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你要多下幾次煤礦，才能明白周圍的工作流程是怎樣的。這主要是因為，單單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就已經很不容易，讓你難以注意任何其他的事情。某種意義上，這甚至令人失望，或者至少和你預想的不一樣。你們進入籠車——這是個鋼打的箱子，和電話亭一樣寬，有它兩三倍長，裏麵能裝十個人，但他們擠成了沙丁魚罐頭，高個子的人都沒法站直——鋼門在你麵前砰地關上，有人在上麵操作升降機把你們放下坑道。通常，你肚子裏會出現一陣短暫的不安，車廂裏會出現僨張的感覺，但沒有多少運動的感覺，一直到你們靠近地底，這時籠車陡然慢下來，你敢賭咒它肯定又往上走了。籠車在半路上大概能達到一小時六十英裏，在某些較深的礦井甚至更快。當到達底部爬出來時，你或許已經在地下三四百米了。這就是說，你頭上有一座不小的山，好幾百米堅硬的岩石、絕跡動物的骨殖、底層土、打火石、植物的根須、青草和吃草的牛群——所有這些全都懸在你的頭頂，僅僅靠和你小腿一般粗的木樁子撐著。但由於籠車帶你下降的速度很快，也由於你是在完全的黑暗中穿行，你幾乎不覺得自己所處的位置會比皮卡迪利地鐵站深多少。
另一方麵，在地下穿行的水平距離之遠卻令人吃驚。在我下礦之前，我模糊地想象過，礦工走出籠車，在幾碼外的一片煤壁上就幹了起來。我沒有意識到，可能光是開工之前，他就得沿著甬道爬行從倫敦大橋到牛津廣場這麽長的距離。當然，一開始，礦井是打到煤層附近的；但隨著煤層的開采和新的煤層出現，工作地點就離礦井底越來越遠。如果從井底到煤壁有一英裏，大約也就是個平均距離；三英裏也不足為奇；據說有幾個煤礦長達五英裏。但這些距離和地上的距離毫無可比性。因為不管一英裏或三英裏，整段路上除了主道以外沒有一點兒能站直的地方，甚至主道上也沒有多少。
需要走幾百米之後，你才會注意到這是什麽效果。你微微彎腰，動身向裏走去，巷道燈光幽暗，寬度八到十英尺，高度約五英尺，牆壁由大塊的頁岩築成，就像德比郡的石牆。每隔一兩碼，就有一根木樁架著橫梁和大梁；有些大梁彎成了奇怪的弧線，你必須蹲著身子從下麵通過。通常腳下的路不好走——積著厚厚的灰塵或者參差不齊的頁岩碎塊，有些積水的礦裏跟農家院一樣髒。還有運煤缸的軌道，就像枕木相隔一兩英尺的微縮鐵道，走在上麵很累人。所有東西都沾著頁岩塵埃而呈灰色，似乎所有煤礦都有一種沾滿灰塵的火藥味。你看到了完全不明作用的神秘機器、穿在鐵絲上掛在一起的大堆工具，有時還有老鼠從燈光下竄走。這都是司空見慣的，尤其是在有或者有過馬的礦裏。它們最初是怎麽進到那裏的很有意思，可能是從礦井裏掉下來的——據說老鼠不管從多高的地方掉下來都能毫發無損，因為它的表麵積和體重比非常大。你緊貼牆壁，給一排排運煤缸讓路。地表上運動著一條永不停歇的鋼纜，在它的牽引下，運煤缸搖搖晃晃地慢慢滑向礦井。你爬過麻布簾子和厚厚的木門，門開著時，會湧入陣陣烈風。這些門是通風係統的重要部分。通過電扇，汙濁的空氣從一邊通風井排出，新鮮空氣就自行從另一邊通風井進入。但如果隻是任空氣自然流通，它就會走捷徑，深處工地就換不了氣，所以要把所有捷徑隔開。
一開始，彎腰走路像是好玩的玩笑，但這個玩笑很快就讓人笑不出了。我個子格外高，本就吃虧，但當屋頂低至四英尺以下時，對除侏儒或小孩以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成了問題。你不僅要彎腰，還要一直仰著腦袋看著橫梁、大梁，在它們出現時進行躲避。因此，你的脖子會持續抽筋，但與你膝蓋和大腿上的痛苦比起來，這不算什麽。半英裏之後，這就成了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我並沒有誇大其詞。