認為它們比人還有靈氣，便領著幾個學生後輩，就近而逍遙遊。
先到了上虞。上虞在錢塘江口，相傳是虞舜後代的封地，名虞賓。上虞與餘姚相鄰，曹娥江縱貫全境。東山有晉太傅謝安等待再起的歸隱處——“東山再起”的那個東山。烏石山有東漢大哲學家王充的墓。他對王充不感興趣，對謝安則還曾提起。這次從上虞到四明山觀白水後，有詩：
野性從來山水僻，直躬更覺世道難。
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我想在這裏隱居，別把我當成想東山再起的謝安——看來仕途不得誌的苦悶對他還“存在”著影響。到閑曹去當散官，也沒什麽嚴格要求，他也不想表現積極，就在老家這麽逍遙著。
四明山古稱勾餘山，係仙霞嶺分支，連接著餘姚和上虞，是曹娥江與甬江的分水嶺。相傳山中有石室，中間三石分四罅，通日月星辰之光，好像樓有窗戶，故曰四明，山以此名，主峰又叫四窗岩。是浙東丘陵中的高山了，與會稽山一樣高，比陽明老家餘姚的那個龍泉山高將近十倍。很值得陽明遠足一趟。他自己也說早想來，但十年了才完成這個心願。
《四明觀白水二首》披露了他與現實還是難以和諧的悲音，“擇幽雖得所，避時時尚難”。也有著急的意思：“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
這次歸越詩僅僅留有五首。可能是學長文退、道長情消，再已無須靠山川啟迪道心了，也沒有那麽多的文人情趣與感慨要抒發了——那些青春期症狀已被他冶煉殆盡，再說這些時，他反對“玩”辭章，不肯將“精神日漸泄漏在詩文上”了。他更傾注心力的是論道。
毛澤東用打掃衛生比方思想改造：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王陽明更徹底：“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眾惡相引而來。”
徐愛現在已經是很好的“助教”了，他跟其他同學說：“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指朱子），如以鏡照物，隻在照上用功，不知鏡子尚昏，怎麽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未嚐廢照。”樸實親切地闡明了老師比朱大師高明的地方。
王對那幫學生說：“你們近來很少提問，為什麽？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以為隻要這麽做下去就可以了。其實，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就能體驗到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至精至白無一毫雜質方可。若不用克己功夫，終日隻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呈現，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才漸漸能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於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隻管愁不能盡知那些外在的學問。隻管閑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再愁不能盡知，也不遲。”
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然是私欲。如閑思雜慮，為什麽也算私欲？”
王答：“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你心中，絕無做強盜的思慮，為什麽？因為你心中原無這種念頭。你若幹貨色名利等心都像不做強盜的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隻是心之本體，看有什麽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心靈修的關鍵就是訓練這個一念發動的“意”。問題是怎樣做到“光光隻是個心本體”？去消滅名利思想也得去思想啊。閑思慮固然是私欲，消滅閑思慮的思慮就不是私欲了，就是廓然大公了？這就變成了一個思慮什麽的問題了。
有個學生言語混亂，王說他“言語無序，足見你心之不存。”
問格物。王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
王說：“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功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
問：“《大學》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隻是一個‘明明德’。”
答：“隻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這也是他與老、佛二氏之學的根本區別——區別不在修養的方法上，而在目的、致用、終極價值取向上。他的觀點是：修養方法的確是應該因人而異，但必須歸到“為人民服務”這個目標上來，否則就是背叛了聖道。
有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的。他並不回避，很內行地回答：“隻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他對二氏之學的態度是標準的“通權達變”。他說“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隻有毫厘之間”，方法上同樣是“簡易廣大”的。孔孟都說不能通權達變不算真儒。一個學生問：“孟子說‘執中無權猶執一’，怎麽理解。”因為執一就是偏執，是落了“邊見”，就是處在誤解的狀態中，所以，愛智的聖人特別反對執一。王說：“中隻是天理，隻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製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而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紕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中”是很難做到也很難描述的，他卻跟學生親切地說：“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才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這個不過亦無不及的中，是陽明意術的精髓，未發時的“中”是良知，發而中節的中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的恰好。為了確立這個中才堅持無善無惡是心本體。
世人都容易以為心學家是狂放的，事實上並不一律，王說：“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這種收斂和發散的關係後來被最後一個心學大師總結為“歙辟成變”的宇宙法則。
一天，他與學生們正好在池塘和一口井旁邊講論，他指著池塘和井說：“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他問坐在旁邊的學友：“近來功夫怎樣？”那個人描繪了一番虛明狀態。王說：“此是說光景。”
他問另一個，這個敘述一番今昔異同。王說：“此是說效驗。”
兩個人本來都挺有體會的，滿以為會得到老師稱讚，老師卻說他們沒入門，在門外講故事，感到很茫然，便向先生“請是”。
王說：“吾輩今日用功，隻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功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隻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功夫。”
這似乎是個文學感覺與道德境界的差別。講光景與說效驗是外在的，跡近說評書，真正的道德體驗、義理感悟是“忘我”的。
薛侃本是在重複老師的話：“持誌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卻也得到糾正，王說：“初學功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功夫，方有著落。若隻死守著，恐於功夫上又發病。”
因藥發病，現在叫藥源性疾病，在思想史上叫“規範異化”。
薛侃常愛後悔，王說：“悔悟是祛病的藥，然以改之為貴。若滯留於中，則又因藥發病。”王針對薛說：“為學大病在好名。”
薛說，先前以為這個好名的毛病已經輕了，現在深入審視，才知道並沒有，就是太以別人的看法為重了。隻要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就是這種病又發作了吧？
王說：“很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一學生說：“己私難克，奈何？”
王說：“將你的私拿來，替你克。”（以上均見《傳習錄》上）這顯然是禪宗“將心來，替你安心”的翻版。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所謂成己就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努力過程。這樣才能悔而知改，實地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