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大一附院,檢查結果和建議與商洛那家醫院是一樣的。

醫生說:“手術如果失敗,就是癱瘓,如果不做,半年內也會癱瘓。你的情況我們是第一次碰見,椎神經已經被壓迫了五分之四,換成別人早就臥床不起了,你竟然還能走路。”

我突然無比沉重、沮喪,所有僥幸的幻想都破滅了。

我不是一個容易沮喪的人,礦山爆破十六年,見慣了血腥,目睹了多少生死。前一刻還在一起說說笑笑,後一刻就被垮塌的巨石砸得稀爛;夜裏還在一塊兒打麻將,早晨隻剩下空空的被褥。我見過的不幸太多了,從來沒有沮喪過。

我突然發現,所謂的堅強,不過是真正的不幸沒有降臨在自己頭上。

我的沉重與沮喪還有另一層原因,去塔吉克斯坦的計劃泡湯了。這是一個重要的計劃,幹滿三年,掙九十萬元。如果實現了,後半生就可以與礦山生活徹底告別了。天不遂人願,再有三天就可以拿到手的護照,也就成了一張無用的廢紙。

我又問了一句:“如果手術失敗了,雙手還能動嗎?”我最後的希望是,如果雙手能動,我還可以敲字換一口飯吃。

我的主治大夫姓楊,他是全國頸椎病方麵的權威。此刻,他帶的三位研究生圍在身邊看我的核磁片子,其中有一位姑娘是印度人,眼睛很大。

“不能,如果失敗了,頸椎以下就沒有知覺了。”他說得很肯定,“風險很大,手術中很可能傷到那僅存的五分之一的好神經。但成功率還有百分之五十。”

我說:“做吧。”

在病**,我整整躺了七天。手術的病人太多了,得等待。

同病房有四個人,其餘三人分別來自山東、內蒙古和本省的銅川。山東的大爺八十五歲了,頭發還不太白,他和我一樣,頸椎手術,不過不是等待,他已經做完了,在恢複中,再有幾天就可以出院了。他喜歡抽煙,躲在廁所裏偷偷抽,被嗆得一陣陣咳嗽,一咳傷口就疼得他忍不住叫一聲。陪護的孫女一陣訓斥。

銅川的患者很年輕,一個洗煤廠的老板。開車被撞了,斷了胳膊。他的老婆是一位美人,美人每天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臉上,似乎臉比老公還重要。

鄰床的內蒙古人椎管裏長了腫瘤。手術摘除了,惡性的。滴注的**用一個黑色外套套著,防止見光。我知道那是化療藥物,隻有他不知道。醫生對他愛人說,最多能堅持兩年。這話我愛人碰巧聽見了。喜歡吃羊肉的內蒙古漢子,每天隻能吃到一碗羊肉燴麵,所以脾氣很不好。

除了等待的茫然、無助、煩躁,最棘手的是新農合的報銷問題。負責床位的護士告訴我們,整個費用需要十萬元,如果你們有縣級醫院出具的轉院手續,就是轉診單,可以按照縣內醫療比例報銷費用,可報百分之五十,如果沒有,就得自己承擔百分之八十的費用,差不多是完全自費。

我沒有經曆縣醫院,我想到了第一次做檢查的醫院。正好,我朋友遠洲的朋友是那家醫院的副院長。遠洲信誓旦旦地保證,這事由他來辦。

連日來,他一直守在病房,這是我在西安城裏唯一認識的人。他是一位作家,出過幾本書。

愛人帶著第一次的片子去找那位副院長,片子上打著一行醫院的水印。兩天後,愛人回來了。她說她在副院長辦公室門口等了兩天見了三次,結果是一樣的,醫院要創收,誰也不能把病人轉出去。遠洲再打電話,副院長也不接了。

我發現,這個世界,我還有太多的事不懂。在不幸麵前,誰都是渺小的。人的不幸,有一部分來自人的同類。

遠洲動用了所有的力量,最後動用了他的家人,他家人的同學在縣醫院某部當主任。結果,一切順利。這意味著,手術下來,可以節省四萬元錢。

每天在走廊上散步,進進出出的都是匆忙的人影,有多少病人,就有多少陪護的家人,陪護的人比病人還要焦灼、沉重、痛苦。隻有在疾病和痛苦麵前,人才是平等的,沒有尊卑高低。

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而真正的抉擇才開始。在醫生辦公室,一頁頁協議擺在麵前,上麵有填不完的選項。醫生指出了我們必填的部分,我數了數,有三十個空項。大部分內容已經沒什麽可猶豫的了,但在選擇材料一欄,我躊躇了許久,國產件一萬一千元,進口件三萬八千元。這是一款用於固定椎體的小小金屬部件,它們的價格區別竟如此之大,並且協議標示,進口件不在新農合報銷範圍。

醫生說:“能用進口的就選擇進口的吧,你還年輕。有身體就還有機會。”我感覺到他的話是真誠的。

愛人說:“用最放心的,開了大半輩子礦,也就這麽一點點用到自己身上。”

我突然無限感慨,它們或許是經過我的爆破而見天日的某塊礦石,被運送到大西洋彼岸,變成醫療用品,再渡重洋,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它們不會說話,但我們早已認識。它們以這樣的方式,作為對一個開采者的“報償”。這是一個多麽荒誕的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