你開始懷疑你究竟能不能走到盡頭——還有，你到底要怎麽回去。你的步子越走越慢。你來到一段幾百碼長、空間極低的路段，不得不蹲身前進。然後，巷頂突然開闊起來，高得不可思議——很可能是從前岩石掉落的地方——整整二十碼，你都可以直直站立了。輕鬆之感令人喜不自禁。但這之後又是一段一百碼長的低空路段，然後是一連串的橫梁，需要你從下麵爬過去。你四腳著地，在蹲了半天後就連這樣也算是一種放鬆。但當你爬到橫梁盡頭，試圖重新站起來時，你發現你的膝蓋已經暫時罷工了，拒絕把你舉起來。你丟臉地叫大家停下，說你想休息一兩分鍾。你的向導（一位礦工）同情你。他知道你的肌肉和他的肌肉不同。“隻剩四百碼了。”他鼓勵地說。你覺得他幹脆說還剩四百英裏好了。但最終你還是想辦法爬到了煤壁。你走了一英裏，花了快一個鍾頭，而礦工隻要二十多分鍾就可以。到了那裏，你不得不癱在煤塵裏，恢複體力，幾分鍾後才能稍稍轉動腦筋觀察工作進展。
回來比去時還要糟糕，不僅是因為你已經筋疲力盡，更是因為回礦井的路略呈上坡。你以烏龜的速度穿過低處，而且現在當你的膝蓋罷工的時候，你毫不羞愧地叫停。就連你拿的那盞燈也讓你惡心起來，很可能踉蹌時失手丟了它，這樣一來，戴維安全燈就會熄滅。蹲身躲避橫梁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你有時會忘記蹲身躲避。你嚐試像礦工們那樣低頭走路，然後就撞到了背。就連礦工也常常撞到背。這就是為什麽在很熱的礦裏，需要半裸而行時，大部分礦工有了所謂的“背上的扣子”——就是每段椎骨上都結著一塊永久的痂。木屐下麵是中空的，遇下坡軌道時，礦工們有時會把木屐扣到推車軌道上滑下去。有些礦裏，“走礦”太艱苦，所有的礦工都會拄一根兩英尺半長的棍子，並把把手下方掏空。在正常地方，你手抓著棍子頂部；在低空地方，你就把手滑進下麵的空洞裏。這些棍子大有幫助，而木製的安全帽——一項相對較晚的發明——更是上帝的恩典。這安全帽看起來像法國或意大利的鋼盔，但是用木髓做成，質量很輕而強度很高，就算你腦袋上狠狠挨上一拳，也不會有任何感覺。或許隻在地下待了三小時，走了兩英裏，等終於回到地麵時，你卻比在地上走了二十五英裏還要累。之後一周，你的大腿都無比僵硬，連下樓都成了艱難的壯舉，你不得不用一種特殊的姿勢——側著身體，腿不打彎兒地下去。你的礦工朋友們注意到你走路僵硬的樣子，為此取笑你。（“下礦怎麽樣啊，啊？”等等）然而即使是礦工，長時間沒有工作——比如生病了——再回到井下，頭幾天也會難受不已。
看起來我像是在誇大其詞，盡管但凡下過老式礦井（英國的礦井大多是老式的），真的走到煤壁那麽遠的人不太可能這麽說。但我想強調的是：這樣爬來爬去是多麽可怕，對任何普通人來說本身就是勞累的工作，然而這還根本不算礦工一天的工作，這隻是一個附加物，就像城裏人每天坐地鐵一樣。礦工每天都要往返一次，這中間還有七個半小時的殘酷工作。我從來沒有走到過一英裏外的煤壁，而去煤壁經常要走三英裏，這是除了礦工以外，我和大部分人根本到不了的。人們總是容易忽略這種問題。當你想到煤礦時，想到的是幽深、燥熱、黑暗、在煤壁前挖掘的漆黑人影，你不見得會想到來回爬過的那幾英裏路。還有時間的問題。礦工一個班上七個半小時，聽起來並不太長，但你得加上每天至少一小時的“走礦”時間，經常是兩小時，甚至三小時。當然，“走礦”嚴格來說不算工作，工人們不會為此獲得報酬，但這和工作沒有兩樣。人們容易說礦工們不在乎這個。肯定的，這對他們來說和對你我來說不一樣。他們從小就在幹這個，他們鍛煉出了恰當的肌肉，他們可以以驚人的、相當可怕的靈巧在地下來回穿梭。在我隻能蹣跚而行的地方，礦工可以低頭奔跑，大步流星地穿過。在工作現場，你看到他們四腳著地，繞過根根坑柱，簡直像狗一樣。但若以為他們樂此不疲那就大錯特錯了。我跟幾十個礦工談過此事，他們全都承認，“走礦”是個苦差事。不管什麽時候，你聽到他們自己人討論礦井時，“走礦”總是熱門話題。人們總說，下班比上班走得快，然而礦工們全都說，在一天的辛苦勞作之後，下班尤其令人討厭。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他們也擔當得起，但這肯定是個苦工。也許，這可以比喻成你每天工作前後都要爬一座小山。
下過兩三個礦井後，你就開始對地下的工作流程有所了解了。（順便一提，我得說我對采礦的技術方麵一無所知，我隻是描述我眼之所見的情況。）煤礦蘊藏在巨大岩層間的薄薄礦層中，於是挖煤的過程本質上就像從三色冰淇淋裏挖出中間層一樣。以往，礦工們都是用鋤頭和鐵棍直接砍切煤層——這樣效率很低，因為煤未開采時，簡直硬如岩石。現在，這種準備工作交給電動切煤機了，大體上來說，它就是一把無比堅硬的強力帶鋸，水平而非豎直地運行，有著幾英寸長、半英寸或一英寸粗的尖牙。它可以自己來回運動，操作員可以使它這樣或那樣旋轉。同時，它會發出我所聽過的最可怕的噪音，粉塵飛揚，讓人連兩三英尺外的地方都無法看清，也幾乎無法呼吸。這台機器沿著煤壁運動，切入煤基，往裏把五英尺或五英尺半的深處都掏鬆，有了這個過程之後再在已經掏過的地方挖煤就相對容易了。但是，在“難搞”的地方，還要用炸藥來鬆動煤層。一個人拿著電鑽——很像整修街道時用的那種電鑽的縮小版——在煤上間隔打孔，塞進火藥，用黏土堵住，如果附近有拐角的話，就繞到拐角後躲著（應該退到二十五碼外），然後用電流觸發爆炸。這不是為了把煤開采出來，隻是使它鬆動。當然，有時爆炸太強，那就不僅會把煤炸出來，而且也會把巷頂炸塌。
爆炸之後，裝車工就可以把煤挖出來，打碎，鏟到傳送帶上。一開始塊頭巨大，可能重達二十噸。傳送帶把煤投入煤缸，煤缸被運到主幹道，架到不停循環的鋼纜上，最後拉入籠車。然後煤缸被吊起來，到地麵後用篩子過一遍進行分揀，如有必要還會清洗。“渣滓”——也就是頁岩——會被盡量用來修築下麵的路。所有不能用的就被運到地麵上倒掉。這就出現了龐大的“渣堆”，如同可怕的灰色大山，成為礦區的特色風景。當挖煤挖到機器切割的深度後，工作麵就又前進了五英尺，於是架起新的坑柱，撐住新露出來的巷頂。在下一輪班，就把傳送帶解體，往前移動五英尺重新組裝。切割、爆破和挖掘這三道工序盡可能安排在三個不同的班次，下午切割，晚上爆破（法律禁止在有其他人在附近工作時進行爆破，但人們並非次次守法），早班裝車，從早上六點持續到下午一點。
即使你目睹了挖煤的過程，很可能也隻是看了一小會兒。要在做了一番計算之後，才會認識到裝車工們到底在做一項怎樣艱巨的任務。正常情況下，每個人要清理一片四五碼寬的空間。切煤機破壞了煤層，深入五英尺，這樣的話，如果每層高三四英尺，每個人挖出、打碎、裝上傳送帶的煤就有七到十二立方碼。這就是說，假設一立方碼煤重二十七英擔，那麽每個人就要以接近一小時兩噸的速度挖煤。我對鋤頭、鏟子的經驗有限，隻能勉強體會這般勞動強度的含義。我在自己的花園裏挖溝，如果下午挖了兩噸土，就覺得該歇歇了。但比起煤來，土壤算鬆的，而且我不必在一千英尺深的地下，忍受著令人窒息的炎熱跪著工作，每呼吸一口就吞入一把煤塵，我也不用在開始之前匍匐前進一英裏。礦工的工作難度之大，對我來說不亞於表演空中飛人，或者在全國越野障礙賽中獲獎。我做不了體力勞動者，求求上帝，也永遠別讓我做，但有些體力勞動，非幹不可的話我也能幹。我可以做個勉勉強強的掃地工，或者效率低下的園丁，甚至末流的農場工人。但無論多麽努力，進行怎樣的訓練，我也成不了礦工，這工作不出幾個星期就能要了我的命。
看著礦工工作，你立刻意識到人們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這地下挖煤之處，是一個另外的世界，人們很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聽說，很可能大部分人甚至寧願不要聽說。然而這絕對是我們地上世界不可或缺的對應物。幾乎我們所做的每件事，從吃個冰淇淋到橫跨大西洋，從烤一條麵包到寫一部小說，都少不了直接或間接地用到煤。維護和平需要煤，爆發戰爭就更需要煤。革命時期礦工必須繼續工作，不然革命就得暫停，因為革命也好、平叛也好都需要煤。不管地麵上發生什麽，切煤、挖煤必須一刻不停地繼續，或者無論如何，頂多能停一星期。希特勒要踢正步，詩人要互相吹捧，圍觀板球的人群要在勞德板球場集合，煤就必須源源不斷。但總體上我們對此渾然不覺，我們都知道我們“必須有煤”，但我們很少或者從來記不起挖煤是怎麽回事。我現在坐在這裏，在舒適的煤火前寫作。現在四月了，但我仍然離不開火。每隔兩個星期，煤車開到門前，煤裝在泛著焦油味兒的結實的麻袋裏，穿著皮短褂的男人把它搬到屋裏來，哐啷哐啷地扔到樓梯下的儲煤間裏。隻有極少的時候，當我特別留意去想象時，才會把這些煤和遙遠煤礦裏的勞工聯係起來。這隻是“煤”——一樣我必須擁有的物品。不知從哪裏神奇地運來的黑乎乎的玩意兒，仿佛神賜之物，隻是你要付錢而已。你大可以開一輛車穿越英格蘭北部，卻一次也想不起你所在的馬路之下的幾百英尺，礦工們正在挖煤。但某種意義上，正是礦工們驅動著你的汽車。下麵那個礦燈照耀的世界對地上這個青天白日的世界而言，就像根係對花朵一樣不可或缺。
不久以前，礦中的條件比現在還要差。有一些尚在人世的高齡婦女，年輕時曾在地下幹過活，腰上套著枷鎖，腿間綁著鐐銬，拽著煤缸四腳著地爬行。她們以前懷孕的時候都接著幹活。即使現在，如果沒有孕婦拽著煤缸爬來爬去就產不出煤，我估計我們也會讓她們去幹，而不會讓我們自己沒有煤。但是當然，大多數時候我們寧願忘記她們做過這樣的事。各式各樣的體力勞動無不如此，它維持著我們的生活，我們卻遺忘了它的存在。或許，礦工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代表體力勞動者這類人，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艱苦得誇張，而且是因為它是如此必不可少，而又如此遠離我們的生活經驗，如此無形無跡，可以說，我們能夠像忘記血管裏的血液一樣忘記它。某種意義上，看到礦工工作甚至是一種恥辱。它讓你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和一般而言的上等人產生了片刻的懷疑。因為你徹底明白了，至少在觀看的時候明白了，正是因為礦工們嘔心瀝血，上等人才能上等得起來。你、我、《泰晤士文增》的編輯、《寫給嬰兒的馬克思主義》的作者以及X同誌——我們所有人相對體麵的生活都是拜地下那些全身漆黑、滿喉煤塵，用鋼鐵般的手臂和腹部肌肉揮動著鐵鍬的可憐苦力所賜。
意想不到的礦區待遇
當礦工從礦井裏爬到地麵時，他們的臉龐是如此蒼白，即使在滿臉的煤塵下也清晰可辨。這都是他們所呼吸的汙濁空氣所致，不久就會消退。對剛到礦區的南方人來說，幾百名礦工換班時從礦井中魚貫而出的場麵怪異且略帶邪氣。那疲憊的臉龐上，所有凹陷都附著著煤塵，帶著一種激烈、狂野的表情。其他時候，當他們臉上幹淨的時候，就和普羅大眾沒有多大區別了。他們走起路來格外昂首挺胸，雙肩後張，這是在地下長期彎腰的一個習慣性反應，但大多數人都身材矮小，被不合身的厚衣服掩蓋了健美的軀體。他們最顯著的特征是鼻子上藍色的傷疤。每個礦工的鼻子和額頭上都有一些藍色的傷疤，並會一直伴隨他們直到死亡。地下空氣中彌漫著煤塵，煤塵會進入每一處傷口，然後皮膚長起來就形成了一個藍色的痕跡，就像紋身一樣，實際上也成了紋身。由於這個原因，有些年紀大的男人額頭上縱橫交錯，就像羅克福爾羊乳幹酪一樣。
礦工們一上地麵，馬上就會拿點水漱口，把最頑固的煤塵從喉嚨和鼻孔裏清出來，然後回家，有人洗澡，有人不洗，全憑各人喜好。據我所見，應該說大部分礦工都喜歡先吃飯後洗澡，我若是他們也會這樣。常常可以看見一個礦工坐著喝茶，一張臉像克裏斯蒂樂團的歌手一樣，除了鮮紅的嘴唇以外全然漆黑，吃著東西就慢慢幹淨了。吃完飯後，他取一大盆水，有條不紊地洗起來，先是雙手，然後是胸、脖子、腋窩，然後是額頭，再是臉和頭皮（頭皮上灰塵沾得最厚），然後他的妻子拿來毛巾，擦洗他的背。他才洗了上半身，很可能肚臍上仍然有煤塵盤踞，但即使如此，也要講些技巧，才能僅用一盆水洗到勉強幹淨的地步。就我自己，我發現下過煤礦後我需要好好洗兩次澡才行。光是清掉眼瞼裏的灰塵就要十分鍾的工夫。
一些較大的設施較好的煤礦，礦口處都有浴室。這是個大大的好處，因為礦工不僅可以每天徹徹底底、舒舒服服甚至奢侈地洗個澡，而且浴室裏有兩個儲物櫃可以讓他分開存放工作服和日常衣物，這樣不到二十分鍾，他就能從原本黑得跟個黑人一樣變成能盛裝參加足球比賽的樣子。但這樣的條件相對隻是少數，因為一段煤礦礦層不會永遠存在，所以不見得值得打一次礦井就建一座浴室。我無法獲得具體的數據，但有礦口浴室的煤礦可能不足三分之一。很可能絕大部分礦工都是一周六天的時間裏腰部以下完全漆黑。他們幾乎不可能在自己家裏徹底地洗個澡。每一滴水都要加熱。而且在一間窄小的客廳裏，除了廚房爐灶和部分家具，還容納了一位妻子、幾個孩子，很可能還有一隻狗，實在沒有空間再安插一間像樣的浴室了。就算用盆也不行，水必然要濺到家具上。中產階級人士喜歡說，礦工們就算有條件也不肯好好洗澡，但這是胡說。凡是礦口有浴室的地方，基本所有人都會使用，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隻有非常年老的人中才殘存這樣的迷信說法，認為洗了腿會“導致腰痛”。另外，在有礦口浴室的地方，也是要礦工自己出部分或全部費用的，這會從礦工福利基金中扣除。有時煤礦公司會捐款，有時基金承擔全部支出。但毫無疑問，即使是當今社會，布賴頓旅館的老太太們還在說，如果你給那些礦工弄個浴室，他們隻會拿來放煤塊。
事實上，眼見著礦工除了工作和睡覺以外的時間如此緊張，他們竟還洗澡洗得那麽勤，實在出人意料。你要是以為礦工一天的工作時長隻有七個半小時，那就大錯特錯了。七個半小時是實際幹活的時間，但是，正如我已經解釋過的，還必須要加上“走礦”所花的時間，基本不少於一小時，往往是三小時。此外，大部分礦工還要花大量時間往返礦井。整個工業區住房都十分緊缺，隻有在小型礦村，村子環聚礦井周圍，才能保證大家都住在工作地點附近。在我待過的大型采礦城鎮，幾乎所有人都要乘公交車上班，正常情況下每周的車費是半克朗。和我同住的一個礦工上早班，也就是從早上六點到下午一點半。他三點四十五就要起床，下午三點過後才能回家。在我住的另一戶人家裏，一個十五歲的男孩上晚班。他晚上九點去上班，早上八點才回來，吃早餐，然後馬上上床睡覺，一直到晚上六點，所以他每天的閑暇時間大約四小時，如果去掉洗衣、吃飯、穿衣等時間，實際上還要少得多。
當礦工從一個班次換到另一個班次時，他們一家人都得進行極為麻煩的調整。如果他上晚班，就在早餐時間到家，上早班就在下午兩三點到家，而上下午班就會在半夜到家。在每種情況中，他都想一回家就能馬上吃上當天最主要的一頓飯。我注意到，W.R.英牧師在他的著作《英格蘭》一書中，指責礦工犯暴食之罪。以我個人的觀察而言，他們的食量小得驚人。與我同住的礦工中，大部分都比我吃得略少些。他們很多人都說，如果事先吃飯吃得太多，就沒法做當天的工作了，而他們隨身攜帶的食物也隻是一點零食，通常是麵包配牛油和冷茶。他們把食物裝在一個名為“扣罐”的扁平錫盒中，掛在腰帶上。礦工晚上回來時，會有妻子等著他，但他早上上早班時，似乎就得自己解決早餐。顯然，認為上早班前見到女人會招厄運的古老迷信還沒有完全消失。據說，以前礦工大早上碰巧見了女人，常常就會轉身返回，那天不工作。
在我來到煤礦地區之前，我也懷有廣泛的錯誤觀念，以為礦工相對而言報酬豐厚。人們聽到那些不準確的消息說，礦工上一個班能拿十或十一先令，於是簡單一乘，就得出結論，每個礦工一周大約能掙三英鎊，或者一年一百五十英鎊。但礦工上一個班拿十或十一先令的說法是非常具有誤導性的。首先，隻有真正的“挖煤工”的收入才能達到這個水平；“計日工”，例如處理巷頂的按天計算工資的工人，收入就低一些，通常是一個班八九先令。其次，在很多煤礦，“挖煤工”的工資是計件的，按挖出來一噸多少錢算，這時，礦工工資就取決於煤的質量。如果機器出了故障或者出了“差錯”——也就是煤層裏混進了一段岩石——就可能讓他一天或者一連兩天的辛苦打水漂。而且不管怎樣，不該認為礦工能一周六天、一年五十二周地工作。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有些日子他會“下崗”。1934年，無論男女老幼，大不列顛所有礦工一個班的平均收入是九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數據來自1935年《煤礦年鑒及煤礦業名錄》）。如果所有人都一直有工作，那就意味著礦工每年的收入略多於一百四十二英鎊，或者接近於每周兩英鎊十五先令。但是，他的真實收入，遠遠低於這個數字，因為九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隻是實際工作班次的平均計算結果，沒有考慮空白天數。
我麵前有1936年初非連續的五個星期的五張工資條，是約克郡一位礦工的。平均下來，它們代表的總體周工資為兩英鎊十五先令兩便士，平均每班接近九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但這是冬天的工資條，這時候幾乎所有的煤礦都在全力運轉。春天來臨，煤礦業隨之衰落，越來越多的人“暫時停工”，其他名義上仍算在職的工人也會每周下崗一兩天。顯而易見，一百五十英鎊，甚至一百四十二英鎊都是對煤礦工人年收入的大大高估。實際上，1934年，整個大不列顛所有礦工的平均總收入隻有一百一十五英鎊十一先令六便士。這個數字在不同地區差別很大，在蘇格蘭高達一百三十三英鎊兩先令八便士，而在達勒姆則略低於一百零五英鎊，或者說一周隻有兩英鎊左右。這些數據來自約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長約瑟夫·瓊斯先生所著的《煤簍》。瓊斯先生補充道：
這些數據涵蓋了少年人和成年人、高收入和低收入等不同層次……所有畸高收入都包含在這些數據中，某些官員和其他高收入者，以及加班獲得的較高報酬也都包括進來。
這些數據，作為平均數據，無法……展現成千上萬成年工人的處境，他們的收入大大低於平均水平，每周僅獲得三十到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斜體為瓊斯先生所加。但請注意，即使這樣微薄的收入也是整體收入。在此之上，對礦工每周的工資還要進行各類扣減。
其中的某些扣減，例如慈善基金和工會費，可以說是礦工本身的責任，其他則是煤礦公司強加其上的，在不同地區數額不同。例如，讓礦工付燈具租賃費（一周六先令，一年下來夠他買幾盞燈了）就是邪惡的騙局，有些地方並不收取。但扣除的總額似乎總是差不多。在約克郡礦工的那五張工資單上，平均每周的總收入為兩英鎊十五先令兩便士；去掉各項扣減後，平均的淨收入隻有兩英鎊十一先令四便士——每周減少了三先令十便士。但是自然，工資單上隻會包括由煤礦公司扣除或通過煤礦公司代繳的那部分扣減；另外再加上工會費，總的扣減就不止四先令。大概可以說，這樣或那樣的扣減從每位成人礦工的周工資中扣除了四先令左右。因此，1934年，整個大不列顛礦工的平均收入為一百一十五英鎊十一先令六便士，實際應該接近一百零五英鎊。對此，多數礦工獲得了某種補助，能夠以優惠價購買自用煤，通常為八九先令一噸。但根據前麵引用的瓊斯先生所說的話，全國總體而言，以貨代款發放的全部補助，平均價值僅有每天四便士。而很多情況下，每天的這四便士也被礦工往返礦井的交通費抵銷了。因此，就煤礦業整體而言，礦工每周可以真正拿回家算作自己的錢的金額不超過也許還略少於兩英鎊。
同時，礦工平均生產多少煤呢？
盡管增長緩慢，但煤礦業平均每名雇員的年產煤量一直在穩步攀升。1914年，每位礦工平均生產二百五十三噸煤，1934年為二百八十噸（《煤簍》《煤礦年鑒及煤礦業名錄》給出的數據略高一些）。這當然是各類工種全部礦工的平均數據，那些真正在工作麵幹活的工人挖出的煤量要遠遠高於這個數字——很可能很多情況下，每人遠超一千噸。但就算拿二百八十噸作為代表數據也值得注意，這是一項多麽巨大的成就。將礦工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比較一番，就可以深刻理解這一點。如果我活到六十歲，大概能寫出三十本小說，足以塞滿兩層中等大小的圖書館書架。同樣的時間裏，一名普通的礦工產出了八千四百噸煤，足以將特拉法爾加廣場鋪上兩英尺厚，或是供應七戶大家庭一百多年的燃料所需。
在我上文提到的五張工資單上，有三張以上蓋了“死亡扣減”字樣的橡皮章。礦工若出現因工死亡，通常其他礦工要派份子給死者遺孀，一般為每人一先令，這個錢由煤礦公司收取，自動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這裏有個重要細節是這個橡皮章。與其他行業相比，礦工的事故率非常之高，傷亡已經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簡直趕得上一場小型戰爭。礦工每年的死亡率達九百分之一，工傷率達六分之一，當然，大多數傷都是皮肉傷，但日積月累會導致徹底殘廢。這意味著，如果礦工的工作年限為四十年，他能逃過工傷的概率為八分之一，直接致死的概率差不多是二十一分之一。沒有哪個行業危險性如此之高，其次危險的就是造船業，水手每年的死亡率略大於一千三百分之一。當然，我所給的數據是針對煤礦工人整體的，對於那些真正在地下工作的工人，受傷的概率會大大增加。和我交談過的每一位老資格礦工，都是要麽親身經曆過十分嚴重的事故，要麽目睹過同伴的死亡。在每一個煤礦之家，他們都會告訴你父親、兄弟、叔伯因工死亡的故事。（“他的屍身散落了七百英尺，要不是他穿著一件嶄新的油布西裝，他們甚至沒法收齊屍體碎片。”等等等等）有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例如，一個礦工向我講述他的一個同伴，一個“計日工”被掉落的岩石活埋了。他們衝向他，把他的頭和肩挖掘出來從而讓他呼吸，他還活著，能跟他們說話。然後他們發現巷頂又在往下掉，於是跑開逃命，“計日工”被第二次活埋。他們又一次衝向他，解放了他的頭和肩，他還活著，能跟他們說話。然後巷頂第三次墜落，這一次他們一連幾小時都沒法把他挖出來，後來，他死了。但跟我說這個故事的礦工並不覺得這有多麽恐怖。（他自己也有一次被活埋過，但他很幸運，把自己的頭夾在**，於是有了一小片可以呼吸的空間）對他來說，整個故事的要義在於，那個“計日工”萬分清楚，他工作的地方並不安全，每天上班都準備著會發生事故。“這對他影響很大，都到了必須親吻妻子之後才去上班的地步。她後來告訴我，他已經二十年沒吻過她了。”